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
一
中国是一个文化发展很早的同家，他与埃及、巴比仑、印度，在世界史上上古部分里，同应占到很重要的篇幅。但中国因其环境关系，他的文化，自始即走上独自发展的路径。在有史以前，更渺茫的时代里，中国是否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及其相互间影响何如，现在尚无从深论。但就大体言，中国文化开始，较之埃及、巴比仑、印度诸国，特别见为是一种孤立的，则已成为一种明显的事实。
中国文化不仅比较孤立，而且亦比较特殊，这里面有些可从地理背景上来说明。埃及、巴比仑、印度的文化，比较上皆在一个小地面上产生。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这是双方最相异的一点。人类文化的最先开始，他们的居地，均赖有河水灌溉，好使农业易于产生。而此灌溉区域，又须不很广大，四围有天然的屏障，好让这区域里的居民，一则易于集中而到达相当的密度，一则易于安居乐业而不受外围敌人之侵扰。在此环境下，人类文化始易萌芽。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印度河流域，莫不如此。印度文化进展到恒河流域，较为扩大，但仍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的地理背景，显然与上述诸国不同。
普通都说，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流域。其实黄河本身并不适于灌溉与交通。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于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雨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那一种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这是一个水桠杈，中国古书里称之曰“汭”，汭是在两水环抱之内的意思。中国古书里常称渭汭、泾汭、洛汭，即指此等三角地带而言。我们若把中国古史上各个朝代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分配在上述的地理形势上，则大略可作如下之推测。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河南省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周文化则发生在现在陕西省之东部，黄河大曲之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这一个黄河的大隈曲，两岸流着泾、渭、伊、洛、汾、涑几条支流，每一条支流的两岸，及其流进黄河的三角桠杈地带里面，都合宜于古代农业之发展。而这一些支流之上游，又莫不有高山叠岭为其天然的屏蔽，故每一支流实自成为一小区域，宛如埃及、巴比仑般，合宜于人类文化之生长。而黄河的几个渡口，在今山西省河津、临晋、平陆诸县的，则为他们当时相互交通的孔道。
据中国古史传说，虞、夏文化极相密接，大概夏部族便从洛水流域向北渡过黄河，而与汾水流域的虞部族相接触。其主要的渡口为平陆的茅津渡，稍东的有孟津。周部族之原始居地，据旧说乃自今陕西渭河上流逐步东移。但据本书作者之意见，颇似有从山西汾河下流西渡黄河转到陕西渭河下流之可能。无论如何，周部族在其定居渭河下游之后，常与黄河东岸汾水流域居民交通接触，则为断无可疑之事。因此上述虞夏周三氏族的文化，很早便能融成一体，很难再分辨的了。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较为西部的一个文化系统。
中国古代的黄河，流到今河南省东部，一到郑县境，即折向北，经今河南浚县大伾山下，直向北流，靠近太行山麓，到今天津附近之渤海湾入海。在今安阳县（旧彰德府）附近，便有漳水、洹水流入黄河，这里是古代殷、商氏族的政府所在地。他们本由黄河南岸迁来，在此建都，达二百八十年之久。最近五十年内，在那里发掘到许多牛胛骨与龟版，上刻贞卜文字，正为此时代殷商王室之遗物，因此我们对于此一时期中在此地域的商文化，增多了不少新智识。原来的商族，则在今河南省归德附近，那里并非黄河流经之地，但在古代则此一带地面保存很多的湖泽，最有名的如孟诸泽、蒙泽之类。也有许多水流，如睢水、濊水（即涣水）之类。自此（归德）稍向北，到河南中部，则有荥泽、圃田泽等。自此稍东北，山东西部，则有菏泽、雷夏、大野等泽。大抵商部族的文化，即在此等沼泽地带产生。那一带正是古代淮水、济水包裹下的大平原，商代文化由此渐渐渡河向北伸展而至今河南之安阳，此即所谓殷墟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较为东部的一个文化系统。这一个文化系统，再溯上去，或可发生在中国之极东，燕、齐滨海一带，现在也无从详说了。
