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見之異同
熙寧、元祐新舊黨爭後面帶有南北地域關係，而元祐北方諸君子洛、蜀、朔三派分裂，洛，程頤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蜀，蘇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眾。至紹聖初，同以元祐黨竄領海外。後面也帶有政治意見之不同。
其中洛派中原派。所抱政見，大體上頗有與王安石相近處。他們都有主張將當時朝政徹底改革。
程顥上神宗皇帝陳治法十事，即力勸神宗勿因一時反對而灰其改革之氣。其十事中重要者如論帝王必立師傅，及井田、學校、兵歸於農，及吏胥用士人等，皆與王安石議論相合。
他們對政治上最主要的理論，是有名的所謂「王霸之辨」。
大抵唐、虞、三代是「王道」，秦、漢、隋、唐是「霸道」。他們主張將唐、虞、三代來換卻秦、漢、隋、唐。
熙寧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學士越次入對。神宗問為治所先，曰：「先擇術。」神宗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至要、至易，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
其實所謂唐、虞、三代，只是他們理想的寄託。他們的政治見解，可以稱之為「經術派」，或「理想派」。他們主張將理想來徹底改造現實，而古代經籍，則為他們理想辯護之根據。
同時關中張載與洛陽二程相呼應，其政治理想，亦大體相似。謂：「周禮必可行於後世。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嘗欲買田一方，盡為數井，以推明先王之遺法，未就而卒。又謂：「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此即安石所謂「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之意。以呂公著薦得召見，問治道，曰：「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神宗大悅。然張氏主復封建、世臣、宗法，此皆泥古太深；若施之政事，當較安石更為迂闊。
其先程顥本助安石。熙寧二年，安石遣劉彝等八人察農田水利，其中即有程顥。
安石因廷臣反對乞退，程顥等尚想法挽留。事在熙寧三年二月。安石復視事，顥等乃私相賀，見長編記事本末卷六十八。
最後程顥終與安石分手，則因安石偏執，不惜與舉朝老成破裂之故。言論已見前引。
程顥嘗言：「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此乃洛學與安石根本相異處。二程嘗謂：「介甫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卻留下害事。」又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眾心旣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又曰：「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至於論及識見，尚謂安石「高於世俗」。程顥云：「介父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故洛派於元祐排斥新政，並不完全贊成。
上蔡語錄：「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又伊川曰：「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又曰：「至如靑苗，且放過，又是何妨。」伊川十八歲上仁宗書，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及後應聘為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可見程氏在元祐時，並不能大張其學。當時謂：「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蓋二程論學本與溫公不同，惟明道性氣較和易溫粹耳。
朔派是正統的北方派。他們與洛陽的中原派不同。一主理想，洛。而一重經驗。朔。一主徹底改革，洛。而一則主逐步改良。朔。司馬光謂：「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故一為「經術派」，而一則為「史學派」。
新學者以通鑒為元祐學術。政和時，詔士毋得習史學，即以斥元祐。陳了翁則云：「變故無常，惟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人無異。」又了翁彈蔡京云：「滅絕史學似王衍。」此皆以元祐為史學也。新黨則奉王安石為經學，與洛學路徑較似。南渡以下，洛學漸盛，遂與新學興爭端。秦檜、趙鼎迭相，鼎主程頤，檜主王安石。檜死，高宗乃詔：「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孝宗淳熙五年，以侍御史謝廓然言，敕「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朱陸意見不同，亦尚隱有一袒伊川、一護荊公之迹。蓋新學與洛學自為近也。
故洛學、新學同主「王霸之辨」，程顥上神宗皇帝書，有一篇專論「王霸」。而司馬光則不信此說，可為他們中間最顯著的區別。
洛、蜀、朔分党，司馬光已死，光不在黨派中。惟朔派多系司馬光弟子。光謂：「合天下而君為王。分天下而治為伯。方伯，瀆也。天子，海也。小大雖殊，水之性奚以異？」又曰：「後世學者以皇帝王霸為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末失。」
惟其不信王霸之辨，故亦不主三代之道與秦、漢、隋、唐絕異。因此他們不肯為復古之高論。他們的政術似乎只主就漢、唐相沿法制，在實際利害上，逐步改良。
王安石行保甲，期復兵農合一之古制，此為洛學所贊同。司馬光則謂：「太祖定天下，曷嘗用民兵？」此等議論，頗近於蜀派矣。後朱子謂：「京畿保甲，荊公做十年方成，元祐時溫公廢之，深可惜。」朱子承洛學，政見亦與荊公近也。又洛學與新學皆推尊孟子，而司馬光著疑孟。孟子論政偏於理想，王霸之辨即從孟子來。熙寧初，王安石欲復經筵坐講之制，元祐間程頤亦爭坐講。陸佃陶山集卷十一。謂：「安石性剛，論事上前，有所爭辯時，辭色皆厲，上輙改容為之欣納。」蓋自三代而後，君臣相知，義兼師友，言聽計從，了無形迹，未有若茲之盛也。陸象山荊公祠堂記即發揮此義。程顥上神宗書極論帝王必立師傅，新學、洛學皆欲以師傅之尊嚴，駕漢、唐君臣形迹之上。此義亦本孟子。而蜀、朔兩派則毋寧謂其態度乃偏於尊君。此亦經史、王霸之大辨也。洛黨、新黨主尊師，即主尊相，總之求以學術超駕於君權之上也。此等理論接近儒家，偏於理想而為趨新。朔黨、蜀黨則主尊王，僅就漢、唐以下歷史事態立說，偏於現實而為守舊，又近似於法家也。南宋時朱子尚極論之，謂：「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才可仔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且說無坐位，也須有個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仔細。今頃刻便退，君臣間如何得同心理會事？」（語類一二八。）朱子此等議論，正與陸象山荊公祠堂記抱同一態度。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語類一三四。）若照當時洛黨、新黨理論，所謂王霸之辨，政治必須有一番徹底改革。張浚之報苗傅，亦謂：「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此等皆所謂宋儒議論也。此後元、明、淸三朝，正向此項理論加以迎頭之挫壓。元、淸兩代以狹義的部族政權為骨幹，自不樂此項理論。明太祖雖驅逐元人，卻見解不能到此。其後張居正乃大呼尊君卑臣，謂是祖法，深仇講學之士，遍毀天下書院，則眞是中國傳統之所謂法家，即朔黨、蜀黨亦不致出此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