曾国藩听了连连摇头：“民气如此，真是可虑。开战容易，可我们拿什么去开战？”
没能力开战，那自然就要委曲求全，维持和局。接下来办的两件事自然也是冲着和局而来，一件是出安民告示，告诫天津百姓要奉公守法，有不法者一定严惩不贷；另一件是让钱鼎铭以总督府的名义札派几个刑案里手尽快查清挖眼剖心的实情，这是本案的关键。如果挖眼剖心属实，其曲在洋人，交涉时候会容易些；如果挖眼剖心是无稽之谈，则其曲在国人，恐怕要对洋人做出更多的让步。
这时候法国公使罗叔亚来到了天津。他原本在京城向总理衙门施压，但发现京中舆论全是要求开战，总理衙门不敢得罪清议，因此对他提出的要求只是一味拖延。他觉得在京中待下去难有效果，于是便来到天津向曾国藩提交了一件照会。一是要杀地方官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还有记名提督陈国瑞以抵命。二是要求查实行凶的乱民，斩首抵命。三是要求厚葬丰大业，赔偿各国财产损失。
厚葬丰大业，赔偿损失，曾国藩当即答应，但对惩办地方官和陈国瑞，要看地方官有无责任；行凶的乱民自然应当惩治，但百姓为何行凶，也必须查明了才好说。曾国藩特别不明白，陈国瑞只是路过天津，他与教案有何牵连？法国人为什么要把他列入抵命的名单？
“乱民火烧望海楼教堂那天，陈国瑞正好路过天津，他在背后鼓动乱民杀人放火，而且指挥水火会的人架设浮桥，让大批乱民过河去烧教堂。而且陈国瑞那天造谣，说他已经收存了两坛子洋人挖出的眼珠子要交到京城去，天津乱民因此更加疯狂。”罗叔亚解释道。
曾国藩对陈国瑞素无好感，此人好勇斗狠，无信无义，惹是生非，他做出这些事来倒是蛮有可能。偏偏此人得到醇郡王赏识，有醇郡王站在他身后，要杀他根本是异想天开。所以他对罗叔亚道：“我断案需要证据，你们有地方官失职和陈提督鼓动乱民的证据吗？”
罗叔亚当然没有，但他认为教堂被烧、法国人被杀就是最好的证据，他对曾国藩相当不满意，临走时道：“如果不能尽快给我满意的答复，战端一开，后果全由中国来负。”
曾国藩不顾病体虚弱，亲自到教堂去看现场，还亲自审讯人犯。经过十几天的调查，他基本摸清了天津教案的实情，民间关于教堂挖眼剖心的说法基本是捕风捉影。
天津百姓对教堂和传教士产生离奇的传闻确信不疑，曾国藩分析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教堂终年与世隔绝，非入教者不能入内，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和育婴堂都建有地窖，用来隔潮，储存煤炭，但建教堂时都是请的外地工匠，天津百姓都不知道，因此传闻是用来幽闭儿童。二是中国人到教堂治病，往往被留住堂内长时间治病不归，有的被劝入了教外人不知，传言洋人施了摄魂术。三是教堂办的仁慈堂，不仅收留孤儿，就是将死的乞丐、穷民也收留。教堂又有对死人施洗之习，以清水沃其额封其目，是为了死者能升入天堂，天津百姓不明其故，传言洋人把死人洗干净为的是挖眼剖心。四是今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拐人口之事，又恰逢瘟疫流行，教堂中死人太多，又多在夜里掩埋，而且棺材不够用，就一棺二尸或三尸，而且死尸由外向内腐烂，肠肚外露，导致浮言大起。五是洋人教堂经费主要是从洋人国家募集善款，而善款的分配是按抚育孤贫多少来定，为了多得经费，教堂便设法多收孤贫，对送人入教堂者甚至给予报酬，这就导致部分存心不良者迷拐人口送往教堂。
洋人花钱买好事来做，天津百姓不明就里，怀疑洋人收留孤贫是为了挖眼剖心、炼制丹药。民间有这些流言，对洋人自然十分愤恨。又加上丰大业对官员放枪，民众因此怒不可遏，终于爆发这次教案。这些离奇传闻，不但天津有，曾国藩在两江时也常有所闻，以谣言因而对洋人群起而攻之，想来实在可叹。
如今调查清楚，天津教案其曲在国人，办理起来就难得多。要严惩国人，对洋人赔银，必被骂为卖国贼；而不加惩处、不赔偿洋人，要想维持和局，根本不可能。一想至此，曾国藩心绪烦乱，头晕眼花。
就在这个时候，崇厚又来见曾国藩，他一见面就惊慌失措道：“坏了坏了，洋人今天在兵轮上会议，听说要起大波澜，恐怕要联合起兵，进京讨说法。”