但在有史以前很早时期，似乎上述的中国东西两大系统的文化，早已有不断的接触与往来，因此也就很难分辨说他们是两个系统。更难说这两大系统的文化，孰先孰后。
现在再从古代商族的文化地域说起。因为有新出土的甲骨文为证，比较更可信据。那时商王室的政治势力，似乎向西直达渭水流域，早与周部族相接触，而向东则达今山东、河北两省沿海，中间包有济水流域的低洼地带。向东北则直至辽河流域，向南则到淮水流域，向西南则到汉水流域之中游，说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势力尚可跨越淮、汉以南，而抵达长江北岸。这些地带，严格言之，早已在黄河流域外，而远在商代早已在中国文化区域里。及到周代兴起，则长江流域、汉水、淮水、济水、辽河诸流域，都成为中国文化区域之一部分，其事更属显明。
我们只根据上文约略所谈，便可见古代中国文化环境，实与埃及、巴比仑、印度诸邦绝然不同。埃及、巴比仑、印度诸邦，有的只籍一个河流和一个水系，如埃及的尼罗河。有的是两条小水合成一流，如巴比仑之底格里斯与阿付腊底河，但其实仍只好算一个水系，而且又都是很小的。只有印度算有印度河与恒河两流域，但两河均不算甚大，其水系亦甚简单，没有许多支流。只有中国，同时有许多河流与许多水系，而且都是极大和极复杂的。那些水系，可照大小分成许多等级。如黄河、长江为第一级，汉水、淮水、济水、辽河等可为第二级，渭水、泾水、洛水、汾水、漳水等则为第三级，此下还有第四级第五级等诸水系，如汾水相近冇涑水，漳水相近有淇水、濮水，入洛水者有伊水，入渭水者有沣水、滈水等。此等小水，在中国古代史上皆极著名。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似乎先在此诸小水系上开始发展，渐渐扩大蔓延，弥漫及于整个大水系。我们只要把埃及、巴比仑、印度及中国的地图仔细对看，便知其间的不同。埃及和巴比仑的地形，是单一性的一个水系与单一性的一个平原。印度地形较复杂，但其最早发展，亦只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他的地形仍是比较单纯。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藉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四围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酝酿与成长。但一到其小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限度，又可藉着小水系进到大水系，而相互间有亲密频繁的接触。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与埃及、巴比仑、印度，始终限制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不同。若把家庭作譬喻，埃及、巴比仑、印度是一个小家庭，他们只备一个摇篮，只能长育一个孩子。中国是一个大家庭，他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养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其性情习惯自与小家庭中的独养子不同。这是中国文化与埃及、巴比仑、印度相异原于地理背景之最大的一点。
其次再有一点，则关于气候方面。埃及、巴比仑、印度全都近在热带，全在北纬三十度左右，物产比较丰足，衣食易给，他们的文化，大抵从多量的闲暇时间里产生。只有中国已在北温带的较北地带，在北纬三十五度左右。黄河流域的气候，是不能和埃及、印度相比的，论其雨量，也远不如埃及、印度诸地之丰富。古代中国北部应该和现在的情形相差不远，我们只看周初时代《豳风·七月》诗里所描写那时的节令物产以及一般农民生活，便知那时情形实与现在山西、陕西一带黄河、渭水附近甚相类似。因此中国人开始便在一种勤奋耐劳的情况下创造他的文化，较之埃及、巴比仑、印度之闲暇与富足的社会，又是绝不相似了。
二
根据上述，古代中国因其天然环境之特殊，影响其文化之形成，因有许多独特之点，自亦不难想像而知。兹再约举其大者言之。
