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把曾国藩放到哪里？毕竟他是国家勋臣。他身败名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了朝廷的替罪羊。朝廷明面上虽然不说，但心知肚明。所以，从慈禧到恭亲王，都觉得必须让曾国藩有个合适的去处。
正在发愁的时候，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刺死了。
马新贻（1821—1870年），字谷山，号燕门，又号铁舫，回族，山东菏泽人。他是李鸿章的同年进士，也是靠与太平军、捻军作战起家的。两年前，曾国藩调任直隶，两江总督出缺，当时李鸿章满怀热望，可朝廷怕湘淮势力在两江根深蒂固，因此将资望浅于李鸿章的马新贻从浙江巡抚任上升任两江总督。他到两江后，很重视练兵，经常到督署东边的校场去检阅。校场紧挨总督府，从一个偏门就能直接过去。所以每次去校场，他总是走这个偏门，身边所带就是两个贴身亲兵和一个亲信长随。
七月二十六日这天，他检阅完后回督署，走过偏门后，突然有人跪下高举状子喊冤。马新贻亲自去扶，不想那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反手一刀扎进他的胸脯，跟随的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马新贻死了，需要派新总督。而堂堂两江总督竟然连命也保不住，可见两江并不安定，非派威望素著的重臣不可。而曾国藩部旧遍布两江，又是湘军领袖，由他前去定能镇得住。因此朝廷很快发布上谕，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正从陕西赶往直隶的李鸿章，则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
让李鸿章带兵入卫和总督直隶的消息都让他大喜过望，甚至可称为双喜临门。不但救他出了火坑，而且把他推上了天下督抚之首的位置。
两年前平定捻军后，曾国藩总督直隶，李鸿章回任湖广总督，而资历不及他的同年马新贻则出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自然有些不痛快。其实，在湖广总督任上，他真正治理湖广的时候并不多，朝廷先是让他去四川查吴棠贪墨的案子，顺便处理酉阳教案，前后用了半年多。回武昌不久，贵州苗民造反，朝廷又让他带兵去贵州。贵州偏远之地，打仗毫无把握不说，远离中枢，即便是打了胜仗，时日稍长，岂不会被人淡忘？所以他以要训练步兵为由，迟迟不肯起行。接着，陕西战事出了挫折，刘松山战死，形势危机，朝廷又改派他去陕西。
在西北统帅大军的是左宗棠，李鸿章如何愿意去受他的窝囊气。所以他又上奏朝廷，说西北作战，非有马队不可。他以此为由，在武昌拖了两个月又走了一个月才到潼关，在潼关停留一个多月，又走了半个月才到西安，这时已经六月底，天津教案已经发生了一个多月。
到西安没几天，还没来得及去与左宗棠相商，七月初四，他便接到带兵入卫的上谕——
本日据崇厚奏称，曾国藩病症复发，卧床不起，势甚危笃，事机十分棘手等语。法国水师提督都伯理到津，且以兵船恫喝，势将决裂。本日已派毛昶熙前往天津，会同曾国藩办理。并令丁日昌由海道赴津，帮同商办。唯该国既有兵船到津，亟应豫筹备御，曾国藩病势甚重，一时实乏知兵大员。刻下陕省军情稍松，着李鸿章移缓就急，酌带郭松林等军克日起程，驰赴近畿一带驻扎。届时察看情形，候旨调派。现在事势紧急，该督务须迅速前进，毋稍迟误。其陕省防剿事宜即着知照左宗棠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接到这份上谕，李鸿章十分高兴。他当天就传知郭松林、周盛传等军马上启程。他则于第二天先带八营启程，计划到潼关渡黄河，取道山西驰赴直隶。同时他给署理湖广总督的大哥李瀚章写信，让他帮办粮草军火，又上奏请刘铭传帮办军务，其行动之迅速，简直如同逃离虎口。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在陕本为赘疣，借此消差，氓然无迹，一意驱车渡河。”
直隶总督肩负拱卫京师之责，世称天下督抚之首，非亲信重臣不能获任。李鸿章得此重任，无疑证明他的地位已经超过乃师曾国藩。换句话说，他的淮系势力正式压倒了曾国藩的湘系。对李鸿章而言，更让他高兴的是，淮军的饷源地又增一省。平定捻军后，为了打消朝廷的顾虑，他主动裁撤淮军五十余营，但七十五营精锐保留下来，其中铭军二十余营留防直鲁交界的张秋、东昌，以备曾国藩调遣；庆、勋两军二十营驻防江苏，他则自带郭松林武毅军、周盛传盛军和亲军枪炮队十九营赴湖北。随后潘鼎新回任山东藩司，鼎军七营驻防鲁境。淮军防区从江苏一省而扩展至苏、鄂、鲁三省。如今他总督直隶，直隶自然也成为淮军防队和饷源地。直鲁为畿辅重地，苏鄂为财富之区，淮军虽非国家经制之师，但其作用已然超过八旗绿营。
