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荃，接下来的善后都交给你了。我最近精神委顿，连公文也不能及时处理，但愿洋人不会再有其他妄求。”
“老师放心，一切由学生来与他们纠缠。”李鸿章忽然想起一事，“我听说法、布两国开战，法国大败，这倒是了结教案的好时机，我们不妨利用一下。”
法当然是指法兰西帝国，布则是指普鲁士，当时翻译为布鲁士。普法两国为争夺欧洲霸权，关系长期紧张，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宣战。战争开始后，法军接连败北，9月2日，拿破仑三世亲率近十万名法军在色当投降。此时，消息刚刚传到中国。李鸿章留意各国大势，无论走到哪里，上海的新闻纸总以最快速度递到他手中。
没想到曾国藩摇头道：“我也听说了，不过，万里之外的战局如何能够利用？所以我劝你不要有此想法，也不要将这种消息入奏，不然朝中那些主战派再起了开战的念头，岂不是贻害无穷？”
“老师说得极是，学生定然不会以此入奏，不过，总理衙门想必已经知道了。”
“他们知道是他们的事，最好他们也不要以为有机可乘，再想三想四。京中清议皆以为可以一战，如果真有一战，即使今年能侥幸获胜，那么明年、后年呢？即使天津能支持，大清万里海疆，又没有洋人那样的兵舰，东南沿海怎么御敌？轻开战端，少不了又是缔结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我宁愿挨骂也要力维和局。少荃你最知道，洋人向来论势不论理，我国势积弱，不委曲求全又能如何？”
李鸿章知道，老师是怕他起了主战的念头。和洋人据理一争的念头是有的，主战无论如何他连想也没想过：“谨记老师教诲。自古以来，战和之间，局外人好作议论，不谅局中人的艰难，动不动就高呼一战，以为真能挽救大局，等真动起手来，国家受无穷之累，而他们反得清议好名。学生说句不敬的话，老师太在意这些人的议论，老师为国家计所受委屈有谁尽知？而他们信口谩骂，尖酸刻薄已极。学生拿这些人只当跳梁小丑，老师也不必太放在心上，屈坏了身子，受累的是自己。”
“要论心胸开阔，我不及少荃。”曾国藩拍了拍李鸿章的手。
李鸿章看曾国藩疲倦不堪，就告辞了。薛福成借口去送，一直到了通商衙门门口才与他说话：“伯相，侯相为了保和局，外受洋人逼迫，内受清流痛骂，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气在心里。如果再责备侯相，真是没有心肠。可是在下看来，这次教案处理得太过软弱。朝廷一味保和局，底子里太软，但面子上又要强硬，因此一味逼迫侯相。侯相手里没顶用的兵，所以对洋人也是一味迁就，洋人也就得寸进尺。都知道伯相善于驾驭洋人，接下来与洋人谈判，但愿伯相不要太过软弱。应该让洋人知道，即便是只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
李鸿章笑了笑道：“洋人连侯相面子也不给，我拿什么跟他们争？”
“这些年我留意了一下教案，对洋人总是太过软弱，地方官受委屈，百姓也是受委屈，畏惧洋人因循日久，非激出大祸来不行。天津教案不过是个小小的信号。”
李鸿章对薛福成的见识心里暗暗点头，嘴上却道：“教案太过复杂，并非软与硬、和与战那么简单。不过，你的提议我还是认真受教的。”
行馆中已经好多人在等待拜会。李鸿章看了手本，有新任天津道府县官员，有工部尚书、总理衙门行走、暂署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有江苏巡抚、会办天津教案的老相识丁日昌。天津地方官可暂且不见，毛昶熙非见不可。
毛昶熙是河南怀庆府（今焦作）人，太平军起事后，他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回原籍督办团练，后来又追随僧格林沁与捻军作战，因僧格林沁战死革职留任，回京入户部，不久擢左都御史兼署工部尚书。同治八年，授工部尚书，在总理衙门行走。他以知兵自许，所以天津教案发生、崇厚辞掉三口通商大臣后，他自告奋勇到天津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探听法国舰队的虚实。
毛昶熙大李鸿章四岁，所以李鸿章对他十分尊重：“旭公，我是真心请教，对天津这场教案，你是怎么看？”
毛昶熙推辞道：“说不上请教。伯相最擅长与洋人打交道，我哪敢鲁班门前耍斧头？”
“旭公不必客气，你在总理衙门终日与洋人交涉，见识自然不同，我也是真心请教。”
“不瞒伯相，我还真有些想法。在我看来，在天津单设三口通商大臣，办理洋务海防，有些不合时宜。”如此求教，毛昶熙就不客气了。
