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安石對財政的意見，似乎偏重開源；而當時一輩意見，則注重先為節流。
如靑苗官放錢而取息二分，在安石之意，則為一面抑富民之兼并，而一面可增國家之收入。在一輩反對者，則謂朝廷與民爭利。又如免役法，一面便民，而一面亦借助役錢增歲收。論者則謂其聚斂，於庸外又征庸。
而安石之開源政策，有些處又迹近為政府斂財。
劉摯上疏，謂：「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又陳次升讜論集謂：「免役法乃便民之最大者，有司不能上體德意，務求役錢增羨，元祐大臣，得以為辭。」又按：熙寧靑苗取息二分，提舉使復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旣取二分寬剩，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遂至寬剩積壓。至紹聖復行新法，則靑苗取息止一分，且不立定額，不加抑配，助役寬剩錢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此亦可見荊公之剛愎，當時未能斟酌盡善，並為羣小所誤矣。熙寧七年七月，呂惠卿以免役出錢未均，五等丁產簿多隱漏不實，由官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稱「手實法」，則較之漢武算緡更為煩瑣擾民矣。故陳傅良謂：「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之十數倍。以理財之名而務聚斂之實，其端實自荊公啟之也。」
而且宋朝那時已嫌官冗，安石推行新法，又增出許多冗官閒祿。
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王安石用事，先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為修訂財政法令之新機關。司馬光謂：「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可黜，不可使兩府侵其事。」又為推行新法，諸路增置提舉官凡四十餘人。司馬光非之曰：「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又曰：「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擾亂其間。」又曰：「自置將以來，每將下又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諸州又自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神宗亦謂增置官司費財，而安石則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又增吏祿歲至緡錢百一十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厚則人自重，不敢冒法。然良吏寡，賕取如故。曾鞏於元豐時中書議經費，謂：「臣待罪三班，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初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天禧間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於今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今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之所知者三班，吏部東西審官，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掌銓文臣。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掌銓武臣。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曾鞏與王安石為文學摯友，而政治意見不同。神宗謂：「曾鞏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可見安石新政諸人，少有以此等言進者。蘇轍元祐會計錄序謂：「以宗室言，皇祐節度使三，今則九。三倍。皇祐兩使留後一，今則八。八倍。觀察使一，今十五。十五倍。防禦使四，今四十二。十倍。以百官言，景德大夫時為諸曹郞中。三十九，今二百三十。七倍。景德朝奉郞以上時為員外郞。一百六十五，今六百九十五。五倍。承議郞時為博士。一百二十七，今三百六十九。三倍。奉議郞時為三丞。一百四十八，今四百三十一。三倍。官冗之勢，有增無已。」若依范仲淹所諭，豈得至是。南宋寶祐四年朱熠言：「境土蹙而賦稅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而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蓋宋之不振，始終病於官冗也。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七謂：「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間，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侈無度，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月支亦不過八十萬。淳熙末，朝廷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擬於宣和。非泛所支，及金銀緜絹不與焉。」官冗則費不節，此又自然必至之勢也。
冗官不革，政治絕無可以推行之理。
羣書考索續編：「嘉祐推恩裁數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寧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遠，求田問舍之不暇，何暇謀國家事哉！」元豐三年行新官制，仍無救於官冗。元祐三年翟思奏：「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為六、七。官愈多，吏愈眾，祿愈廣，事愈繁。朝廷文移下尚書省，又付吏部，又下寺監，又下所領庫務。自下達上亦然。」又云：「有吏部，又有太常寺。有膳部，又有光祿勛。戶部之有司農，主客之有鴻臚，駕部之有太僕，庫部之有衛尉，工部之有將作軍器，水部之有都水監，皆重叠置官，例可減省。」按：元豐改制，一依唐規。不知唐代政府組織，已嫌臃腫膨大，宋在冗官極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徹底。漢之中都官，不及宋什一，郡守少於宋而令長過之，此宋代治政所以終不足以追古。
亦有明明可省的費，而安石不主節省。
熙寧元年時安石尚未相。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勿賜金帛。司馬光謂：「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主聽之。安石謂：「大臣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不足，只緣無善理財之人。善理財則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害甚於加賦。」今按：南郊賜賚，本屬陋規。大臣辭賞，其意甚是，與辭祿不同。農業經濟的社會，生產量亦不能急激增進。依宋室當時實況，頗多可撙節處。安石只謂「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患在治財無其道」，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中語。不知治財之道，亦有一部分必從撙節入手。否則徒求開源，而浪費日增，如與影競走，終無及理。
若說再在百姓身上設法括取，則那時的百姓，實有不堪再括之苦。
宋初歲入，已兩倍於唐，至熙寧時當不啻二、三十倍。韓琦論靑苗，謂：「今天下田稅已重，又隨畝有農具、牛皮、鹽錢、面錢、鞋錢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將紬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謂放靑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今按：宋代租額，已七倍於唐。見林動政本書。又謂：「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今復於兩稅外增免役、助役錢，役即庸也，兩稅中已兼租庸調。反對者謂「上戶則便，下戶實難」，語非無理。又於額用已足外，復增取二分謂之「寬剩」，則下戶、單丁、女戶更困。又靑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農民何以堪？
而熙寧、元豐的財計，居然一時稱富，則掊克聚斂，自然難免。
蘇轍謂：「善為國者藏之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旣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畢仲游與司馬光書謂：「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掃地官，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安燾亦謂：「熙寧、元豐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據此不僅中央多積，雖州縣亦有盈，惟民力為難繼耳。陳次仲讜論集上徽宗論中都費用狀亦謂：「臣聞元豐庫昔年所積財帛甚多，近歲開邊，支遣殆盡。」
安石推行新政的又一缺點，在於只知認定一個目標，而沒有注意到實際政治上連帶的幾許重要事件。
程顥本贊成新法，其後亦轉入反對派方面。嘗謂：「眾心暌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眾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
而且還帶有急刻的心理。
范純仁告神宗：「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為憸佞所乘。」程、范所言，實中安石新政之膏肓要病。曾鞏亦曾致書安石細論之，惜乎安石不之悟也。
安石以神宗熙寧二年為相，至熙寧六年，先後共五年，新法次第成立。
二年二月王安石參知政事，立制置三司條例司。
四月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廬秉、王汝翼、魯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五月，翰林學士鄭獬、知制誥錢公輔罷。六月，御史中丞呂誨罷。
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八月，侍御史劉琦、御史裏行錢覬貶。知諫院范純仁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罷。
九月行靑苗法。十月，宰臣富弼罷。
十一月頒農田水利約束。
閏月置諸路提舉官。
三年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及募役法。三月，貶知審官院孫覺。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九月，宰臣曾公亮罷。十月，翰林學士范鎭致仕。
四年二月更定科舉法。四月，出直使館蘇軾。七月，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罷。又貶御史中丞楊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