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有一家生产纵横制交换设备的工厂，年产量高达30万线，客户要通过各种关系才能买到这家工厂的产品。岂料仅仅过了一年，行情突变，纵横制技术被淘汰，这个厂销售量马上萎缩到不足1万线，工厂很快就倒闭了。
所以有人说，通信行业看起来高大上，其实跟卖海鲜没什么区别。早晨进了一筐海鲜，到了傍晚没卖出去，这些海鲜就是白菜价了。通信公司也是这样，上一年看着烈火烹油、繁花似锦，赢利几个亿，下一年可能就会门前冷落车马稀，要清盘关门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华为也是如此，当年如果不能尽快推出数字程控交换机，也将面临着市场急剧萎缩甚至被清盘关门的命运。所以，当一些朋友说要去创业时，我都会苦笑一声——不要轻易去创业，因为创业维艰，在任何时代，创业都是九死一生的选择。
从任正非身上就看出来了，他时刻没有喘息。
1992年华为的财务状况还不错，这一年也是深圳房地产发展最快的一年，大家都知道，只要在房地产或者股市下点儿本钱就能大赚一笔。JK1000失败后，华为还剩下一点儿钱，但任正非并没有把这些钱投在房地产或者股市上，反而孤注一掷，把全部资金押到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的研发上，这是最后一搏，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在本书序言中，我曾讲过小泽征尔先生跪着听《二泉映月》的故事，我当时说过我要抱着极度虔诚的心去讲任正非这个人，当然不是真的找个蒲垫跪在那里讲，而是说，他的这种执着是中国企业转型时期最为稀缺和宝贵的中国企业家精神。
为什么呢？因为任正非进入通信行业以后，从来没有看哪个门道赚钱容易就转向哪里，而是一条道走到黑。那些年里，**那么多，但华为始终不碰房地产，不论房地产多么繁花似锦，利润多么丰厚，华为始终不碰。
2000年，深圳房地产发展得很快，曾有人向任正非建议：“随便要点儿地盖盖房子，就能轻松实现100亿利润。”任正非一口就回绝了：“挣完了大钱，就不愿意再回来挣小钱了。”
2010年后，华为周边开始建新城，又有部下向任正非建议：“随便要点儿地盖盖房子，就能轻松赚取100亿。”任正非一听，拍桌子吼道：“华为不做房地产这件事早有定论，谁再提，谁下岗！”从此，再也没人敢跟他提房地产。
在我看来，这是定力，中国的企业界缺少这种有定力的企业家。
我认为，在中国企业界，这种企业家，除了任正非，还有董明珠女士。她曾说：“我不做房地产，我们制造业不应该去碰房地产，那是机会主义。做房地产赚钱太快了，赚钱太多了，可是挣到钱有什么好处呢？大家发现炒房那么容易，谁还来干实业？连傻子都能挣钱，这是什么导向？这不是让全社会都去炒房吗？”
结果董明珠慷慨激昂地一讲完，格力集团就成立了地产公司，因为董明珠是格力电器的领导，而不是格力集团的领导。
三十年风雨路途，机会无穷多，中途做房地产可以暴发，任正非不做；中途做互联网可以暴发，任正非也不做；中途做资本运作可以暴发，任正非还是不做。他从不为那些**所动：“华为就是一只大乌龟，二十多年来，只知爬呀爬，全然没看见路两旁的鲜花，不被各种所谓的风口所左右，只傻傻地走自己的路。”
正因为任正非始终坚守“只做通信”，不为两岸的花香所动，“力出一孔，利出一孔”，华为才成了今天的华为。
不碰房地产，富贵于我如浮云，这不是清高，而是一种清流，是一种理想主义、一种清醒，甚至是一种反抗、一种勇敢。
华为成功后，很多人去采访任正非，任正非说他们当时不懂事，误打误撞上了通信设备这条贼船，后来想下下不去了，如果知道后来有那么多苦难，他们死活都不干这个，宁可去养猪。
猪很听话，猪的进步很慢，而通信的进步速度太快，我累得跑不动了。但不努力往前跑就是破产，我们没有什么退路，只有坚持到现在。那个时候错误地以为通信产业大，好干，就稀里糊涂地进去了。后来才知道通信最难干，它的产品太标准了，对小公司来说很残酷。
那时和我们同样傻走上通信行业的公司有几千家、上万家，也许他们早就认识到他们的傻，所以转到别的行业成功了。但是我们退不出来了，因为一开业一点钱都没有了。退出来我们什么钱都没有了，生活怎么过，小孩怎么养活？退出来，再去养猪的话，没钱买小猪，没钱买猪饲料，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通信行业前行。
就在JK1000失败不久，华为招兵买马，把所有的资金一把压上，开始开发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这次老天眷顾，华为的数字程控交换机开发算是有惊无险。华为的技术人员越来越成熟，再加上任正非从小的经历让他养成了一种对失败非常淡薄甚至说大度和宽容的心态，他觉得失败很正常，成功了才不正常。
因此，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任正非也没有放弃对研发的追求，反而像赌博一样加大投入。有人开玩笑说，华为就像不死鸟，每次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那帮年轻人也对华为忠心耿耿，满怀热情，这是怎么做到的？是因为任正非特别信任他们，关键时刻也敢让他们放手一搏。
