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樵，那时候你我凭什么说硬气话？一艘铁甲都没有，说硬气话人家也不怕，正如俗语所言，巴狗喝醋嘴牙硬。”当初张佩纶向北洋求援，希望北洋派舰去支援，李鸿章不愿拿北洋兵舰去送死，以北洋吃紧为由一舰也未派，这件事他有愧于张佩纶，“如今你也明白，有实力才能说话硬气，人也才能挺直腰杆。当初北洋如果有定、镇两舰，不要你说，我早就派到福建去，有此两舰，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至少，法国舰队不敢那么张狂。”
这时，北洋水陆营务处总办周馥来了，看了电报，他所关注的与李鸿章、张佩纶不同：“中堂，济远舰官兵竟然上岸嫖妓，还因此与警察发生纠纷，可见济远舰官兵视军纪如无物，外间种种传言可见不虚。”
“兰溪，武人好色，大都如此。再说一出海就是两个月，你总不能指望他们都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吧？各国海军，也多是默许官兵嫖妓的。他们战时能听号令，能奋勇杀敌，平时这些细故不必计较，不然就没法带兵了。”李鸿章为自己的属下辩护。
“中堂，我并不是计较细故，我还是想说丁军门并不是统领水师最好的人选。我听说各国水师统领都是水师出身，就连日本的水师，也都是出洋的人来统领。我不是说丁军门人不好，而是他的马队出身很难服众。我在想，如果他有足够的权威，有济远舰官兵的前车之鉴，就不会再有定远舰官兵上岸被打的事情。”周馥又借此事发表了一通看法。
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流放三年，张佩纶也没改掉恃才傲物的个性，想到什么说什么：“周观察，现在不是讨论济远舰官兵的问题，而是定远舰手无寸铁的官兵被日本人杀伤五十余人的问题。如果揪住嫖妓这样的细枝末节，就是有意把责任往自己的头上揽。”
周馥是脚踏实地的人，与张佩纶的性情恰好相反，因此对他非常反感：“是非功过，岂是因为一句话就可以揽到自己头上的？张老弟大概没明白我想说什么。我要说的不是济远舰的问题，也不是定远舰官兵的问题，而是事关北洋舰队未来命运的统领问题。”
“丁军门未必不是最好的统领，中堂选丁军门统领北洋水师自然有他的道理，外人未必能解其中深意。”张佩纶这话说得实在不高明，不但把周馥当成外人，而且还有嘲笑他愚钝的意思。
“我这个外人也明白，外行指手画脚，只会越办越糟，比如马尾之战，如果是真正懂水师的人去当会办，何来全军覆没的结局！”周馥罕见的勃然大怒。
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这是张佩纶解不开的死结，周馥话已至此，纵使张佩纶巧舌如簧，也只有气血冲头，张口结舌。话不投机半句多，周馥把电报扔到桌上，在李鸿章和张佩纶惊愕的目光中愤然而去。
两个人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李鸿章看张佩纶脸色苍白，知道这一气非同小可。不过，张佩纶口不择言，也算咎由自取。于是，他又劝道：“兰溪这人向来是刀子嘴豆腐心，二十多年了，我了解他。”
张佩纶长吁了一口气：“这种钻牛角尖的人，只看到脚下的三尺天地，分不出轻重缓急，如何能够谋大事！”
“幼樵，你不能这么说兰溪，我看重的就是他敢直言。现在察言观色的人多，能当诤友的少，兰溪难能可贵。”
张佩纶不再开口，因为他知道周馥在李鸿章心中的位置。
两人沉默了几分钟，李鸿章又道：“定远舰的事，你去天津海关衙门与他们商议，还有，叫上伍文爵，他懂万国公法，让他出主意，按万国公法与日本人交涉。万国公法我不懂，但这件事错在日本却是毫无疑问。那么多日本警察同时出现在定远舰官兵出现的街区，而且人人带刀，不是预谋是什么？他们是挟嫌报复，趁我不备，预设狡谋！你们与日本人交涉，一定要抓住此点不放，不要被日本人如簧巧舌蒙蔽。还有就是，要把这件事情通报给各国公使，让各国都来评评理。我交代你们个底线，日本人必须赔偿抚恤我死伤官兵，否则中国当自行处理此事，一切后果由日本承担。”
伍文爵名叫伍廷芳，文爵是他的字。他是广东人，父亲是商人，他自幼对科举不感兴趣，十几岁入香港圣保罗书院读法律，毕业后在香港高等法庭供过职，后来又与人合伙办过报纸。年近而立之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入林肯学院学法律，毕业时通过英国律师考试，是中国取得英国大律师资格第一人。李鸿章慕名把他招至北洋，用他熟悉万国公法的优势帮办外交事务。
