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华为先后放弃了CDMA和日本的PHS技术，但这种放弃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客观来讲，看郑宝用和李一男的分歧，谁对谁错要看站在哪个角度，从长远来看，李一男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短期来看，郑宝用是正确的。有时候做企业就是这样，从未来来看，这个技术很好，问题是这个企业不一定能活到那一天。
1998—2002年，G**技术在中国蓬勃发展，当时中国移动每年都有几百亿的大单，但是基本上都被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些外国公司包揽了。华为尽管有自己的G**产品，但还不够成熟，国内的电信商都不用，那些鼓噪说华为有什么背景的人可以休矣。
更要命的是，西方电信巨头已经开始注意到华为了。
这些国际巨头在农村固话市场被“巨大中华”——巨龙、大唐、华为、中兴——这四家公司打得落花流水，所以他们只要发现华为和中兴研发出某款产品，就联合进行大幅降价，而如果中国没有这种产品，他们就继续卖高价。
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挡华为和中兴中标，当时广东移动的一个G**扩容，订单就上百亿元，但是华为一毛钱都抢不着。李一男主张的G**，方向是对了，眼下却是颗粒无收，让人着急。那么，郑宝用说的CDMA技术呢？中国联通用的就是CDMA技术，华为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和产品，依然颗粒无收。
移动颗粒无收，联通也颗粒无收，在电信总会有收获吧？没想到，华为在电信领域也是颗粒无收。
郑宝用看中的日本PHS技术，后来在国内有个很有名的产品，叫“小灵通”。年龄稍微大一点儿的人都知道“小灵通”，“小灵通”在1998年到2005年间非常火。
1997年，杭州市余杭邮电局局长徐福新到日本考察时发现了PHS技术，他觉得这个技术在国内一定会受欢迎。他回国后做了汇报，领导也非常感兴趣。
PHS即PersonalHaem，意为个人手持电话系统，采用微蜂窝通信技术，通过微蜂窝基站实现无线覆盖，将无线市话手机以无线的方式接入本地电话网，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电话不再固定在某个位置，可在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自由移动使用。这就是当年的“小灵通”。“小灵通”的优势是辐射小，绿色环保，最重要的是资费跟固话价格差不多。
对于“小灵通”技术，当时华为的高层也颇为心动，但任正非的态度是，这不过是短暂的赚钱机会，华为是一家“为未来投资”的企业，宁可赔死，也不去做过时的技术。
确实，由于技术本身的落后性，“小灵通”的信号始终无法实现一定速度条件下的稳定通话，比如坐公交车时要跨越多个通信基站，通话动不动就会断。当时有用户调侃“小灵通”：“手持小灵通，傲立风雨中，昂首又挺胸，就是打不通。”
虽然任正非的决策并不能服众，但华为当时还是放弃了“小灵通”业务。可是任正非没想到，这项过时的技术仅仅凭借超低的话费就吸引了数量庞大的中国消费者，到2004年年底，“小灵通”用户已超过6000万。相比花费偏高，信号差一些是完全可以容忍的。
你不做，有人做。任正非否决了“小灵通”项目，一家叫作UT斯达康的新公司却凭借“小灵通”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UT斯达康成立于1995年，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硅谷。这家公司有一个很有名的投资人，叫薛蛮子，大家都很熟悉，他集投资案例和桃色新闻于一身，在追踪最热的空气币项目变现之后，终于鱼归深渊，渐不复闻矣。
2000—2002年，因为“小灵通”的迅速走热，UT斯达康公开披露的财报平均利润率是324%！UT斯达康异军突起，打算以“小灵通”的高利润作为基础，捆绑销售软交换、光网络和无线产品，伺机抢占华为的地盘。
而任正非宣布放弃“小灵通”项目几天后，大他三岁的侯为贵就宣布，中兴今后市场主攻产品就是“小灵通”。2003年，中兴年销售额达到251亿元，其中“小灵通”业务收入约占13，而华为年销售额为317亿元，二者仅仅相差66亿元！
UT斯达康和中兴赚得眉开眼笑，只剩下任正非在那里默默地品尝着苦果，这是一直奉行“以客户为中心”的任正非的一个重大失误。
直到2003年，华为管理层决心对任正非的误判进行纠正，华为才开始进入“小灵通”市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华为在“小灵通”市场的占有率逐渐上升，“小灵通”的价格迅速下滑，风光一时的UT斯达康和中兴遭受重创，终结了“小灵通”的暴利神话。
