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点头道：“这是实在话。我早就说过，我之购舰，以守口为主，并无意争雄海上。不是不想争，是无力争。从前主要是为了对付西洋列国，当然无力与他们争雄。如今主要是防备倭寇，也无实力与之争雄。北洋海军成军之时，尚比日舰有优势。之后几年，各国海军新技术层出不穷，速射炮，高速舰，都是近年来的新东西，可是恰恰这几年，朝廷上下觉得我们对付小小的日本已绰绰有余，所以购舰不许，购速射炮也不许，就是开花弹也不让购。有人对我说，这是翁常熟以私怨而有意为难北洋。其实，这事不能只怪翁常熟，如果朝廷中还有人抱着几份警戒之心，也不至于翁常熟能够如此无所顾忌。现在海陆军皆失利，就足以证明不该与日本仓促开战。日本是磨刀霍霍，扎扎实实准备了十几年。我们是喊得响，说空话多，做得少，可实际备战几于儿戏！我正是看到这一点，才一直抱着能不打则不打的想法。赶着鸭子上架，如今战败了，恐怕他们一帮人又都来指责我李某人了！”
“中堂的苦心无人能解，中堂的苦处也无人体谅。如今北洋海军损失四舰，下一步怎么办，还请中堂指示。”丁汝昌明白，李鸿章的意思还是主和。可是如今已经骑虎难下，下一步他的北洋海军应该怎么办？
“四个字，保船制敌。”李鸿章站到地图前，在旅顺与威海之间画一条线，“以后北洋海军，绝不允许过此线一东，专意守卫京津门户。舰队不得轻出浪战，不轻易离口，要以旅顺、威海为基地，与陆路炮台互为依靠，敌舰若来，我便收进口内，敌舰射程不如我远，要进口寻衅更不可能。只要北洋舰队还在，日本就不敢轻于一掷，这就是保船制敌，也就是我平时说的取猛虎在山之势。如今猛虎已经受伤，更不能离山。”
“卑职明白。”丁汝昌应道。
然后，两人又商量如何向朝廷报告军情，一直商量到十二点。
第二天，李鸿章把于式枚叫来，让他起草《据实陈奏军情折》。奏折一开始，先说明海陆失利，自己难辞其咎。但接下来笔锋一转，“至此事本末及统筹全局情形，有不敢不披沥直阵于圣主之前者。”李鸿章是不吃哑巴亏的人，首先便说明，他对中日开战一开始就是反对的，“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而臣久历患难，略知时务，夙夜焦思，实虑兵连祸结，一发难收。”然后再说明，日本一意备战，而大清却未能放手举办，“倭之蓄谋与中国为难，已非一日，揣度彼此优绌，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一意治兵，专师西法，倾其国帑，购制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能撒手举办，遂觉稍形见绌。”而这种局面，主要责任并非在北洋，不言而喻，矛头所指，就是翁同龢。他不能既不让购船械，又咬着牙强硬开战，开了战却又对胜败概不负责。“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臣前奏业已陈明。至陆路交锋，倭人专用新式快枪、快炮，精而且多，较中国数年前所购旧式者尤能灵捷及远。此次平壤各军，倭以数倍之众，布满前后，分道猛扑，遂至不支。固由众寡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关于平壤失利的理由，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日军人数与平壤守军不相上下，不存在寡不敌众的问题。李鸿章也并非巧言伪饰，因为他是根据叶志超的报告而言，前敌的情形他也不甚明了。海陆皆失利，下一步怎么办？