“曾大人，洋人非要杀天津府县官员还有陈提督抵命，如果不听洋人的，恐怕真要起战争了。十多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难道还要让洋人把太和殿给烧了不成？那可真就是奇耻大辱。”话锋一转，崇厚接着又道，“耻辱还在其次，如果盗匪蜂起，再出个洪杨大逆，那时候国家陷入混乱，我们这些人都是罪魁！”
“凭什么杀府县官员？”曾国藩反问道，“陈提督是醇郡王的爱将，是你杀还是我杀？”
“那么至少应该把他们交刑部治罪，先稳住法国人，不让他们开衅才是。”崇厚当然没有杀陈国瑞的胆量，“法国人正在说动俄、英等国联手给朝廷施压，大人应当先稳住法国，再悄悄劝说英俄等国别让他们联手，分而治之，事易解决。”
这些措施何需崇厚来说，曾国藩早就做了。但他是温厚大儒，并不说破：“这才是老成谋国之言。我已着人与英俄等国联系，他们损失小，先把他们的要求应下了，不让法国挑拨起来。”
“洋人其实是冤枉的，他们并没有挖眼剖心，天津百姓却以此为由去围堵教堂，其曲实在在我。应当把这些事实告诉天下人，以免那些清流书生一味要打要杀。这样虽然会被人骂卖国，但总比被百姓闹得不可收拾要好得多。我不怕骂，我愿和大人上这个折子。”崇厚又建议道。
“等我梳理清楚了，自然要上奏朝廷。”曾国藩不置可否。
下午，大沽口外舰炮声轰轰，曾国藩让人打探，说是洋人舰队在搞演习，买了中国渔民的木船当靶子，一连击沉了十艘。
俗语说：吃烧饼喝凉水，自己心里有底。就大清目前国力，真没法与洋人开战。一旦开战，粗具规模的洋务大业便只有中道崩殂。他和李鸿章共同创建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还有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崇厚创办的天津制造局，使国家刚看到了点“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希望，如果开战，无论财力还是人力，都疲于应对战事，洋务实业如何能够兼顾？而且这些局厂都在沿海或江边，洋人几条舰过来轰轰几炮，便灰飞烟灭了。因此曾国藩拿定主意，那就是力维和局。
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至积疑生愤，激成大变，必须确查虚实，乃能分别是非曲直，昭示公道。臣国藩抵津后，逐细研讯。教民迷拐人口一节，并无教堂主使之确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臣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唯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帖之虚实剖辨明白。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竞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
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贫民为生，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反而受残酷之谤，故洋人愤愤不平也。
接下来，则是详细报告了调查情形，分析了谣言的起因。这是奏折的主体部分，一条条讲得颇为详细。分析完原因，折子最后写道——
今既查明根原，唯有仰恳皇上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雪洋人之冤，以解士民之惑。
随同奏折，曾国藩还附有一片，要求将天津府县官员革职交部议罪，同时为加强京津防卫，调驻在山东张秋的铭军三千人赴天津，已经调往陕西的郭松林一军移缓就急，调回直隶，并请沿海各省设立兵防。
