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由此说到罗马覆亡后的西方中古时期，和中国汉代覆亡后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两者中间仍有显著的不同。罗马覆亡，依然和希腊覆亡一样，是遇到了一个新的征服者，北方蛮族。此后的欧洲史，不仅政治形态上发生变动，由帝国到封建，而且在整个的人民和国家的大传统上也一样的发生变动，由南方罗马人转变到北方日耳曼人，又由罗马帝国转变到中世纪封建诸王国。中国汉代的覆灭，并不是在中国以外，另来了一个新的征服者，而仍然是在中国内部起了一种政治形态之动**。东汉以后，魏、蜀、吴三国分裂，下及西晋统一，依然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变动，而非整个民族和国家传统之转移。此后五胡乱华，虽有不少当时称为胡人的乘机起乱，但此等胡人，早已归化中国，多数居在中国内地，已经同样受到中国的教育。他们的动乱，严格言之，仍可看作当时中国内部的一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而非在中国人民与中国国家之外，另来一个新的征服者。若依当时人口比数论，不仅南方中国，全以中国汉人为主体，即在北方中国，除却少数胡族外，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主要户口依然是中国的汉人。当时南方政治系统，固然沿着汉代以来的旧传统与旧规模，即在北朝，除却王室由胡族为之，其一部分主要的军队由胡人充任以外，全个政府，还是胡、汉合作。中国许多故家大族，没有南迁而留在北方的，依然形成当时政治上的中坚势力，而社会下层农、工、商、贾各色人等，则全以汉人为主干。因此当时北朝的政治传统，社会生活，文化信仰，可以说一样承袭着汉代而仍然为中国式的旧传统。虽不免有少许变动，但这种变动，乃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不免。若单论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文化上的大趋向，则根本并无摇移。
因此西方的中古时代，北方蛮族完全以一种新的民族出现而为此下西方历史之主干，旧的罗马人则在数量上已成被压倒的劣势而逐渐消失。反之，在中国史上，魏晋南北朝时代，依然以旧的中国人为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各部门各方面之主干与中坚。至于新的胡人，只以比较的少数加入活动，如以许多小支流浸灌入一条大河中，当时虽有一些激动，不久即全部混化而失其存在了。这一层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和欧洲中古时期的绝大不同处。
因此西方的中古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转变，亦可说是一个脱节，那时的事物，主要的全是新兴的。北方日耳曼民族成为将来历史和文化之主干，这是新兴的。当时所行的封建制度，亦是新兴的。西方的封建，乃罗马政治崩溃后，自然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根本与中国史上西周时代所谓的封建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乃古代中国统一政治进展中之一步骤、一动象；西方封建，则为罗马政治解消以后一种暂时脱节的现象。那时在西方主持联合与统一工作的，主要者并非封建制度，而为基督教的教会组织。这种教会组织又是新兴的。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会之三者，成为近代西方文化之三主源。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虽同样有印度佛教之流入，并亦一时称盛，但在历史影响上，复与西方中古时期的基督教绝然不同。基督教是在罗马文化烂熟腐败以后，完全以新的姿态出现而完成其感化北方蛮族的功能的。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则以往传统文化并未全部衰歇。孔子的教训，依然为社会人生之最大信仰与最大归趋，只在那时又新增了一个由印度传来的佛教，而一到唐代以后，佛教也到底与儒教思想相合流相混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欧洲中古时期，论其民族，是旧的罗马民族衰歇而新的日耳曼民族兴起。在中国则只在旧的中国汉民族里面增加了一些新民族新分子，胡人。论政治，在欧洲中古时期，是旧的罗马统治崩溃，而新的封建社会兴起。在中国则依然是秦、汉的政治制度之沿续，根本上并无多少转换。论文化与信仰，在欧洲中古时期，则由旧的罗马文化转变到新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则依然是一个孔子传统，只另外又加进一些佛教的成分。却不能说那时的中国，由旧的孔教而变成为新的佛教了。
