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无奈地仰天长叹，最后下决心道：“暂且退往摩天岭，好好整顿各军，把那些贪生怕死者、为非作歹者以及老兵油子统统裁汰，不然，这仗真是没法打了！”
宋庆抽出四营人马，帮助袁世凯转运粮械。凤凰城存粮极多，未运走三分之一，日军已经追赶过来，袁世凯只好下令放火烧掉，以免资敌。袁世凯乘着夜色撤走，回望凤凰城，但见烈火腾空。他在心里想：必须尽快按新法练兵，不然指望这样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取胜。
袁世凯自从出关后，经常将他在军中所见所闻密寄北京，由他的堂兄袁世勋转交李鸿藻和翁同龢。这次鸭绿江防线崩溃，袁世凯感慨尤深，认为要想取胜，必须加紧以西法练兵。这一想法与翁同龢不谋而合，他向光绪建议，可请洋人汉纳根到京详询。
汉纳根是德国人，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女婿，十几年前从陆军退伍，被岳丈推荐给李鸿章，专门负责建造旅顺和威海的炮台。炮台建完后，又被李鸿章聘为军事顾问。李鸿章雇请英国商船“高升”号向朝鲜运兵的时候，汉纳根受李鸿章之命，随船行动。“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后，汉纳根凭着良好的水性得以逃生，回到天津后提供了详尽的情况。随后他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舰队总察，黄海大海战时，他在旗舰定远舰上，受轻伤。一个洋人为中国的战事而负伤，汉纳根声名鹊起，光绪下旨褒奖，加恩赏给二等宝星。如今中国军队丢城失地，光绪很想听听这位洋军事专家的意见。
汉纳根一到京，翁同龢、李鸿藻奉旨先向他征询对中日战事的建议。
翁同龢问：“如今倭寇已经侵入奉边，关外军务吃紧，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帮助中国取胜？”
汉纳根回道：“中国是大国，战胜日本并非难事，但要切实办好三件事。”
“是哪三件？”翁同龢、李鸿藻异口同声地问。
建议是不错，但现在从皇上到普通百姓，都急于打一个大胜仗，要天长日久地坚持下去，朝廷等不起。
翁同龢又问：“你说的有道理。那么第二条呢？”
“中日大海战，中国舰队吃亏太大，制海权已经被日本控制。日本与中国作战，必须从海上运兵、接济，争夺制海权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购买军舰，组建一支新的海军，并聘请外国人统领，按照最新式的战法与日本舰队争夺制海权。”
这一条，目前根本不可能，因为要建一支舰队，花费巨大不说，一时间从哪里购买称手的军舰？而且要聘请洋人来指挥，军机上那一关根本就过不去，说实话，就是翁同龢本人也不赞同。
李鸿藻接着问：“这一条也需从长计议。那么第三条呢？”
“应当尽快编练新式军队。中国的陆军，每一个统领都有私心，根本不能形成统一的战斗力。而且军纪很差，作风不好。如果要想战胜日本军队，必须训练一支与现在军队完全不同的军队，至少应当十万人。可以聘请洋人出任首领和教习，完全按照德国陆军操典操练。如果有半年时间，就一定能够成为一支精锐部队，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翁同龢、李鸿藻对第三点都很感兴趣，让汉纳根写出一个练兵的节略，由他们呈给皇帝。汉纳根临行前已经备好练兵计划，当天就交给翁同龢一份。次日光绪便有旨意，请督办军务处商议。
督办军务处是二十几天前恭亲王复出后才成立的，作为光绪指挥对日作战的参谋机构。中日开战后，请恭亲王复出的呼声日高。翁同龢也极力促成，一方面恭亲王是亲贵中最有见识的，曾经主持朝政二十余年，同治中兴他功不可没；二则翁同龢有个小心计，因为恭亲王是被慈禧罢黜赋闲的，如今光绪请他复出，他自然应当对光绪知恩图报。
督办军务处由恭亲王主持，庆亲王帮办，翁同龢、李鸿藻、长麟、荣禄会办。翁同龢已经将汉纳根的练兵节略着人抄录督办军处所有成员，所以会议直奔主题。恭亲王复出不久，行事极为谨慎小心，他不置可否，等着众人说话。庆亲王以贪贿出名，谈到军国大计实在没有主见，翁同龢、李鸿藻是汉纳根练兵的始作俑者，态度不想可知。而礼部侍郎长麟对练兵也是外行。所以，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到刚入京不久的九门提督荣禄身上。