为管理北方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天津新设三口通商事务大臣，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通商洋务事宜。毛昶熙认为，无论洋务还是商务，都与地方密切相关，三口通商大臣有绥靖地方之责，却无统辖文武之权。所以遇到通商、洋务方面的麻烦，地方官多是坐视，不肯相助。以天津教案为例，天津谣传洋教士挖眼剖心已久，而地方官却不出来说一句话，任凭民间对教堂的仇恨迅速积聚。天津教案爆发前，天津知府还出了一个告示，让有婴孩的人家注意，有恶徒受人指使迷拐幼童，请妥为防范。而民间则都认为“受人指使”其实说的就是洋人指使，这个告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激化了矛盾。如果三口通商大臣有节制地方文武之权，地方文武必然主动配合，当百姓围攻天津教堂时，早就调兵前去处置，也不至于后来变成全城骚乱。
“所以我以为通商、洋务都是总督的权责，不宜专设通商大臣。从前长毛、捻子经常威胁京师，所以直隶总督必须驻保定加强省防，以尽拱卫之责，无力兼顾三口通商事宜。如今京师威胁早已解除，朝廷最大的威胁来自海上，直隶总督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洋务海防上，兼署通商大臣更显十分迫切。”
听了这番话，李鸿章眼睛不禁一亮，如果此议成行，那他这个直隶总督的权势无疑随之扩大，不仅直隶，山东、盛京他都可以伸得上手。通商洋务都由他来一把抓，那将是多大舞台。当然，凡事都是利弊相生，譬如教案这样的烦心事，自然也要他这总督来打理。可是，他李鸿章并不怕麻烦。他是个能在麻烦中发现机会的人，对这一点，他颇为自信。所以，他立即拿定主意，要给这位毛尚书扣几顶高帽，让他今天的设想成为一个正式奏议。
当天晚上，李鸿章宴请了毛尚书，因此到了第二天才与他的老相识丁日昌深谈。丁日昌在火器制造方面十分用心，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器重。李鸿章在上海成立洋炮局后，专折奏调丁日昌帮他主持洋炮局，后来主持成立江南制造总局。丁日昌操守不好，贪墨出名，但李鸿章爱惜他的才能，因此一保再保。五六年间，他从一个知州到知府再到苏松太道、按察使，等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推荐亲信刘郇膏出任江苏巡抚，刘郇膏丁忧出缺，丁日昌随即补了江苏巡抚的实缺。可以说，李鸿章是丁日昌的贵人，而丁日昌对李鸿章也一直唯马首是瞻。
李鸿章一见丁日昌就道：“雨生，朝廷催着我尽快接手教案，你跟着侯相会办，最了解情况，你看我何时接手好？”
丁日昌回道：“宜速，但不宜急。”
原来，曾国藩打算正法、治罪的人员分两批奏报朝廷，第二批还没奏报。丁日昌的意思，既然曾国藩已经把骂名都担了起来，那么李鸿章就没必要再去沾手，就等曾国藩奏报第二批后再接手不迟。
“那时候要杀头还是充军，伯相都是执行朝廷的决定，天津人不会骂伯相。但是不能拖得太久，太久了对朝廷对侯相都说不过去。”
“是啊，我已经和老师说，教案的事不用他费心，我一力承担。第二批人犯，何时上奏？”
丁日昌道：“我催一下，今天下午就可出奏。伯相再迟三两日后接过直隶督篆即可。”
“如今法国和布鲁士打仗，损失了十几万人，连法国皇帝都当了俘虏。我打算利用一下法布战事，让法国人尽早了事。只是我老师好像不愿在这上面做文章，雨生你怎么看？”
“当然要拿来做做文章，不然可惜了这大好机会。侯相的意思与洋人交往，也要讲个诚信，乘人之危非诚信之道。恕我直言，这就有些迂腐了。洋人与我们交往，不是经常乘我之危？譬如这次教案，他们也是看准了我海防薄弱，才敢这样寸步不让。现在法国人吃了败仗，恐怕也没心思在这上面耗，就是开战，他们未必有这个胆子。所以，不妨拿这事敲打一下法国人，不要再闹得不像话。”
“那就看怎么与洋人谈了，这方面伯相堪称大清第一人。”丁日昌恭维道，“伯相当年驾驭洋人收放自如，华尔、白齐文、戈登都非善类，可是被伯相收拾得服服帖帖。”
“和洋人交往，就要据理力争，这是我的一个体会。”李鸿章对丁日昌的恭维坦然接受，“和局要保，但并非时时事事都大气也不敢喘，那样洋人会更嚣张。昨天薛叔耘说了一句话很形象，他告诉我，要让洋人知道，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是，即便让步，也不能太窝囊。只是分寸把握要恰到好处，就像放风筝，一味放线，让风筝收不回来不行，扯得太紧，风筝就会落地，或者把线扯断了，都不好。我会想法放出话去让天津人知道，洋人以兵舰胁迫，就是侯相的办法，洋人能否接受也很难说，这样将来伯相办理起来更容易见情于天津人。”
李鸿章拱手道：“这是老成谋事的办法，拜托。”
李鸿章正式接过直隶总督大印，次日法国公使罗叔亚就到他的行馆来见，他见面就埋怨中国百姓太野蛮，清廷办事太拖拉。李鸿章处理过的数起教案中，都与罗叔亚打过交道，对此人的行事风格十分清楚，如何对付他，心中自然有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