由此言之，西方的中古时期，全是一个新的转变，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则大体还是一个旧的沿袭。那些王朝的起灭和政权之转移，只是上面说的一种政治形态之动**。若论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中国依然还是一个承续，根本没有摇移。
根据上述，来看近代西方新兴的民族国家，他们在两洋史上，又都是以全新的姿态而出现的。论其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他们复和古代的希腊、罗马不同。但中国史则以一贯的民族传统与国家传统而绵延着，可说从商、周以来，四千年没有变动。所有中国史上的变动，伤害不到民族和同家的大传统。因此中国历史只有层层团结和步步扩展的一种绵延，很少彻底推翻与重新建立的像近代两方人所谓的革命。这是中西两方历史形态一个大不同处，因此而影响到双方对于历史观念之分歧。西方人看历史，根本是一个“变动”，常由这一阶段变动到那一阶段。若再从这个变动观念上加进时间观念，则谓历史是“进步”的，人类历史常由这一时代的这一阶段，进展到另一时代的另一阶段。但中国人看历史，则永远在一个“根本”上，与其说是变动，不如说是“转化”。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绵延”。中国人的看法，人类历史的运行，不是一种变动，而是一种转化。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绵延，并不是从这一阶段变动、进步而达另一阶段，只是依然在这一阶段上逐渐转化、绵延。
变动、进步是“异体的”，转化、绵延则是“同体的”。变动、进步则由这个变成了那个。转化、绵延则永远还是这一个。因此两方人看历史，常偏向于“空间”的与“权力”的“向外伸展”；中网人看历史，常偏向于“时间”的与“生长”的“自我绵延”。西方人的看法，常是“我”与“非我”两个对立。中国人的看法，只有自我一体浑然存在。双方历史形态之不同，以及双方对于历史观念之不同，其后面便透露出双方文化意识上之不同。这一种不同，若推寻根柢，我们依然可以说中西双方全都受着一些地理背景的影响。中国在很早时期，便已凝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家。在西方则直到近代，由中国人眼光看来，依然如在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纷争，还没有走上统一的路。
中国历史正因为数千年来常在一个大一统的和平局面之下，因此他的对外问题常没有像他对内问题那般的重要。中国人的态度，常常是反身向着内看的。所谓向内看，是指看一切东西都在他向己的里面。这样便成为自我一体浑然存在。西方历史则永远在列国纷争、此起彼仆的斗争状态之下，因此他们的对内问题常没有像他们对外问题那般的重要，西方人的态度，则常常是向外看的。所谓向外看，是指看一切东西都在他自己的外面，所以成为我与非我屹然对立。惟其常向外看，认为有两体对立，所以特別注意在空间的“扩张”，以及“权力”和“征服”上。惟其常向内看，认为只有一体浑然，所以特别注意到时间的“绵延”以及“生长”和“根本”上。
四
其次说到双方经济形态，中国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筑在农业上面的，西方则自希腊、罗马以来，大体上可以说是建筑在商业上面。一个是彻头彻尾的农业文化，一个是彻头彻尾的商业文化，这是双方很显著的不同点。
依西方人看法，人类文化的进展，必然由农业文化进一步变成商业文化。但中国人看法，则并不如此。中国人认为人类生活，永远仰赖农业为基础，因此人类文化也永远应该不脱离农业文化的境界，只有在农业文化的根本上再加绵延展扩而附上一个工业，更加绵延展扩而又附上一个商业，但文化还是一线相承，他的根本却依然是一个农业。
照西方人看，文化是变动的，进步的，由农到商截然不同。照中国人看，则文化还是根本的与生长的，一切以农为主。这里自然也有地理背景的影响。因为西方文化开始如埃及、巴比仑等，他们本只有一个狹小的农业区，他们的农业文化不久便要达到饱和点，使他们不得不转换方向改进到商业经济的路上去。希腊、罗马乃至近代西方国家莫不如此。在中国则有无限的农耕区域可资发展，因此全世界人类的农业文化，只有在中国得到一个继长增荣不断发展的机会。
中国历史，在很早时期里，便已有很繁荣的商业了。但因中国开始便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因此他的商业常是对内之重要性超过了对外。若西方各国，则常是对外通商的重要性超过了对内。因此双方对商业的看法，也便有异。西方常常运用国家力量来保护和推进其国外商业。中国则常常以政府法令来裁制国内商业势力之过分旺盛，使其不能远驾于农、工之上。因此在西方国家很早便带有一种近代所谓“资本帝国主义”的姿态，在中国则自始到今常采用一种近代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
