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与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当然就是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约》之日，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易定。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缘由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缘由是彼时中英二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1838）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地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1834）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做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甚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春禁烟，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勋爵（Lord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在所不惜。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鸦片战争，当作一段国际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起自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二十五日，即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行抵广东之日。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十四日，即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GeeElliot）及义律（CharlesElliot）在大沽口起始交涉之日。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六日，即琦善革职拿问之日，而止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条约》。在专制政体之下，最后决断权依法律当然属于皇帝，然事实上，常常有大臣得君主的信任，君主言听计从。此地所谓林则徐及琦善主政时期即本此意而言。缘此，林的革职虽在道光二十年九月八日，然自七月中以后，宣宗所信任的已非林而为琦善，故琦善主政时期实起自七月中。自琦善被革职以后，直到英兵破镇江，宣宗一意主战，所用人员如奕山、奕经、裕谦、牛鉴等不过遵旨力行而已。虽有违旨者，然皆实违而名遵，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似不为无当。
三期中，第一期与第三期为时约相等，各占一年半。第二期——琦善主政时期——为最短，半年零数日而已。在第一期内，严格说，实无外交可言。因为林则徐的目的在禁烟，而禁烟林视为内政——本系内政，不必事先与外国人交涉，所采步骤亦无须外国人的同意。中英往来文件，在林方面，只有“谕示”；在英领义律方面，迫于时势，亦间“具禀”。此时义律既未得政府训令，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他的交涉不过图临时的相安，他的军事行动不过报复及保护在华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到第三期，更无外交可言。双方均认为交涉无望，一意决战。后来英兵抵南京，中国于是屈服。在此三年半内，唯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在此期之初，英国全权代表虽手握重兵，然英政府的训令是叫他们先交涉而后战争，而二代表亦以速和以复商业为上策。训令所载的要求虽颇详细，然非完全确定，尚有相当伸缩的可能。在中国，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诫”字样，但他与英国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国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不幸，琦善在广东除任交涉以外，且署理两广总督，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攻击他的有些注重他的外交，有些注意他的军事。那么，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所以我们先研究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乃闻琦善到粤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壮丁就变为“汉奸”，英国人反得收为己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唯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了，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词，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的研究。
此类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当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借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国人的贿赂。战争的时候，左宗棠——同治、光绪时代的恪靖侯左宗棠——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致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手。’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诗及渠欲即斩生夷灭口各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
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拴逆夷。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须一面收复定海，一面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之，浙江应与英国人战，广东则应与英国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为不妥。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害于英国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虑。”宣宗当然欣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施恩，准予止战通商”。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间接得自果勇侯，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自广东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独在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
同时广东的按察使王庭兰反说他屡次劝琦善杀义律而琦善不许。他写给福建道员曾望颜的信述此事甚详：“义律住洋行十余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数只而已，不难擒也。伊亦毫无准备，有时义律乘轿买物，往来于市廛间。此时如遣敢死之士数十人拴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屡次进言于当路，辄以现在讲和，未可轻动。是可谓宋襄仁义之师矣。”琦善倘得了“西人金巨万”，授之者必是义律；“欲即斩生夷灭口”，莫若斩义律。琦善反欲效“宋襄仁义之师”，岂不更奇了！王庭兰的这封信又形容了琦善如何节节后退：“贼到门而门不关，可乎？开门揖盗，百喙难辞。”王庭兰既是广东的按察使，他的信既由闽浙总督颜伯焘送呈御览，好像应该是最好的史料。不幸琦善在广东的时候，义律不但未“住洋行十余日”，简直没有入广州。这封信在显明的事实上有此大错，其史料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琦善倘若撤了广州的防具，撤防的原动力不是英国的贿赂，这是我们可断定的。但是到底琦善撤了防没有？这是当时及后来攻击琦善的共同点，也是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之中心问题。道光二十年（1840）的秋末冬初——宣宗最信任琦善的时候——撤防诚有其事，然撤防的责任及撤防的程度则大有问题在。