他认为北洋各海口关系至重，不可能再抽调人马出省作战，而从其他各省调集，多属零星凑集，又难克期到防。至于新募勇丁，非有几个月的训练不能参战。因此他认为，下一步要想战，就必须打持久战，“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故就目前事势而论，唯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李鸿章所提持久战建议，算得上远见卓识，如果坚持不懈地打下去，倒真是取胜之道。不过李鸿章自己也明白，朝廷是不可能打持久战的。所以最后他请求朝廷另简重臣，“际此时艰方亟，断不敢自请罢斥，致蹈规避之嫌，唯衰病之躯，智力短浅，精神困惫，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且奉天地广兵单，与臣处相距过远，且为将军及练兵大臣驻扎处所，一切调度未便遥制，应请特简重臣督办，以便调遣而专责成。”
翁同龢进宫，在南书房见驾，光绪帝先让他看两份奏折，一份是军机全班请辞，原因是海陆战事不利，难辞其咎。翁同龢认为这自然不能准，军事失利，罪在李鸿章。第二份是南书房翰林李文田等奏请起用恭亲王。这件事翁同龢最清楚，李文田登门向他请教过，意思是恭亲王辅政二十余年，请他出山辅佐，无论是军机、庆王还是李鸿章，都无不会唯唯遵命，而恭亲王是为慈禧所黜，必然感恩皇上而一力辅佐，皇上无疑又增一个大帮手。但翁同龢认为，恭亲王是慈禧所忌惮，也是她所憎恶，因此请用恭亲王由他与李鸿藻向太后恳请，而皇上必须表现出坚决反对起用恭亲王。这样一旦太后反对，也不至于殃及皇上。
这时太监来传懿旨，说太后在勤正殿请皇上过去。光绪帝不敢耽搁，立即起驾，临走时说道：“翁师傅，你先在书房看看折子，朕回来后有要事商议。”
翁同龢看了近日军报及上谕，真是令人泄气。叶志超已经退到义州，考虑到义州也难防守，已经有上谕令他过江到九连城一带驻扎。而海军已经确定我损失五舰，而日方重伤三舰，却一舰未沉。李鸿章请旨在旅顺斩了临阵脱逃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这在翁同龢看来这是丢车保帅之举，海军如此失利，李鸿章、丁汝昌还有刘步蟾等人都难辞其咎，何故只拿一个方伯谦应付了事？最令人气愤的是，李鸿章等人皆安然无恙，军机奉太后旨意，以光绪帝的名义下旨道：“叶志超等督剿不力，本有应得之咎，唯念该军深入异地，苦战连日，此次退出平壤，实因众寡不敌，伤亡甚多，尚无畏葸情事。除本日明降谕旨将左宝贵赐恤外，叶志超等均着加恩免其议处。李鸿章自请严议，着一并宽免。”
这时太监来传旨，说太后在勤政殿召见。翁同龢问还召见谁？小太监说还有李师傅。两人在勤政殿外相遇，翁同龢说道：“兰翁，如果有机会，你我当恳请起用六爷。”
两人此前已经有多次商议，李鸿藻应道：“局势一团糟，不能再拖了。”
两人进殿，太后皇上并坐，太后居左，皇上居右。御座前跪着庆亲王奕劻，礼亲王世铎。他们便在庆、礼两王后面跪下。
翁同龢接过来，与李鸿藻同看：
沪局电：闻倭顾问官大隈条陈，东三省为中国发祥地，定鼎时有旨，岁拨六百万两交该处库储，于今二百五十年，虽中国好说大话，不可尽信，以极少计之，总有数百万。驻韩兵马宜注意东三省，一面与平壤华军交战，一面攻夺东三省，一面以大队誓不罢休攻打旅顺，相机登陆，袭取牛庄，封禁海口，使彼三面应接不暇。
看罢，翁同龢惊讶地说道：“怎么，倭寇占据朝鲜还嫌不够，还要觊觎我根本之地？”
慈禧不满道：“这早就应该想到。陆军一退再退，他们就快跟进来了。倭寇过了鸭绿江，兵锋就可直指盛京，这如何得了！惊扰了祖宗，我们都是罪人！”