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时年已经五十八岁。当年他与翁同龢都曾经力主拥立光绪，被慈禧看重，更一同受知于醇亲王，一文一武，是醇亲王的左膀右臂，两人从此官运亨通，荣禄更是做到了内务府大臣、九门提督。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荣禄失宠于慈禧。据说，是慈禧要自己选内监，而荣禄上折劝谏惹怒了老太太，被开去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差使，随后又被降二级调用，由提督降为副将，三载闭门，赋闲家中。后来醇亲王代替恭亲王主政，荣禄得以复出，却不曾恢复到九门提督的威风。光绪十七年醇亲王薨逝，荣禄再次失去靠山，被调离京城，出任西安将军，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今年十月十日是慈禧的六十整寿，他备了一份厚礼进京祝寿，同时精心准备了一份奏疏，提出巩固畿辅、稳定根本之策，深为光绪和恭亲王赏识。军务处缺的是知兵的大员，而荣禄不仅当过九门提督，而且追随醇亲王统领神机营，因此翁同龢极力促成他留京出任九门提督，并进入督办军务处。
“王爷，别怪我扫大家的兴，汉纳根的建议决不可行。”
荣禄这话大大出乎大家的预料，尤其是翁同龢，全力促成荣禄留京并入军务处，可以说是帮了荣禄的大忙，没想到军务处第一次商讨大事，他竟然提出反对意见。
翁同龢几乎不假思索地问道：“为什么？”
荣禄反问道：“汉纳根练十万兵要三千万两银子，叔平，你是户部尚书，知道国库的家底，朝廷一年的收入，满打满算不过九千万两左右，从哪里拿出这一笔巨款？”
翁同龢回道：“户部千方百计想办法就是。再不行，可以请各省先预收明后年的钱粮。国家危难，事急从权。”
荣禄又道：“好，就算银子可以弄到，汉纳根要聘请三百名洋人出任教习，仓促之间，哪里去聘三百名懂军务的洋人？而且，中日开战，许多国家宣布中立，不给任何一方提供军事方面的援助，其中就包括军事人员一项，难道汉纳根想把轮船上的水手也聘请了来？”
“也并非一定要三百名，而且边聘边用，也并非一次就聘足。”这一点翁同龢的确未加考虑，总认为有银子不愁雇不到洋人。
荣禄又问：“汉纳根建议洋教习要有指挥权，这岂不是要把十万大军拱手交给外国人？中国的海关收入被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控制着，再把十万大军交由洋人控制，汉纳根这个想法简直是丧心病狂！”
说汉纳根是丧心病狂，而翁同龢支持汉纳根，便相当于指责他也是丧心病狂。翁同龢语带不满道：“仲华，大家都是为大清前途着想，何谓丧心病狂？营哨各官还是由中国人出任，洋人不过是负责教习之责。”
“那好，就算可以规定洋人教习无指挥权，那十万大军只营官就要三四百名，仓促之间何处觅这三四百人？如今能打仗的都已经到了前线，是把他们调回来，还是从哨官里提拔？说到哨官，那为数更巨，需要近千人。”
这个问题翁同龢更不曾细想，当初他所得意的是练出十万新兵，就可以不再看李鸿章的脸色。
荣禄又提了一个问题：“还有一项更具体的问题，训练十万大军，在哪里训练，需要建多少营房，是建在一处，还是分散建立？我可以告诉大家，十万大军所需营房，不亚于一个颇具规模的镇子。”
大家都不作声，翁同龢实在无法回答荣禄的问题。
恭亲王这时插话问：“仲华，如果十万之数太巨，你认为可以先练多少？”
荣禄回道：“当年编练神机营，练了四五年，不过才达到一万五千人的规模。耗费了醇贤亲王多少心血，六爷是最清楚不过。”
军务处散会后，恭亲王在路上等着荣禄，招手让他过去，暗暗竖起大拇指道：“仲华，高见。”
“王爷，您谬赞。不是我高见，是这个计划形同儿戏，叔平竟然抱这样大的热望，真是不可思议。”荣禄摇了摇头。
“你总知道什么叫书生，什么叫清流了吧。”恭亲王也笑着摇了摇头。
翁同龢回到书房越想越觉得憋屈，好好的练兵计划被荣禄搅黄了。如今关外直接与日军作战的清军不下十万，却一再丢城失地，练三万能有什么用？在他看来，荣禄所提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只恨自己没有预先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