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種態度，其好處，在於平穩不偏激，切於事情。而其弊病則在無鮮明之理想，因應事實不徹底，結果陷於空洞與懈弛。
神宗初議併營，文彥博、蘇軾等皆以兵驕已久，遽併之必召亂，帝卒從王安石議。時又議揀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司馬光、呂公弼、陳薦、李常先後論奏以為非宜，帝手詔揀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至是冗兵大省。自熙寧至元豐，兵餉歲有銷併。此等處見新黨之銳氣敢為。舊黨論節財省用，固為勝於新黨。然節財省用之大者，莫如去冗卒，而舊党顧又因循持重，此正襮露舊黨之弱點。
元祐力反熙寧，大部即由朔派主持，而操之過激。
元祐初，安石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即范純仁、蘇軾亦皆爭之。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可見紹聖之政，亦元祐諸老有以激成之矣。蔡確新州之貶，遂造循環報復之端，范純仁、蘇軾亦力爭之。此皆其已甚也。
他們除罷免熙、豐設施外，自己卻並無積極的建樹。
後人謂：「元祐諸君子，若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遊卒歲。」此正道著元祐病痛。至擁載高后，謂以母革子，借母后臨朝之力，置哲宗於不顧，更為失策。無論理論不圓滿，而幼主年事漸長，高后一崩，反動遂起，亦元祐諸臣自有以召之。在尊王理論之下，亦惟有如此。
財政無辦法，更不足以關折主持新政者之口。
元祐年四月，王安石卒。八月，范純仁即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榖斂散出息之法，此即「靑苗」也。以臺諫交爭而罷。然可以見元祐之不可久矣。曾布謂：「神宗時，府庫存充積，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倉庫為之一空；乃以為臣壞三十年之大計，恐未公。」通鑒長編。畢仲遊洛派。與司馬光書謂：「當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新法永可罷。」元祐諸老徒責王安石用言利臣，然政府不能常在無財乏用中度日。元祐能廢新法，而不能足財用，則宜乎新法之終將復起。
大程似乎頗見司馬光才不足負當時之艱難。
二程語錄：「伯淳道君實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
而溫公於伊川經筵進講，亦有不滿。
劉元成言：「哲宗嘗因春日折一枝柳，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今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樂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
這兩派在政見上本不相近，只為反對王安石只求行法、不論人品的一點上，兩派卻綰合起來了。
司馬光嘗謂：「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見遵堯錄。此處確又是儒家正統也。又仁宗時，光上疏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云：「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於立法。」又曰：「為今之術，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則光非不主理財，惟其意見自與安石大異。惟此等意見，在安石未相，政局未動搖前，尚有濟效。在安石相後，政局已變，則僅此不足救時。大抵溫公之人與學，俱是人參、甘草也。
又一為蜀派。西南派。蜀派的主張和態度，又和洛、朔兩派不同。他們的議論，可以蘇氏兄弟軾、轍。為代表。上層則為黃老，下層則為縱橫。尚權術，主機變，其意見常在轉動中，不易捉摸。他們又多講文學，不似洛、朔兩派之嚴肅做人。
王安石主廢科舉、興學校，此事在洛派極端贊成，而蜀派則認為「多事」。蘇軾反對興學校之理論云：「治人在於知人，知人在於責實。治宮室，養游士，置官立師，不帥教者屏之遠方，是為多事。」
王安石又主改詩賦為經義，此層洛學自所贊成，朔派亦不反對。
治平元年，光有定奪貢院科場不用詩賦，已開王氏先聲。又治平二年，乞令選人試經義，則光對此事，見解與安石一致。故謂：「神宗皇帝罷詩賦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誠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
而蘇軾仍生異議。
謂：「興德行在於修身格物。設科立名，是教天下以偽。策論、詩賦，自政事言之，均為無益。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畢仲遊西臺集。則謂：「漢、唐諸儒，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應舉，經術但為利祿之具，尊經術而反卑之。舉子止問得失，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經義欲合司馬光。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詩賦雖欲取合而無由。習詩賦，必須涉獵九經，泛觀子史。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涉獵泛觀，必麤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於大。至於經義，則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知一經而四經不知。詩賦聲律易見，經義散文難考。詩賦出題無窮，經義問目有盡。詩賦必自作，經義可用他人。詩賦惟校工拙，經義多用偏見。」劉摯立論亦略似。似較蘇辨更為就實。王安石謂：「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自為正論。蘇氏輕為立異，殊若無謂。至畢、劉所爭，則事後流弊實情，王安石亦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此亦唐宋人才轉變一大關鍵也。淸乾隆三年，兵部侍郞舒赫德，力言科舉時文之弊，請將考試條款改移更張，別求遴拔眞才實學之道。章下，禮部覆奏，全用蘇氏議論，舒議遂寢。文人一時標新立異，其見解乃足貽誤六、七百年後人，亦可怪也。
又如免役，蘇氏兄弟初亦反對。蘇轍謂：「役人必用鄉戶，如衣之必用絲麻，食之必用五穀，不得以他物代換。」其後司馬光復差役，蘇氏卻又不贊成。蘇軾云：「役可雇，不可差，雖聖人復起，不能使農民應差。王安石但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又按：英宗治平四年，司馬光亦曾極論衙前之害，至是乃排眾議而復役，亦可惜也。他們的學術，因為先罩上一層極厚的釋老的色采，所以他們對於世務，認為並沒有一種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標準。此層所以與洛學異。他們一面對世務卻相當練達，憑他們活的聰明來隨機應付。他們亦不信有某一種制度，定比別一種制度好些。此層所以與朔學異。但他們的另一面，又愛好文章詞藻，所以他們持論，往往渲染過分，一說便說到盡量處。近於古代縱橫的策士。此層卻得到南方派中一部分的同情，因南人大率好文詞也。歐陽修、張方平等較前輩的南方文人，亦頗有近於蜀學者。
後人說他們蘇氏兄弟。「勇果於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陳龍川語。但就其對新學之反對而言，則蜀、朔兩派早就志同道合。最先反對荊公者為呂誨、蘇洵、張方平。張方平南人，其學卻與蜀派相似。三蘇自蜀來，張方平、歐陽修為之延譽。荊公獨不許老泉，由其學術路徑不同。相傳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為荀子。可見荊、蜀路脈早別矣。迨朔派力改新政，蜀派卻又有些處似與洛派的意見較近。此便是蜀派態度始終一貫處，並非先後有變。但就學術意味言，則洛、蜀兩派的裂痕，畢竟最難彌縫。以後朱子承洛學，極詆蜀學，謂：「東坡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又謂：「荊公、東坡門人，寧取呂吉甫，不取秦少游輩。以吉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此劉後邨轉述，見文獻通考。）
先秦諸子，雖則異說爭鳴，但他們都沒有實際把握到政權，因此在學術上愈推衍，愈深細、愈博大，各家完成他各家的精神面目。只李斯為秦相，便弄出焚書坑儒的事來。西漢竇太后在朝，趙綰、王臧亦見殺。北宋諸儒，不幸同時全在朝廷，他們的學術意見，沒有好好發展到深細博大處，而在實際政治上，便發生起衝突。旣為羣小所乘，正人見鋤，學術不興，而國運亦遂中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