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中庸》十二章）
又说：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老子曰：“道大曰逝，曰远。”又曰：“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矣。”老子意中之所谓道，必大而远，中看书中之道，则在日命细微处，切近人生。（《中庸》十三章）
故曰：
君子尊德性，此即良知良能，人人所与知与能者。而道问学，此则圣人犹有所憾者。致广大人人与知与施。而尽精微，圣人犹有所不知不能。极高明此即及其至处。而道中庸此即行远自迩，登高卑。（《中庸》二十七章）
这依然是孔子所谓“下学而上达”。老子必谓众人不知不能，是其偏知不仁处。《易传》、《中庸》必谓人人与知与能，是其仁知兼尽处。
我们若把西方的哲学观点来衡量批评庄老与《易传》、《中庸》，则他们都是主张根据宇宙界来推及到人生界的。庄老的宇宙论，不信有一创造此宇宙的上帝，亦不信人的智慧可以主宰此宇宙，可说是近于“唯物”的。但他们对物的观念，注重在其流动变化，可说是一种“气化的一元论”。《易传》、《中庸》并不反对此观点，只从天地万物之流动变化中，指出其内在固有之一种性格与特征，故说是“德性一元论”。此种德性一元的观点，实为中国思想史中之特创。《易传》、《中庸》即运用此种德性一元的观点来求人生界与宇宙界之合一，即中国思想史里之所谓“天人合一”，因此《易传》、《中庸》不失为儒家孔孟传统，而终与庄老异趋。
对于天地自然一切事象的看法，《易传》、《中庸》复与庄老有一根本的歧异点。庄老都认为宇宙间一切事象，全是对立的。《易传》、《中庸》则不同。他们似认为一切对立，都不是截然的。在对立的两极端之间，还有一段较长的中间过程。我们若不忽过此一段中间过程，则此对立的两极端，只是此一体之两端而已。换言之，只如一条线上之两点。如是则两极端并不对立，并不相反，而是彼此相通，一以贯之的。如是则一切对立的矛盾，全可统一，而且并不要在超越此两极端之对立之外之上来求统一，可即在此对立的矛盾之本身中间求得了统一。此两端，即从其相互接触的中间过程而消失了他们对立的矛盾，而融和成为一体。这即是儒家之所谓“中道”。这一新观点，也是在庄老强调了“宇宙事象是一切相对立的”这一观念之后而始提出的。《易传》说：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杂聚天地之物，而计量其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系辞下》九章）
此说人生界一切事理，主要的不在两头，本末始终。而在其中段。我们须认识得此中间过程而应付得宜，始可本末始终，一以贯之。故说：
阴阳合德。（《系辞下》六章）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系辞上》一章）
阴阳相对立，合德则成为一体。此一体当从中位看，即两极端之和合处看。《中庸》也说：
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六章）
善与恶，贤与不肖，此是两端。我们若专从两端看，则善、恶对立，贤、不肖异类。一边是尧、舜，一边是桀、纣。同在一人群中，自相冰炭。但我们若知此两极端之中间，还有芸芸众生之大群，则如《易传》所谓：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系辞下》五章）
他们既非至善，也非极恶。这是大群人之貌相。成名也不足，灭身也不足。不在善、恶之两端，而在善、恶之中间。若我们认识得此大群人之貌相，便知尧、舜、桀、纣，仍是同一人类，而非矛盾对立。因其都与此大群人相接近，相类似。有差等而非绝殊。如是我们自知人世间并无绝对的善，亦无绝对的恶。善、恶只是比较的，相对的。但宇宙自然之道是如此，而人道则当隐恶而扬善，必知小善非无益而必为，小恶非无伤而必去，人群乃有日新趋善之望。故曰：
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八章）
当知善不专在极端处，而在中庸处。“好问好察迩言”，便是舜之乐取于人以为善。“择乎中庸”，并不是教人在两极端上同样打一折扣，像庄子所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却要我们同时把握到此两极端而认识其一以贯之的整全体。那我们自知在此整全体上由此达彼，却又不是要我们站在这一头来打倒那一头。若果站在这一头来打倒那一头，这即是《论语》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天地间不能有阳而无阴，但我们却要设法助阳长，使阴消。此即“中庸之道”，根本不认有截然两端之对立。看若对立，而其间实有一相通相和之中性存在。此中性并非反自然，而成为人道之至善。故曰：
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中庸》十章）
中处即是其和处，即是此两极端之交互通达而合一处。《中庸》说：
天地之大，人犹有所憾。（《中庸》十二章）
人若要站在任何一极端上，则实无此一极端可站。至恶不论，即至善实亦无此极端。试问天地是否算得上至善？除却像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是至善以外，便只有中庸之道可算得至善。因为中庸之道，是：
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中庸》十三章）
只在一点一节小处上计较，步步走向善的一边，此事愚夫愚妇都能。但要走到至善极端，此则大圣大贤亦不足。纵是桀、纣，亦何尝穷凶极恶，绝无丝毫与尧、舜相似处？此亦只有撖旦与上帝才是站在善、恶的两端，易传里的阴阳观念便绝不同。
论善恶如此，论是非亦然。是与非也不是截然对立之两敌体。但我们必要在此浑然一体中明辨是非，所以需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若天地间早有此两种截然对立之是与非，则站在是处了便绝没有非，站在非处了又更不能有是。岂不省力？岂不易辨？无奈天地间并无这样截然对立的是非。若使有，则在其终极处。所谓“其初难知，其上易知”。人类则只有永远下学而上达，永远在过程中。所以《易》卦终于《未济》。若站在终极处，则天地灭绝，更无演进，更无变化。所以就理论上言，应该求出此两极端；就实践上论，则很难遇见此两极端。所以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即是实践。在人世间的实践，则既非上帝，也非魔鬼，善恶是非之辨，往往是中间过程之相对，而非两极之绝对。如是则理论与实践也便自成为两极端。我们仍须执两用中，把理论与实践之两极端中和起来，一以贯之。这是儒家中庸的辨证法。此理论骤然极难说得明白，但人人却不知不觉地都在照此中庸的辨证法实践。我们应该使人明白这一番他们自己早在实践着的理论。但若小人知识短浅人。闻此理论，便谓天地间既无截然相反的善恶是非，善恶是非还是相通的一体，如此我们又何必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失呢？故曰：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可离非道，戒慎恐惧。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从庄老认入，很多便走上了无忌惮。（《中庸》二章）
我们若把《易传》、《中庸》这一番理论，较之庄老道家所言，不能不说是又进了一步。其实《易传》、《中庸》里此等思想，在《论语》、《孟子》中均已说及，只是引而未发，必得经过庄老道家一逼，始逼出《易传》与《中庸》来。《易传》与《中庸》的作者，从来也没有人知道。可见孔、孟、庄、老，纵是大智大慧，还有许多不知名人和他们比肩相次。老子也便是一不知名人。智愚似对立而亦非对立，岂不又是儒家中庸辨证法的一个当面例证吗？而且若用思想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又如何定说孔孟是而庄老非呢？因为由孔孟才生起庄老，由庄老才引出《易传》与《中庸》，都非截然的，都是相通的，都在一过程中，这又不是儒家中庸辨证法一当面的例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