随行的将领、幕僚都来祝贺，获鹿知县得悉消息也来祝贺。等打发走各路贺客，他亲笔上折谢恩。虽是官样文章，但不能不动一番脑筋。首先，他要表明自己效忠朝廷、效忠皇上的决心，还要表明自己接任后的态度，那就是一切按照曾国藩的旧章办事。之所以要如此表白，一则天津形势正在紧张之中，朝廷最希望的是一个稳字，他最好不要折腾；曾国藩是他的老师，尊重师门也不宜新官上任乱放火。李鸿章文幕出身，倚马可待，略作润色便出来了——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臣于获鹿县行次接准兵部火票递到，同治九年八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直隶总督着李鸿章调补。钦此！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伏念臣才识疏庸，屡膺疆寄，自去春位楚以后，使蜀援秦，驰驱不息，在任之日少，在外之日多，地方吏治愧未能尽心整饬，悚惕方深。兹蒙简命调任畿疆，值海防吃紧之秋，正臣职难宽之日。唯畿辅要区，为皇都拱卫，根本大计，纲纪攸关，稍存瞻顾之心，即昧公忠之义。现在津案末结，河工待修，凡柔远能迩、练军、保民诸事，皆当规划闳远，非老成硕望如曾国藩不足以资镇抚。臣虽梼昧，何敢畏难诿卸，上负圣明？唯有勉竭愚忱，一守曾国藩旧章，实力讲求，倍矢兢惕，以图报称而慰宸廑。
然后，他再给曾国藩一封亲笔信，自然要谦虚几句——“鸿章知无退步，不得不纯任自然，非真能任艰巨者。”另外报告自己的行程，“旨催赴津，拟在此休息一日，过保定再驻数日，或留亲军于彼，间由水路来谒。”
八月十二日，他到达了直隶总督府驻地保定，便不再往前走了，决定在此驻扎几日。原因倒不是太过劳累，而是天津教案的缘故。天津教案的办理情形，曾国藩经常有书信给李鸿章。总理衙门受到法国公使的胁迫，一再督促曾国藩对天津府县治罪，捉拿杀洋人的凶犯抵命。天津府县无罪可治，而打死洋人的人到底是谁，取证实在困难。两个多月时间，曾国藩只拿到确有证供者七人，略有证供者二十余人。朝廷觉得太少，没法向洋人交代，要求将来正法的正凶，应当与洋人死亡人数相当。曾国藩实在没有办法，与从乘轮船赶到天津会办教案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反复商讨，只得变通办理，只要有两个人证明打过洋人，就以正凶定案。这样拼凑下来，曾国藩打算正法二十人左右，再军流、徒罪一部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黑龙江。
李鸿章知道这样处理一批人犯，洋人未必能满意，而朝野上下则必定痛骂曾国藩。天津教案是个大泥坑，曾国藩已经滚了一身泥，弄得身败名裂。如果自己如朝廷要求急匆匆去天津赴任接手，他必定也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这样的傻事，他李鸿章不能做，这样的冤大头，他李鸿章不能当。反正曾国藩已经落了一身骂名，不妨让他挨骂到底，待他把处理结果上奏后，他再去接任，所以他以中暑为名在保定住了下来。住了两天，他觉得这点小聪明瞒不过阅历丰富的曾国藩，不如干脆说到明处，老师能够体谅最好。所以他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津案拿犯一节，实为题中要义，而三辅绅民与都中士大夫群以为怪。鸿章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微休息，兼以初政即犯众恶，实为政之大忌。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鸿章到津，未了各事必全力担承。”
曾国藩理解这位学生的心情，自己已身败名裂，再让高足滚一身泥，确实也没必要，因此他就尽快分两批上奏处理方案：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正法凶犯二十名，充军流放二十九名；赔偿抚恤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
此折一上，曾国藩再次被骂。李鸿章则于朝廷批准方案后起程去天津，于八月二十五日到达。天津城内外到处是揭帖，“卖国贼”“洋走狗”“法国人的孝子贤孙”，骂曾国藩、骂丁日昌。许多揭帖重叠相加，看来是揭了又贴，揭不胜揭。丁日昌到天津会办教案，也被骂得狗血喷头，有些出乎李鸿章的意料，可见天津百姓与朝廷的态度相距十万八千里，要妥善处理，绝非易事。
第二天，他前去通商衙门拜见曾国藩，见面就要行跪拜大礼。曾国藩连忙两手虚扶制止道：“少荃不可，如今你已是天下督抚之首，断不可行此礼。”