曾国藩的奏折到了京城，慈禧让军机处先议。军机处三人，一个是宝鋆，一个是沈桂芬，这两个人都唯恭亲王马首是瞻，最知他力维和局的苦心，又都兼着总理衙门的差使，因此两人的主意都是一样：无论如何不能开战。另一个是李鸿藻，河北保定人，他是清流领袖，地位仅次于倭仁，同时也是同治帝师傅，深受西太后信任。他同治四年入军机，专门用他来制衡洋务势力。他既为清流领袖，当然把洋人一概斥为蛮夷，把洋人一切先进技术都视为奇技**巧，自然是一力主张对洋人强硬。
“洋人要是不开枪，哪里会有这场祸事？起因总归是洋人太过蛮横。何况天津府县民声俱佳，凭什么治他们的罪？要治他们何罪？他们既没杀人，也没放火，岂不是欲加之罪？恐怕天津百姓也不答应。”李鸿藻向来佩服曾国藩是正人君子，不忍横加指责，但他竟然专为洋人辩护，因此也十分不满，“国家交往，论势也要论理，不能因为打不过就一味受欺负，那样岂不失去民心，民心一失，国将不国。”
沈桂芬在一边心平气和地劝道：“现在问题是，论势论理，我们都输给洋人。论势，我们没有洋人的坚船巨炮；论理，挖眼剖心纯属谣传，以此为由引起如此大祸，其曲可不是在我吗？”
……
慈禧听着三个人的争论，不断用拇指去揉太阳穴。派曾国藩到天津原是盼着他如果查清了洋人挖眼剖心的事实，据理力争，赔些银子可了事。眼见事情越来越难办，就连曾国藩也为洋人辩护，为洋人喊冤，那么洋人恐怕没那么好打发，处理不好，再激出西狩热河的局面，如何得了？可京中的形势她十分清楚，从言官到百姓，无论了解不了解天津教案的实情开口都是一个字：打！谁敢说句软话，那就被骂作卖国贼。崇厚已经被人骂了好几年了，如果朝廷说句软话，肯定也被国人痛骂，只是他们不敢当面骂出来。不过她心里早有主见：和局必须维护，无论如何不能开战。那么，谁来担起卖国的骂名呢？她听着三人争执，心思却一刻未停，心里大约有了主意：“你们这么争徒劳无益，也不是老成谋国的大臣样子。”她不再揉太阳穴，转头又对慈安道，“姐姐，是战是和，关系国家存亡，我们姊妹俩定不了，也不能只听他们几个人的意见，我看还是让老六回朝，且不管他病好了没好，国家遇此大事，他如何能安心养病？咱们召开御前会议，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是啊，大家都来说说看，也许能想出好办法。”慈安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御前会议近二十个人，包括惇王、醇王、孚王等亲贵，大学士、军机大臣等重臣，御前大臣以及弘德殿行走的师傅。平时两宫垂帘在养心殿，最多不过十人，再多了就太挤了，所以御前会议改在乾清宫西暖阁。乾清宫是内廷最宏伟的宫殿，广九楹，深五楹，明朝的十四个皇帝和大清顺治、康熙两个皇帝都以乾清宫为寝宫，在这里居住、批答奏折。乾清宫正殿设御座，御座上方悬着顺治皇帝御笔亲书的“正大光明”匾，这个匾的背后就藏有始自雍正的密建皇储的“建储匣”。东暖阁是有名的三希堂，西暖阁是皇帝寑室，也是皇帝日常召见臣工的地方，地方足够大，用来召开二十余人的御前会议，绰绰有余。
“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他把英法各国赞为著名大邦，那置我堂堂大清国，泱泱五千年文明于何地？
“彼以仁慈为名，反而受残酷之谤，故洋人愤愤不平也。”洋人仁慈吗？他要仁慈，会放火焚烧我万园之园，会向我大清官员开枪吗？许多人心怀不满，但以曾国藩的彪炳勋业，无人好意思开口诋毁，就难免拿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泄愤。
“奴才以为天津地方官没有罪，也不能治罪，他们不像有的官员专以媚外为能事，所以洋人看不惯他们。洋人是我大清的世仇，他们看不惯的人，就是大清的忠臣良民。天津百姓也不能治罪，他们是保护地方官的义民。谴责义民，于心何安？”醇郡王首先压不住心中愤怒，“纵使洋人没有挖眼剖心，他们在大清国土上蛮横无理，那个丰大业竟然敢在通商衙门开枪，又向知县开枪，绝非善类！民众已经愤如烈焰，他还要当众枪杀我官员，不是自求死路？打死他也是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