总结华为2000年前后这几年，真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没产品的时候很危险，有了产品但是压错方向了，而研发G**烧钱太凶悍了，几亿元扔进去，像打水漂一样，连个声响都听不见。
很快，华为的资金链断裂了，欠员工钱，欠客户钱。这时候的华为真是步步惊心，再一次站在生死关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华为在国内的困顿，反倒无意间成就了华为的全球化道路。产品在国内卖不出去，那只能向国外卖。可是国外通信市场早已被那些大公司占领了，怎么打开缺口？任正非指示，还是“农村城市包围”的路线，我们去更落后的地方，我们去亚非拉！
1996年，任正非“下狠心”，把大量的优秀销售人员——会英语的和不会英语的、愿意去的和不愿意去的，往海外扔，而且决不妥协，只有“去”和“不去降级”这两条路。1999年，华为终于在越南和老挝中标，这是华为第一个海外单子。
这时，距离华为“大航海”已经过了三年，华为人在海外苦苦坚持了三年。
这些年国际上一直有一个猜测，包括美国政府，认为华为跟中国政府的关系特别密切。如果他们了解华为的历史，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他们只看到了华为的高光时刻，没有看到当年华为几度艰难求生，险死还生的至暗时刻。
这些年移动、联通、电信上千亿元规模的招标，华为颗粒无收，如果华为真有那么强的政府关系，那些订单还能会落入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些外资企业之手？
事实上，华为跟政府的关系并不密切。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曾经陪着朱镕基总理去华为视察。朱镕基总理对华为搞自主研发、占领技术制高点特别欣慰，主动提出要给华为3亿元贷款。任正非表示了感谢。等总理回到北京，部长们想落实总理指示的时候，任正非却拒绝了。
还有一次，深圳市的一个副市长去华为拜访，问任正非是否需要政府帮助。副市长上门了，如果任正非有心的话，就该先请人吃个饭，好好说说自己的企业有哪些困难，搞点儿政府的创投企业基金，弄些无息贷款之类的。但是任正非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他说：“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什么都不要做，你们只要把城市的路修好，把公园和道路旁边的花草种好，这就是对我们企业最大的帮助。”
我们看看，任正非这个人说话真不讨喜，如果我是那个副市长，心里早已经开始骂了：我这热脸还真是贴上了冷屁股，好心好意地跑来问你需不需要服务，你让我种花种草去？所以从一开始，华为就相当克制地跟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1998年，中兴和华为都准备竞标中国联通第一次CDMAIS-95招标项目，但由于与高通公司的知识产权问题尚未解决，中国联通第一次CDMAIS-95招标项目中途夭折，再次招标的时间悬而未定。华为绝大部分人认为可以保留一支小团队慢速跟踪CDMAIS-95项目，但李一男要全部砍掉。
2001年，中国联通CDMA一期项目使用的依然是这个落后但是成熟的IS-95标准，华为CDMA基站彻底绝收。而中兴则大赚特赚，牛气冲天！
那个时候对国产G**设备的定义有些滑稽，所有西方公司如爱立信等因为在中国有厂，也算是国产设备。为了避免程控交换机民族品牌集体崛起的故事在G**上继续上演，西方公司学聪明了，纷纷在中国国内设厂，产品大幅降价。在各方夹击下，华为的G**做得很惨淡，但好歹还有点儿基础，不像CDMA那样干脆基本绝收。
这段岁月对华为来说特别纠结：要是着重于眼前的技术，就丧失了未来的发展；要是看重未来的技术，眼下颗粒无收，马上就揭不开锅了。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郑宝用和李一男这两个技术天才的判断，两个人一时瑜亮，各有所长。
因为G**没有专利限制，山寨手机种类丰富又便宜，所以在全球迅猛发展，拯救了华为。而中兴因为在CDMA上大获成功，加上“小灵通”也大获成功，短时间很好过，但从长远来看，被高通的专利限制得死死的，在海外的拓展也被高通的专利限制。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华为和中兴在G**和CDMA技术路线的选择上就能看出两家公司的高下，这是两家公司后来走上不同道路的最核心的原因。
从1993年到1998年，李一男在主持华为技术的这五年，帮助华为从一家生产交换机的企业快速转换为一家包括交换、传输、无线、数据、业务软件在内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任何羡慕华为今天在3G、4G和5G等无线通信诸多领域胜利的人，都不应该忘记1993—1998年李一男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