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说了一下情况后道：“日本人将下最后通牒，看来中日已到了摊牌的时候。”
徐世昌问：“大总统是什么想法？”
“日本人欺人如此，莫说我是大总统，就是寻常男人何尝不想与日本人大战一场。大战一场，虽死犹荣，还能博一个爱国的名声。可正因为我是大总统，就不能像寻常男人一样行事。大战一场，是必输无疑。明知必输而轻于一掷，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甲午之役，李文忠不想打，迫于舆论不能不勉强一战，结果丢了朝鲜和台湾，赔款两亿多两。庚申年，老太后是不甘受洋人的气，负气向十一国宣战，结果八国联军进京，两宫西狩，签订《辛丑条约》，赔款本息高达九亿两，使馆区、京津要塞、山海关铁路沿线外国得以驻兵，国权沦丧，想来不寒而栗。是战是和，我已经数月睡不好觉。菊人大哥，如果我下令与倭寇一战，拼个鱼死网破，会是什么后果？”
“你是大总统，不该存鱼死网破的想法。其实不用问，你心里也清楚，与倭寇一战，网不一定破，鱼却必定要死。因为一旦中日开战，就是向整个协约国开战，俄国必定要图谋新疆、蒙古，英国则必定乘虚而入，谋我西藏。何况地方各自为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拿什么开战？仅军费一项就无法可想。”
杨士琦接话道：“不仅外患，内忧也很严重。如果孙黄之辈趁乱而起，局面就不可控制。”
“是啊，这也正是我担忧的。今天叫你们两位来，一是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有拒约的好建议，咱们不妨认真筹划，二是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打算答应日本人的要求，请你们到时候能够支持，大家都难咽下这口气啊。”
徐世昌建议道：“到时大总统最好召集大家商量一下，也让大家能够理解大总统的苦心。”
杨士琦出主意道：“实在没办法，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不等于将来就让他得逞。比如日本人在南满租地，到时下一条行政密令，谁租地给日本人就当卖国贼枪毙，让日本人一寸地也得不到。”
“对，对，我也正有此意。杏城，你以个人名义约张雨亭来一趟，此人不简单，我有事交代他。”张雨亭就是驻奉天的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
“好，我立即给他发个密电。”
日本驻华使馆方面接到通牒，并没有立即送交外交部，而是派一等书记官小幡来见曹汝霖，说日本政府预备下最后通牒，不惜一战，若将第五号酌议几条即可免此危险。
曹汝霖从陆宗舆的电报中已经知道日本内阁对第五号已经不再坚持，日本使馆如此不过是得寸进尺以向内阁邀功罢了，便对小幡道：“贵国已将最后通牒副本送达我国驻日公使，公使为政府代表，送交公使，即无异送交我政府。既下最后通牒，有何再商可言？”
下午三点半，日置益亲自将最后通牒交送陆征祥，态度严肃，不发一言。
袁世凯接到正式最后通牒，要求到9日18时必须回复行或不行。算算时间，只有四十八小时。他立即召集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大家都到齐了，只缺最重要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打电话催请，说正与英使朱尔典会晤。
过了半个多小时，陆征祥才到，报告他与英美公使沟通的情况。
袁世凯问：“朱尔典怎么说？”
陆征祥回道：“英国也没什么好办法。”
“美国公使的意思呢？”
“与朱公使的意思一样，也劝中国不要与日本正式冲突。”
“我们该拜的都拜了，看来只能如此了！日本人当初提了二十一条，如今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号自行撤回，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这些不得不说是外交部努力的结果，尽管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外交部坚拒到底，已尽其责任。日本这次提出的最后通牒，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位的意见。”
段祺瑞立即表示反对：“中日并未失和，日本人却向中国下最后通牒，这在国际上是从来没有的。我们这样迁就日本人，何能立国？中日军备有差距，但无论能不能赢，总要先打一仗再说，一枪不放，就递降表，太丢军人的面子。老话说得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段总长之说自是正理，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位也有责任”。
段祺瑞仍然持异议：“民国肇兴，就签订这样丧失国权的条约，倘各国效尤，如何应付？”
“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两国力量如何，你应该最明白。”
闻言，段祺瑞无话可说，徐世昌出面道：“该尽的力都尽到了，目前除了接受日本的通牒，看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其他人也点头附议，于是宣告散会。
第二天下午，袁世凯吩咐外交部准备回复日本最后通牒的稿子。袁世凯对顾维钧的印象很好，特别点名让曹汝霖与顾维钧亲自商议起草。当时顾维钧因为太过紧张、疲劳而发高烧，已在德国医院住院两天。曹汝霖亲自到医院去与他商议，顾维钧认为虽然是最后通牒，但应当辩驳处还是要表明态度，关于第五号日本的说法是“容后再议”，顾维钧认为这会留下后患，应当明确表示中国不予接受。两人仔细斟酌，三易草稿，脱稿时已经是早晨四时。由顾维钧翻译出英文稿，准备通报给西方国家使馆。
曹汝霖问道：“大总统这么早就办公了？”
“睡不着，干脆不睡了。”
曹汝霖呈上稿子，袁世凯正在审阅时，日使馆打来电话，请曹汝霖接。原来是翻译高尾，他说今日已到限期，贵方复文何时发出？曹汝霖答必在期内发出。高尾又说最后通牒复文，只有诺否两字已足，若杂以它语彼此辩论，过了期限，反恐误事，务望注意。
曹汝霖将日本使馆的意思报告袁世凯，袁世凯叹了一口气，把内史长阮忠枢叫来，让他参照曹汝霖的稿子重拟一稿，将辩论之处一概删去。
下午高尾又到外交部，说是奉公使命，要求先阅复文稿，以免临时有误限时。曹汝霖认为日本人干涉太甚，不同意让他阅稿。高尾很蛮横，说你不让阅，那我见总长。曹汝霖没办法，只好请示陆征祥，陆征祥说时间局促，免生枝节，那就先给他阅看吧。谁知高尾阅后不同意关于第五号“中国不予承认”的说法，要求须照原文更正。
外交部秘书往还磋商，易稿数次，高尾始终不同意，非按通牒原文“暂时脱离，容后再议”表述不可。最后陆征祥拍板道：“此事由我负责，即照原文，以后再议与否，要看那时情形，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
定稿缮正，再翻译出英文、日文，陆征祥、曹汝霖和日文翻译施履本送至日本使馆，交与日使日置益，日置益踞座而受，十分傲慢。
三人出日本使馆时，已是午夜十一点。曹汝霖对陆征祥道：“陆总长，我感觉就像评书中所说，投降书递顺表。”
陆征祥安慰道：“润田，这算什么，当年我在驻俄使馆当翻译，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与杨钦差磋商不洽，后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逼迫杨钦使签字。杨钦使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至今心有余悸。杨使气愤填膺，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客死俄国。弱国外交，言之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