第一：古代文化发展，皆在小环境里开始，其缺点在于不易形成伟大的国家组织。独有中国文化，自始即在一大环境下展开，因此易于养成并促进其对于政治、社会凡属人事方面的种种团结与处理之方法与才能。遂使中国人能迅速完成为一内部统一的大国家，为世界同时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二：在小环境里产生的文化社会，每易遭受外围文化较低的异族之侵凌，而打断或阻碍其发展。独有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下展开，又能迅速完成同家内部之团结与统一，因此对于外来异族之抵抗力量特别强大，得以不受摧残，而保持其文化进展之前程，逐渐发展。直至现在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历最悠久的国家，又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三：古代文明多在小地面的肥沃区域里产生，因此易于到达其顶点，很早便失却另一新鲜向前的刺激，使其活力无地使用，易于趋向过度的奢侈生活，而招致社会内部之安逸与退化。独有中国文化，因在较苦瘠而较广大的地面产生，因此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而在其文化生长过程下，社会内部亦始终能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使其文化常有新精力，不易腐化。直到现在，只有中国民族在世界史上仍见其有虽若陷于老朽，而仍有其内在尚新之气概，此又为并世诸民族所不逮。
因于上述三点，所以中国文化经过二三千年的发展，完成了他的上古史之后，一到秦、汉统一时代，正为中国文化开始走上新环境、新气象之另一进程，渐渐由黄河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的时代。而与他同时的几个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仑、印度等，皆已在世界文化史上开始退出他们重要的地位，而让给其他的新兴民族来扮演另一幕的主角了。
三
若照全世界人类文化已往成绩而论，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统，算得源远流长，直到现在，成为人类文化之两大主干。我们不妨乘便再将此两大文化约略作一简单的比较。
欧洲文化的远祖是希腊，希腊文化灿烂时期，正和中国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代相平行。但双方有一极大的不同。希腊诸邦，虽则有他们共同的文化，却从没有他们共同的政治组织。希腊永远是一种互相独立的市府政治，每一市府，各成一单位。中国西周乃至春秋时代，虽亦同样有许多国家，每一国家虽则几乎亦同样以一个城市，即中国古书中称为“国”的为中心，但这些国家，论其创始，大体都由一个中央政府，即西周王室所分封，或经西周王室之正式承认。因此西周时代的中国，理论上已是一个统一国家，不过只是一种“封建式的统一”，而非后代郡县式的统一而已。中国此时之所谓“封建”，亦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不同。惟其如此，所以一到春秋时代，虽则西周王室东迁，他为中原诸侯共主的尊严早已失去，但还可以有齐桓公、晋文公一辈在列国诸侯中称霸为盟主的起来，代替王室，继续联合和好与统一的工作。这是西方希腊政治所不能完成的。因此西方希腊诸市府，一到中国秦、汉时代，便不免完全为罗马所吞灭，从此西方文化又要走入一新境界。但中国秦、汉时代，却并非如西方般，由外面来了一个新势力，把旧有的中国吞灭，中国秦、汉时代，只是在旧中国的内部，自身有一种改进，由封建式的统一，转变而成“郡县式的统一”，使其统一之性质与功能，益增完密与强固而已。
我们继此可以说到西方罗马与汉代之不同。罗马政府的性质，论其原始也和希腊市府一般。后来逐步向外伸张，始造成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一个帝国之组织，有他的中心即罗马城，与其四围之征服地。这是在帝国内部显然对立的两个部分。至于中国汉代，其开始并没有一个像希腊市府般的基本中心，汉代的中国，大体上依然承袭春秋、战国时代来，只在其内部组织上，起了一种新变化。这一种变化，即如上节所说，由封建式的统一转变成为郡县式的统一。因此汉代中国，我们只可说他有了一种新组织，却不能说他遇到一个新的征服者。罗马帝国由征服而完成，汉代中国则不然。那时的中国，早已有他二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在商、周时代，国家体制早已逐渐完成了。一到汉代，在他内部，另有一番新的政治组织之酝酿与转化。因此在罗马帝国里面，显然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两部分之对立，而在汉代中国，则浑然整然，只是一体相承，并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区分。西方习惯称罗马为帝国（Empire），汉代中国决不然，只可称为一国家（Nation）。照西方历史讲，由希腊到罗马，不仅当时的政治形态变了，由市府到帝国，而且整个的国家和人民的大传统也全都变了，由希腊人及希腊诸市府变到罗马人与罗马帝国。而那时的中国，则人民和国家的大传统，一些也没有变，依然是中国人和中国，只变了他内部的政治形态，由封建到郡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