东京皇宫，明治天皇召见刚刚上任的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
光绪十一年（1885年），伊藤博文作为全权大臣到中国谈判，与李鸿章商讨因朝鲜政变引发的中日纠纷，双方约定同时撤兵，以后朝鲜有变，任何一国出兵需要照会另一国，这使日本在朝鲜获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出兵权。日本朝野对此非常满意，伊藤博文声名鹊起。随后日本参照欧美实行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日本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步，伊藤博文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又主持起草和制定确立日本天皇制度的《明治宪法》及相关法案。宪法完成后，今年又推行枢密院制，由国家元勋组成枢密院，作为天皇的最高国务顾问机构，伊藤博文辞去内阁总理大臣，出任枢密院议长。
伊藤博文出任枢密院议长，正是天皇所期望，因为他不仅有出洋留学经历，而且掌握政府权力中枢十几年，同时又擅长外交，尤其擅长与中国打交道，与中国最具外交权威的李鸿章私人关系很好，可以说，内政、外交无所不能，正是天皇顾问的最佳人选。
正如伊藤博文所料，明治天皇召见就是为了长琦事件。
“今天召见爱卿，是为长琦事件。国人都以为，长琦事件完全是因中国水兵无理取闹又打伤我国民而起，错在中国，主张对中国强硬，甚至有人主张不惜一战，军方也有人持此言论。而中国却认为是我国警察有预谋地伏杀中国手无寸铁的水兵，责任完全在我方，态度十分强硬，驻华公使发来电报，李鸿章此次非常强硬，甚至有不惜一战的可能。如果为了维护我国颜面，维护国民士气，朕也觉得应当对中国强硬下去，甚至不惜一战。可是又有人劝朕当前不应当与中国开战，因为我们实力尚不足以必胜。朕深感矛盾和困惑，想听听爱卿的高见。”
伊藤博文并不回答天皇的发问，而是反问道：“在回答陛下的垂问前，臣先请教陛下一个问题。当初陛下提出要‘开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吉田松阴则提出日本应当自强不息，北取朝鲜，南取台湾，进而夺取满洲，以至整个中国，不知陛下这番雄心壮志还有没有？”
时年三十六岁的天皇，坚定、刚毅而富有**，他大声道：“爱卿这是什么话，开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是朕毕生所求，如今我们正向这个目标迈进，怎么会丢失了这份雄心壮志？难道朕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让爱卿以为朕是个沉湎于享乐，不思进取的昏君吗？”
“不，臣不敢有这样的揣测。臣的意思是，我们的一切内政外交如果都以是否有利于实现陛下的雄心壮志为标准，那一切争论都可迎刃而解。”伊藤博文解释道。
“哦，应当如此。请爱卿直言。”天皇对伊藤博文的开场白非常满意，而且急迫地想知道他的意见。
“我的意见就一句话，我国不宜对中国强硬，此时对中国强硬，对其有利，而对日本有害，而且将直接影响陛下的自强大业。”伊藤博文非常冷静，语言条理清晰，“以我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君臣依然抱着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真正能放眼看世界的并无几人，虽然早在四十多年前林则徐就提议应当向西洋国家学习，但至今大多数人与四十年前的思想并无多大变化。所以，中国一直有个有趣的现象，他们挨次打，就振作一下，但稍微和平，便又不思进取。我曾经比喻，中国就像一只没睡够的狮子，用针扎一下，它会翻一下眼皮，但很快又会闭上眼睛。”
明治天皇笑了笑：“爱卿的比喻非常形象有趣。”
