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目前美国铁路总里程折算成我们的里数接近五十万里。一般都是美国联邦、州和商人投资。美国的联邦政府，大约相当于大清朝廷，州大约相当于咱们的行省。美国为了开发西部，在那边修的铁路最多，大约占百分之七八十。西部人烟较少，投资大而收效慢，全靠商人投资不行。所以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要出钱，为的是让商人放心，这条路一定修得成，将来一定有钱赚，这样商人才肯投资。”
光绪帝点头，若有所思地问道：“如果钱不凑手，美国会不会向其他国家借款？”
“洋人国家，互相借款是很平常的事。”
于是，光绪帝向张荫桓咨询借洋债修关东铁路的事，张荫桓认为这个办法也可行，但尽量不要全靠洋债，应该发动商人集股。
翁同龢送张荫桓出门，边走边道：“樵野，你怎么能说借洋债是很平常的事，我们借了洋债靠什么还？”
张荫桓拱手道：“翁师傅，皇上垂问，下官当然只能据实回答。再说，您也没提醒，哪里知道您反对借洋债。”
“好，此事以后再说，你刚回来，先回家见见老婆孩子，后天我请你吃饭。”
张荫桓精于厨馔，而且不可思议的食材颇多，经常呼朋邀友聚饮。翁同龢最乐得赴张荫桓的饭局，两人已经四年不曾相聚，因此张荫桓笑道：“还是我请吧，后天到我家里来，我从美国弄来了不少好东西，您也没见过。”
“好，到时候一定叨劳。”翁同龢熟不拘礼。
翁同龢回到养心殿，光绪帝问道：“师傅，张荫桓也说可以借洋债，这洋债到底该不该借？”
“老臣一切听从皇上的旨意。不过，借洋债还有另一个问题，不能不预先设想。”
翁同龢的意思是，如果几千万两的洋债真借了过来，老佛爷说那么多银子，先拿点来修园子。那时候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修园子是个无底洞，只进不出，花起来好花，将来怎么还？
光绪帝一想的确如此，便道：“那借洋债的事，就等等再说。”
借洋债的事没指望了，李鸿章又来电报，希望先将今年的二百万两拨付给北洋用来定购铁轨，先从唐山往山海关铺轨。醇亲王安排奕劻与翁同龢商议，翁同龢的意思先让北洋垫支，等各省田赋解部后再拨。醇亲王闻言皱着眉头不说话，第二天是端午，连节也过不成了，因为他病倒了。
醇亲王的病状与前年相似之处是疲倦，头昏，胸口发闷，不同之处是经常虚汗淋漓。慈禧派来太医诊治，几乎没有效果。到了六月初，似乎好些了。这时奕劻才拿出李鸿章的电报让醇亲王读阅。李鸿章的电报说，他的儿子李经方出使英国担任参赞时与奥商银行就有交往，奥商银行有意低息借洋债的事情李经方十分清楚，若有必要，可让他赴京与户部面商。
醇亲王指示道：“修铁路是我最牵挂的事情，去年白白浪费一年，卢汉铁路最终画饼。朝廷已经同意修关东铁路，李少荃也急于促成，既然部款不能拨，那就允许李少荃借洋债。你告诉少荃，让李经方立即进京去与翁叔平谈，事关洋务，事关海防，叔平不能袖手旁观。”
奕劻回道：“翁叔平的意思——当然，也可能就是皇上的意思，用于铁路的部款二百万两一定可保证，但洋债不能借。”
“如果每年只凭这二百万两，最多只能修二百里，关东铁路两千余里，那要十年才修完，俄国人、日本人能给我们十年时间？就说是我说的，哪怕少借点，洋债势必非借不可。”醇亲王一锤定音。
李鸿章接到电报，立即令李经方进京。时年三十五岁的李经方其实并不是李鸿章的亲生子。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在上海打了虹桥、北新泾等大胜仗，荣升江苏巡抚，美中不足，四十岁的他膝下尚无子。当时李昭庆跟随李鸿章在前线征战，知道二哥的苦恼，便将自己七岁的儿子李经方过继给二哥。两年后，赵夫人生嫡子李经述，但鸿章仍以李经方为嗣子，称之为“大儿”。李鸿章对儿子的教育很重视，聘请名师，潜心科举，同时又请朱静山、白狄克教习英文。李经方科举不太顺，没有中进士，但通五国文字，性格沉稳，勇于任事，李鸿章很器重他。李鸿章把自己的部旧大把大把推上高位美差，对自己的至亲却不太关照。李经方的亲爹李昭庆当年就是不满于此，才扔掉顶戴回了老家。到了李经方这里也是如此，二十七岁了李鸿章才推荐他出任驻英公使馆参赞，但这在当时绝对不是美差，因为大多数人视出洋为畏途，视外交为汉奸。
