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熙寧新法
宋朝事實上變法的要求，依然存在，范仲淹雖失敗，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繼之而起。
然而王安石的遭遇，與范仲淹不同。反對范仲淹的，全是當時所謂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當時的所謂君子。
甚至連當時贊同范仲淹變法的諸君子，如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亦反對王安石。
仁宗比較溫和，因朝臣反對卽不堅持。神宗則乾綱獨斷，儘人反對，依然任用。遂使後人對范、王兩人評判迥異。
大抵崇范者並不在其事業，而為其推獎人才。詆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為小人所利用。對仁宗、神宗兩人評論亦異，因仁宗能從眾，而神宗主獨斷。
就熙寧新政與慶曆變法對照，其間亦有差別。
熙寧新政之犖犖大者，如靑苗，
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
均輸，
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
市易，
出公帑為市易本，市賤鬻貴，以平物價，而收其餘息，並聽人賒貸縣官財貨，出息二分，過期不輸加罰錢。
方田，
以東西南北若干步為一方，量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定稅數。此法始於郭諮、孫琳，歐陽修、王洙皆推稱之。其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即古萬畝之田。百步為一小方，即古百畝之田。名「千步開方法」。
免役，
五代以來，以衙前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負償逋之責。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給官使奔走。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掐等，各以鄉戶等第差充。民不勝其苦，而衙前為尤甚。今聽免役，據家貲高下出錢，由官雇役。單丁、女戶原無役者，概輸錢，謂之「助役」。
保甲，
籍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弓弩，教之戰陣。
保馬，
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直使自市，歲閱肥瘠，死病補償。
大抵相當於范仲淹十事之六、七、八諸項。似乎王安石並不十分注重仲淹十事中之前幾項。似乎王安石是徑從謀求國家之富強下手，而並不先來一套澄淸吏治的工作。因此後人說范仲淹是儒家，而王安石為申韓。至王之自負，則為盂子。因范之政見，先重治人而後及於治法；王則似乎單重法不問人。只求法的推行，不論推行法的是何等樣的人品。神宗亦謂：「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而為之廢法。」
那時的官僚們，情形還是和范仲淹時代差不多。他們旣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反對范仲淹，自亦不免要為做官的立場來奉迎王安石。范主先淸吏治，只可反對。王主推行新法，便可奉迎。而王則謂范仲淹「結游士，壞風俗」。
王安石的新法，不免要為推行不得其人而全失立法之本意。陸佃受經於安石，其告安石，亦謂：「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如初意，還為擾民。」其時招受反對最烈者如靑苗，反對派的理論多就實際人事言。如州縣以多散為功，有錢者不願借而勒借。患無錢者不易償，因而不許借。出入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而王安石則就立法本意言。安石嘗謂：「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要當計利害多少。」此為當時兩派相爭一要端。
卽論新政立法本意，亦有招受當時反對處。
如司馬光論保甲：「籍鄉村民二丁取一，是農民半為兵。又無問四時，五日一教，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又按：王安石嘗言，終始言新法便者惟曾布。保甲之事，適布判司農寺，條畫多出其建請。然紹聖時，章惇、蔡卞皆乞復行保甲，而布獨不欲。蓋知其事繁擾，不欲輕舉。又荊公廢弓箭社行保甲，正猶廢常平行靑苗，仲淹十事之七已不能行，則安石保甲法自不能得時人之同意。韓琦主鄉兵，司馬光亦反對之。至如市易法等，更不易得人同情。當時曾布即不謂然。荊公則謂：「行市易勞費精神，正以不負所學為天下立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