伊藤博文接着道：“近三十年的实际情况，恰恰说明臣的这个比喻非常准确。二十多年前，英法两国打进中国都城，火烧圆明园，中国受此刺激，开始设立总理衙门，推行洋务，办了一些兵工厂，仿造洋枪洋炮。八年前，俄国人占据伊犁不还，中国人又一次割地赔款，这才办成了电报。三年前，中国人因为越南问题与法国开战，结果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他们这才决心大办水师。陛下请想，如果我们此时强硬，让中国人再次感到危机，是不是催其速强？果真如此，那么我们要想赶超中国，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最明智的办法，应该是再给中国数年平静，我敢断定，中国便会有人站出来阻止试图振作的努力，像李鸿章这些谋国者将受到更多的掣肘，中国又会舒舒服服地睡着。”
“为什么会这样？”天皇对中国如此“嗜睡”颇不理解。
“臣觉得有三个原因。一个就是刚才所说，中国人依然以泱泱大国自居，不屑于学习列国，从高官大员到孜孜于科举的学子，腹中所装不过是数千年之古书，据此为治国要典，所以视西洋文明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也不能学。第二个原因，则是中国的洋务自强从来没有一个坚定的态度、明确的目标和全国一致的规划，通常的情况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封疆大吏提出一件事情，进行反复讨论，反复权衡，往往是今天准了，明天又改了主意，今天进两步，明天又退一步。比如早在十几年前，李鸿章就提出修筑铁路，可是至今不过修了不足百里，连我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第三个原因，则是中国官场利益分割严重，各打各的算盘。从朝廷来讲，从前洋务派与清流派互相掣肘、彼此攻击，如今亲政的皇帝与训政的太后也正在暗中形成各自的势力。地方大员更是心存畛域之分，就是所谓的洋务派也各有派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同一艘巨舰，掌舵的人目光短浅，又没有明确的目标，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只能是瞎折腾，而难以真正自强。这也是上天给日本的机会。”
“话虽如此，中国的自强运动毕竟已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北洋水师，听说如今是亚洲第一。”明治天皇谈到这个话题，便一脸忧愁。
“是的，中国的北洋水师的确远超过我们。他们舰队的总排量是我们的两倍，尤其定远、镇远两舰，排水量都是七千余吨，我们排水量最大的战舰也不及它的一半，它装备的主炮十二英寸，威力十分惊人。这也是我们现在不能与中国开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此时开战我们的舰队必败无疑，作为一个岛国，海军战败，就等于举国战败。”
闻言，明治天皇叹息了一声：“中国的国力毕竟比我们强大得多，他们四万万人，一人献出一两银子，便是四万万两。”
伊藤博文又劝慰道：“陛下不必过于忧虑，国大不等于强大，就像肥胖不等于强壮。我们正在与中国赛跑，中国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都远远超过我们，可是他们没有我国万众一心的图强精神，最终我们会赢得这场赛跑。但我们需要时间，我们现在最期望的就是中国继续酣睡，而我们则应当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数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海陆各军都不输于中国，那时的亚洲就不是现在的形势。而我们一旦与中国发生战争，则必须一战而胜，让中国永无翻身的可能。也唯有如此，大日本才能屹立于亚洲，布威于四方。”
“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为了日本国运，朕受得了任何委屈，只是国民的一片爱国赤诚，实在不忍拂逆。”明治天皇还是有些顾虑。
“国人的一片赤诚，不仅不能拂逆，还要善加发扬，要把他们的赤诚引导到举国自强上来。三景观舰刚开始建造，海军又提出了二期扩军计划，必须有巨额经费才能得以实现，而政府实在力不从心……”伊藤博文说出了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