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这一年，华为面临的困难其实挺大。与JK1000相比，C&C08的研发就需要用到华为自我研发的芯片了，自研芯片是降低成本最关键的环节，自家有了“芯”，底气就足，海量出货的交换机和接入网产品不仅集成度更高，价格还敢比竞争对手低上一大截。但华为对于数字程控技术压根就没有积累，需要拉起队伍从零做起。
研发是要烧钱的，这是个天大的问题。IBM在20世纪90年代一年研发投入60亿美元，贝尔实验室一年大概投入30亿美元。这个行业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玩家必须要有钱，烧钱不是万能的，不烧钱是万万不能的。知识产权都是真金白银烧出来的，这一切都要任正非咬牙死扛。
早在1991年，华为就成立了自己的ASIC设计中心，专门负责设计专用集成电路，大家都是硬着头皮现学现卖，技术问题终日不断。每天晚上9点，任正非都会提着一个大篮子，装着面包和牛奶，前来劳军。
天佑华为，一次流片成功！所谓流片，就是“试生产”，先生产几片、几十片供测试用，因为数量少，所以成本很高。一次流片成功，这在当时并不是大概率事件。
20世纪90年代，“流片”的价格不菲，一次性的工程费用就要几万美元。现在看几万美元不是什么大钱，可是那时候有外汇管制，外汇稀缺，对任正非来说，那真是左思右想才痛下决心拍板花出去的。
当时大家都说，如果那次流片失败，几万美元打了水漂，后果难以想象。一方面，吃饭的产品没有了差异化竞争力，就会卷入无休止的价格战；另一方面，新产品的研发要采购境外的器件和设备，需要大量美元。即便任正非初衷依旧，也未必还有能力去研发新产品，也就没有今天的华为了。
这是华为历史上最惊险也是最惊艳的一次“飞渡”，九死一生，华为这次幸运地成功了。
就这样，1991年，华为首个具备自有知识产权的专用集成芯片诞生了。这是华为芯片事业的起点，也是华为海思的前身，华为鼎鼎有名的麒麟芯片，追根溯源的话，就在这里。
就在这一年，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思科公司聘请了一位叫钱伯斯的全球高级副总裁，此人主管思科的全球销售和运营，他上一份工作是在王安电脑公司担任北美区总裁，四年后，钱伯斯升任思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成为华为在全球范围内最有力的对手。
在研发C&C08机型的这段时间里，华为的资金渐渐耗尽，不得不拖欠工资，很多员工都辞职了，每天都有新员工进来，每天也有老员工离去。每过一两个月，华为就搬一次办公室，办公室越搬越小，员工拿到这个月的工资不知道下一个月工资什么时候发，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华为哪一天破产、拖欠的工资还能不能拿到。
所以华为发年终奖的时候，很多人拿了年终奖第一件事就是辞职。尽管当时华为账上没有太多钱，但是绝不拖欠辞职人员的工资和奖金，这一点对当时稳定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员工辞职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大环境不太好。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不受重视，也没有户口指标，只有少数几个核心人员有深圳户口，大部分华为员工每年都要回老家办暂住证。当时深圳查得很严，经常有警察和保安半夜敲门查暂住证，没证的人直接就被抓走遣返了，后来华为的副总裁毛生江也被抓过。
如果有哪位员工没来上班，大家就会说，可能是被抓去扛木头了（对东莞樟木头这一地名的联想）。那时候，负责人事的曾信富主要任务就是天天去派出所捞人，说：“这个人是我们的员工，对不住，我们要把他带走上班去了。”后来很多员工学“聪明”了，想睡懒觉时，就干脆打个电话说自己被警察抓走了，其实是在宿舍睡觉。
辞职的第三个原因是安全问题。那时候华为租的房子条件很差，都是民房，晚上回去一摸，空调遥控器不见了。好不容易找到空调遥控器，一摁，空调没有反应，屋子里还是热。出去一看，空调压缩机被人偷走了……这还不要紧，有的时候刚研发出一款新机器，结果第二天一看，小偷偷走了。
大环境不好，但是华为的理想，这种奋斗、孤注一掷的热情和豪情，让很多员工着迷，对艰苦视而不见，觉得碰到这种老板也很稀罕，华为公司创造的让大家能安心做事业、做技术的环境，迷住了一批又一批人。
但销售部门的人就不这么想了，做销售的人心思活络，说：“老板，咱们还是回到老路上去吧，卖咱们那个JK1000，走一步是一步，你研发这个多危险。”结果任正非严词拒绝，不为所动。
C&C08研发的进度迟缓，好在市场部门比较给力，C&C08还没研发完就被卖出去了，买家是浙江义乌邮电局，原计划1993年5月或6月开局，结果却一拖再拖，一向不拘小节的任正非好像一下老了十岁。
项目经理毛生江每天看到当时任软件经理的刘平都要嘟囔一句：“再不出去开局，老板要杀了我。”10月，项目组人员在公司实在待不住了，测试没有完成，就将第一台C&C082000门交换机搬到浙江义乌开局，整个研发团队也跟着过去，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