宣宗是个极尚节俭的皇帝。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大修军备，但是宣宗未曾一次许他拨用库款，林的军费概来自行商及盐商的捐款。道光二十年六月七日，英军占了定海，于是宣宗脚慌手忙地饬令沿海七省整顿海防。北自奉天，南至广东，各省调兵、募勇、修炮台、请军费的奏折陆续到了北京，宣宗仍是不愿疆吏扣留库款以作军费。当时兵部尚书祁巂藻和刑部右侍郎黄爵滋正在福建查办事件，他们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及福建巡抚吴文镕会衔，建议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应添造大船六十只，每只配大小炮位三四十门。“通计船炮工费约需银数百万两，”他们说，“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弭患之方，讵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增靡费？”宣宗不以为然。他以为海防全在平日认真操练，认真修理，“正不在纷纷添造也”。此是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中的情形。
八月中，琦善报告懿律及义律已自大沽口带船回南，并相约沿途不相攻击，静候新派钦差大臣到广东与他们交涉。宣宗接了此折就下一道上谕，一面派琦善为钦差大臣，一面教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的防兵分别撤留了。
九月初四，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到了北京，报告英国兵船八只于八月二十二日路过登州，向南行驶。托浑布买了些牛羊菜蔬“酌量赏给”，因此“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宣宗以为和议确有把握，于是连下了二道谕旨，一道“着托浑布体察情形，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靡费”，一道寄给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着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撤应留，妥为办理。”适同日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折到京，报告从福建调水勇八百名来浙江。宣宗就告诉他，现在已议和，福建的水勇团练应分别撤留，“以节靡费”。是则道光二十年九月初，琦善尚在直隶总督任内，宣宗为“节省靡费”起见，已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
琦善于十一月六日始抵广东。他尚在途中的时候，沿海七省的撤防已经实行了。奉天、直隶、山东与战争无关系，可不必论。南四省中首先撤防者即江苏，裕谦于十月三日到京的折内报告，共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并且“各处所雇水陆乡勇亦即妥为遣散”。十月十七日的报告说陆续又撤了些：“统计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广东及浙江撤兵的奏折同于十一月一日到京。怡良说：“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两千余名。臣复移咨水陆各提镇，将各路中可以撤减者再为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靡费。”撤兵的上谕是九月初四发的，罢免林则徐的上谕是九月初八发的。怡良所说广东初次撤兵是由林与他二人定夺，此说是可能的。怡良署理总督以后，又拟再撤，但未说明撤多少。伊里布在浙江所撤的兵更多。照他的报告，共撤六千八百名，共留镇海等处防堵者五千四百名。南四省之中，唯福建无撤兵的报告。
总结来说，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四省，除福建不明外，余三省——江苏、浙江、广东——均在琦善到广东以前，已遵照皇帝的谕旨实行撤兵。江苏所撤者最多，浙江次之，广东最少。广东在虎门一带至少撤了两千兵勇，至多留了八千兵勇。道光二十年（1840）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
琦善到任以前的撤防虽不能归咎于他，他到任以后的行动是否“开门揖盗”？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和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的军事失败是由于琦善到任以后的撤防吗？散漫军心吗？陷害忠臣吗？
琦善初到广东的时候，中、英已发生军事冲突，因为中国守炮台的兵士攻击了义律派进虎门送信而挂白旗的船只。这不但犯了国际公法，且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宣宗撤兵的上谕已经明言：除非外国人起衅，沿海各处不得开火。琦善本可惩办，但他的奏折内不过说：“先未迎询来由，辄行开炮攻打，亦不免失之孟浪。”接连又说，“唯现在正值夷兵云集、诸务未定之时，方将激励士气，借资震慑而壮声威。若经明白参奏，窃恐寒我将士之心，且益张夷众桀骜之胆。”同时他一面咨行沿海文武官吏，在未攻击之先，须询明来由，一面仍以夷情叵测，虎门系近省要隘，未便漫无提防，随饬委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击多隆武等前往该处，妥为密防。是则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单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
十二月初，和议暂趋决裂。琦善“遂酌调肇庆协兵五百名，令其驰赴虎门，并派委潮州镇总兵李廷钰带弁前往帮办。又酌调督标兵五百名、顺德协兵三百名、增城营兵二百名、水师提标后营兵二百名、水师提标前营兵一百五十名、永静营兵一百名，拨赴距省六十里之总路口、大濠头、沙尾、猎德一带，分别密防。并于大濠头水口填石沉船，借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总共增兵一千九百五十名，不能算多，且广州第一道防线的虎门只五百名，虎门以内大濠头诸地反增一千四百余名。于此我们就可窥测琦善对军事的态度及其所处地位的困难。他在大沽口与英国人交涉的时候，就力言中国万非英国之敌。到了广东，他的奏折讲军备进行者甚少，讲广东军备不可靠者反多。如在十二月初四的具折内，他说不但虎门旧有的各炮台布置不好，“即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不但经费无出，且欲制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琦善对军事既如此悲观，故不得不和。然和议又难成，不得不有军备，“借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且身为总督，倘失地，责不容辞。但军备不但“缓不济急”，且易招外国人之忌，和议更易决裂，故只能“妥为密防”，只能在虎门内多增军队。所以他犹疑不决，结果国内主战派攻其“开门揖盗”，英国人则责其无议和的诚心，不过迁延时日，以便军备的完竣。他们说：“此种军备进行甚速（Weregoingoexpedition）。”英国人采先发制人的策略，遂于十二月十五日晨攻击大角、沙角两炮台。
结果中国大失败：二个炮台均失守；水师船只几全覆没；兵士死者约五百，伤者较少；炮位被夺被毁者共一百七十三尊。英国人方面受伤者约四十，死亡者无人。防守大角、沙角约两千人，英兵登陆来攻者共一千四百六十一人，内白人与印度人约各半。此役中国虽失败，然兵士死亡之多，足证军心尚未散漫。炮位损失有一百七十三尊，内二十五尊在大角，七十二尊在沙角，余属师船，足证防具并未撤。我们还记得：在虎门十台之中，大角、沙角的地位不过次要。道光十五年（1835）整理虎门防务的时候，关天培和署理粤督祁贡就说过：“大角、沙角两台在大洋之中，东西对峙，唯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相距较远，两边炮火不能得力，只可作为信炮望台。”平时沙角防兵只三十名，大角只五十名；二月十五之役，二台共有兵士两千名，不能算少。至于军官及兵丁的精神，外国人众口一词地称赞。虽然，战争不满二时而炮台已失守，似无称赞的可能。欧洲的军士对于败敌，素尚豪侠，他们的称赞不能不打折扣。但是我们至少不应说琦善“开门揖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