曾纪鸿连忙过去扶李鸿章，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薛福成，则亲自奉茶。
曾国藩握住李鸿章的手说道：“少荃，天津教案，我是内愧神明，外惭清议，真是无颜面对。”
“老师不必如此说，老师以大局为重，不开战端，老成谋国，处置极为妥当。大清朝野，无论谁来处置，都不可能比老师高明。”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是安慰他，但毕竟心头稍稍宽慰。
两人又互相问候了身体起居，曾国藩这才问道：“少荃，你怎么看这次教案？”
李鸿章坦言道：“完全是谣言导致的劫难。老师说得不错，挖眼剖心，就是野蛮国家也不可为，何况英法这样的文明大国？可是偏偏有人信。洋人挖眼剖心种种说法已非一日，从江南到江北，皆有此类传言。本来百姓就仇视洋教，这样的传言岂不是火上浇油？老师要求朝廷把津案调查情形明发天下，让朝野都知道洋人并无挖眼剖心的恶行，不要轻信谣言，不要以谣言为理由去攻击洋人，这才是以水灭火之道，甚至可称是釜底抽薪。可惜不少地方官不明事理，往往火上浇油。”
薛福成插言道：“有些地方官未必不知道这是谣言，可为了保护百姓的一片爱国至诚，所以不加制止。”
“叔耘，妄杀洋人不是爱国至诚，纵容这种行为更不是保护百姓的爱国心，这是愚民蠢策。本来我朝就以泱泱上国自居，以为洋人洋务不必学也不能学，每倡一项洋务必然是阻挠重重。如今我们再放任洋人挖眼剖心的无稽之谈盛行朝野，岂不更加让我们蔑视洋人国家的文明，推行洋务岂不更加艰难？打个比方说，你与对手对阵，光明正大的办法应该是练好你的武艺，而不是往对方身上泼脏水，你把他污得不像样，并不降低他的实力，而你可能因为轻视他的实力而吃更大的亏。现在西方列强，都在你追我赶，比着赛看谁的军备厉害、商业发达，没有哪一个国家靠愚民蠢策来兴国。”李鸿章又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话。
曾国藩叹道：“少荃说得极是，我当初坚持要朝廷明发我的调查，就是想让朝野上下知道，这场教案天津百姓也是有错的地方。谁料无人肯信，反倒说我是被洋人收买，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朝廷明发的上谕是摘录老师的奏折，不免前言不搭后语，尤其是老师所做的分析，把国人误解洋教的原因分析得十分透彻，如果仔细读过，对洋教的种种疑惑、揣测或可豁然开朗。可是朝廷的明发断章取义，反而让国人误解了老师。”李鸿章一语道破。
“国人误解洋教，要说到根本还是中西文化不同。国人敬畏祖先视为当然，数典忘祖视为不肖之辈，人过世后入祠堂享受后辈香火，逢年过节则进香祭祖。而洋人只信天主，入了教就不能给祖宗烧纸上香，这样的洋教怎能得到国人的认同？因此，凡入教的人必被骂为洋奴汉奸、不肖之辈。因此，善良之辈罕有入教者，入教者多是地痞恶棍。而洋人为了吸引教徒，一味偏袒教民，民教发生纠纷，便黑白颠倒，指鹿为马，而朝廷太过软弱，让地方官一味迁就，结果传教士干预地方，欺压良民，恶性循环，以至于教案不断。国人本来就看不惯洋教，洋教士和教民又仗势欺人，朝廷则一味软弱，百姓胸中的窝囊气越聚越多，就如干柴烈火，一个火星就可烈焰升腾。现在地方官最难当，如果佑民抑教，洋教士不答应，动不动就去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必定要地方妥协；如果扶教惩民，使民气沮丧，就是驱民归敌。更为可虑的是，入教的人越来越多，数十年后，如遇变故，中国还有御敌之兵吗？”薛福成所言，虽然不乏书生气，但这番见识已经十分难得。
李鸿章听了后又道：“叔耘所虑深远。朝廷之所以软弱，根本还是我们国家太弱的缘故，而要赶上洋人国家，就得谋求和局，有几十年的和局，我们大办洋务，待国力强大了，我们便不必事事看洋人脸色。譬如这次天津教案，如果我们也有铁甲钢舰泊在大沽，便可不卑不亢与洋人协商，老师又何必胆战心惊，受这么多委屈。国家太弱，就连老师这样的国之柱石也难免受洋人窝囊气。所以，眼下尽快把教案了结，洋人撤走兵舰，咱们能好好办几件洋务，便是为老师出了口气。”
“少荃，朝廷已经旨准我上报的办理方案。我所抱愧的是张太守、刘明府充军黑龙江，两人并无大过，是陪老夫一道为国家受屈。”曾国藩拍拍李鸿章的手背，以示心领。
李鸿章建议道：“老师对张太守、刘明府已庇佑有加，只怪洋人逼迫太甚，非要天津府县抵命，老师不得不遵从朝廷旨意治罪，两人应当明白老师的苦心。学生倒觉得老师徒然苦恼无益，不如设法多筹些川资，对他两人有实际的帮助，这也算是一个切实的安慰。”
“我也正有此意，已经从我养廉银中拿出三千两。”曾国藩连连点头。
“老师清廉自守，拿出三千两已属不易。学生再想办法筹集万把两，以老师名义转交两位的家人。老师即将回任两江，这件事由我来想办法最为恰当。”李鸿章把这个事揽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