李经方出使英国回国后，仍然没有美差可任，在北洋幕府中参与外交事务，被李鸿章的大翅膀罩着，觉得憋屈。因此，他总想办件实实在在的大事证明自己的才能。为关东铁路筹款，在他看来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对进京面见翁同龢十分重视，摩拳擦掌，希望成此大事。
他悉心做了准备，娓娓道来，希望能说动翁同龢。翁同龢耐心听完之后便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当年左大帅西征，不得已借洋债，光利息就花了上千万两。如今修铁路如何能够借洋债？我还是一句话，借洋债修铁路，极为荒谬。”
翁同龢态度如此坚决，李经方挨了当头一棒，垂头丧气，无话可说。
第二天，翁同龢叫上奕劻的密友协办大学士、内务府大臣福锟一起去见奕劻，请他力持大体，坚决不能同意借洋债。
奕劻说道：“叔平，你总该知道，借洋债并非只是李少荃的主张，是七爷一力支持。”
“请王爷见七爷的时候，一定将我两人的意见上达，部款二百万两可以保证，但洋债不能借。借洋债的害处还不仅在损失利息，怕的是洋人借此窥破我虚实，再起觊觎之心，为害无穷。”翁同龢态度十分坚决。
福锟也帮忙说话，因为两人关系密切，奕劻不等他说完就摆手道：“这件事你就不必插嘴了，与你内务府何干？就是我也不好在七爷面前说三道四，七爷病了两个月了，稍好了点，万事不问，单单安排借洋债的事，足见此事在他心中的分量。其意已决，让我说什么？再说你叔平，反正部款还是二百万两，又不让你多拿银子，你又何必非要反对借洋债？”
翁同龢个性谨慎随和，屈己而从人，虽然心有不愿，但奕劻话说到这分上，便不好再反对。于是再次声明，部款每年只拨二百万两。李经方没想到借款一事会绝处逢生，欢天喜地回了天津。李鸿章指示他与驻法参赞陈季同具体经办，条件是三千万两要在三年内全部付齐，大清则自全款付齐后开始归还本息，每年额度不超二百万两为限。
此事说起来简单，除讨价还价外，还涉及购料及雇请洋人施工，函电交驰，颇费功夫。可偏偏此时，醇亲王病情转而加重，有一次晕眩近一小时，又加彻夜失眠、左边身体麻木等症。李鸿章有种不祥的预感，请奕劻将醇亲王病症密电发给他，他再请西医斟酌。看了醇亲王的病症，李鸿章觉得单靠中医恐怕难以奏效，给醇王府总管候福绥发去电报，推荐西医：
查英医伊尔文在敝署诊治年久，应手奏效。渠愿亲往看视缘由，不用峻剂，必能设法调和。若蒙行，即令星夜赴京，就近候诊。此则较中医实有把握，望速代请示，电知遵办。
在当时相信西医的人少之又少，甚至民间盛传西医挖眼剖心。李鸿章担心醇亲王拘于成见，拒绝西医。果不其然，次日即收到电报：
王爷谕，并道谢。洋医入府向无成案，恐启惊疑，拟俟中医查诊后，再酌洋医行止。候福绥禀。
进了十月，京城已经是冰天雪地，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最令人想不到的是，此时两江总督曾国荃竟然因为小病而去世。开始只是头疼，咳嗽，流涕，以为是通常的感冒，不以为意，谁料病情很快加重，不到一周竟然不治。
两江总督出缺，朝廷很快发布上谕，调在籍闲居九年的刘坤一重掌两江。两江湘军势力庞大，总督驻地金陵又是湘军苦战才从太平军手中夺来的，因此历任两江总督非湘系出身的大员不可。朝廷调湘军出身的刘坤一出任两江也是顺理成章，何况他赋闲前就任过两江总督。更重要的，朝廷不愿李鸿章的手伸到南洋，选李鸿章的对头刘坤一出任两江，便是最好的牵制。
对李鸿章而言，刘坤一出任两江实在糟糕得很。当年他总督两江，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北洋手中夺取轮船招商局的控制权，突破口就是拿盛宣怀开刀，弹劾他在购买旗昌轮船公司中营私舞弊。李鸿章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费了诸多周折最终保住了盛宣怀。后来彭玉麟弹劾刘坤一嗜好即深（吸食鸦片），广蓄姬妾，江防疏失，李鸿章借机落井下石，终至刘坤一去职赋闲，两人的私怨已经难以化解。李鸿章感慨，以后南北洋声息互通、彼此应援的局面再也不会有了。
到了十月底十一月初，工部尚书潘祖荫、户部侍郎孙诒经、宗室宝廷、怡亲王载敦先后病逝，其病状如出一辙。锦州副都统阿巴力翰的夫人也患病去世，而奔丧的阿巴力翰竟然也患上了相同的病症。阿巴力翰就是馨如的公公、侍卫多尔齐的阿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