“奴才再请到九连城督师。”所谓再请，是此前奕劻已经向光绪帝请求过，当时还有承恩公桂祥也请求去当奕劻的副手。这当然只是做姿态罢了，奕劻不曾带过兵，桂祥除了抽大烟，百事不问，让他去前线，只那份跋涉之苦他也受不了。
“你们也别再说这些现成话，你们几时带过兵？”慈禧毫不客气地回道，大约觉得这太伤奕劻的面子，她又说，“你管着总理衙门，还有海军衙门，洋务外交，如今像一团乱麻，你拍拍屁股走了，这一摊子扔给谁？”
见慈禧指责，翁同龢接话道：“李鸿章及前线大员贻误太深，应当严议！”
看着眼前一味强硬的翁同龢，慈禧心里有些反感道：“李鸿章七十多的人了，听说天天晚上十二点多还不睡，一天光发电报就二三十件；前线将士，冒暑苦战，寡不敌众，器械不如人，光一味处分人有什么用？就连普通小兵还知道临战斩将，不是好兆头，我就不信你们不知道？淮军也真是，当年收拾长毛捻子，捷报频传，如今怎么这样不顶用？”
这样指责下来，太后袒护李鸿章的意思已经十分明显了，翁同龢憋了一肚子的话只好咽回去。
慈禧缓了缓语气又道：“有一件事，翁师傅倒可以去天津走一趟，面告李鸿章，这件事既不能廷寄，也不能发电报。”
“是何事，请太后下旨。”翁同龢问。
“俄国的喀希尼几个月前曾说俄国可保朝鲜，如今倭寇占据了朝鲜，他们俄国总不会袖手旁观吧？听说喀希尼要回天津，你去问问李鸿章，他能不能设法。”
“能不能设法”，自然是要李鸿章设法请俄国人出面调停，看来太后已经有意主和。喀希尼回天津这种事，军机大臣们也未必能知道，而太后竟然有消息，可见是有人报告，这个人只能是奕劻，因为他管理总理衙门。说不定李鸿章是事先与庆亲王商议好了，再鼓动太后主和。
开战前，慈禧也是主战的，曾说不能向日本示弱，所以她不承认自己是主和的：“我不是要议和，只是想暂时息兵罢了。你既然不愿传话，那就问问李鸿章何以贻误如此？朝廷不治他罪，下一步他打算怎么收场？淮军一败再败，他这淮军创始人总不能置之不问吧？”
这样去问李鸿章，就是要听了他的意见，再决定是战是和，与翁同龢的立场也不冲突，所以他回道：“如果是这样，臣不敢推辞。”
“这些话你可以当你自己的意思，从容相询。”
把这些话当翁同龢自己的意思，与李鸿章从容相询，那其实还是希望翁同龢与李鸿章商讨议和的办法。翁同龢是主战的领袖，也是清流领袖，他如何能留议和的骂名？所以他回道：“臣只有向李鸿章传旨责问，他如何回答，臣如实回奏，不加论断，也更不与他商议。臣是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
慈禧见翁同龢如此固执，便不再强求，问身边的光绪帝道：“皇帝，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光绪帝回道：“没有，翁师傅要尽快起行。”
这时，翁同龢又说道：“太后，臣奏请起用恭亲王。”
“臣附议。恭亲王辅政二十余年，勋望夙隆，且又是懿亲重臣，如今国家有难，岂可置身事外，臣请太后可否适当给予恭亲王差使，参赞国是。”李鸿藻也附和道。
“皇帝，你说呢？”慈禧不置可否，而是转脸问光绪。
“断然不可，恭亲王当年一味主和，贻误太深，为清议舆论所不容，才全班更换军机。此时中日战事方酣，正是整备再战之时，起用恭亲王岂不被清议认为朝廷要议和？”光绪帝断然否决。
慈禧听了光绪帝的口气，的确是真心不愿起用恭亲王，不像是与翁李唱双簧，于是便道：“皇帝这样说，是从大局出发，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事，搁搁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