再换辞言之，农业文化是自给自足的，商业文化是内外依存的。他是要吸收外面来营养自己的。因此农业文化常觉得内外一体，只求安足。商业文化则常觉彼我对立，惟求富强。结果富而不足，强而不安，因此常要变动，常望进步。农业文化是不求富强但求安足的，因此能自本自根一线绵延。
我们继此讲到科学和工业，科学知识和机械工业在现世界的中国是远为落后的。但中国已往历史上，也不断有科学思想与机械创作之发现，只因中国人常采用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于机械生产，不仅不加奖励，抑且时时加以禁止与阻抑，因此中国在机械工业一方面，得不到一个活泼的发展。在中国的机械和工业，是专走上精美的艺术和灵巧的玩具方面去了。科学思想在中国之不发达，当然不止此一因，但科学没有实际应用的机会，自为中国科学不发达的最要原因之一。
五
其次我们再说到中西双方对于人生观念和人生理想的异同。“自由”（Liberty&Freedom）一词是西方人向来最重视的。西方全部历史，他们说，即是一部人类自由的发展史。西方全部文化，他们说，即是一部人类发展自由的文化。“人生”、“历史”和“文化”，本来只是一事，在西方只要说到“自由”，便把这三方面都提纲挈领的总会在一处了。在中国则似乎始终并不注重“自由”这个字。西方用来和自由针对的，还有“组织”和“联合”（anization&Unity）。希腊代表着自由，罗马和基督教会则代表着组织和联合。这是西方历史和西方文化的两大流，亦是西方人生之两大干。我们只把握这两个概念来看两方史，便可一一看出隐藏在两方历史后面的一切意义和价值。
但中国人向来既不注重自由，因此也便不注重组织和联合，因为自由和联合的后面，还有一个概念存在的，这便是“两体对立”。因有两体对立，所以要求自由，同时又要求联合。但两体对立，是西方人注重向外看，注重在空间方面看的结果。是由西方商业文化内不足的经济状态下产生的现象。中国人一向在农业文化中生长，自我安定，不须向外寻求，因此中国人一向注重向内看，注重在时间方面看，便不见有严重的两体对立，因此中国人也不很重视自由，又不重视联合了。中国人因为常偏于向内看的缘故，看人生和社会只是浑然整然的一体。这个浑然整然的一体之根本，大言之是自然、是天；小言之，则是各自的小我。“小我”与“大自然”混然一体，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天人合一”。小我并不和此大自然体对立，只成为此体之一种根荄，渐渐生长扩大而圆成，则此小我便与大自然融和而浑化了。此即到达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大学》一书上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层一层的扩大，即是一层一层的生长，又是一层一层的圆成，最后融和而化，此身与家、国、天下并不成为对立。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观。
我们若把希腊的自由观念和罗马帝国以及基督教会的一种组织和联合的力量来看中国史，便得不到隐藏在中国史内面深处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必先了解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和其文化精神，再来看中国历史，自可认识和评判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了。但反过来说，我们也正要在中国的文化大流里来认识中同人的人生观念和其文化精神。
继此我们再讲到中两双方的宗教信仰。西方人常看世界是两体对立的，在宗教上也有一个“天国”和“人世”的对立。在中国人观念里，则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人不看重并亦不信有另外的一个天国，因此中国人要求永生，也只想永生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要求不朽，也只想不朽在这个[让界上。中同古代所传诵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便从这种观念下产生。中国人只想把他的德行、事业、教训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上。中国人不想超世界超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天国。因此在西方发展为宗教的，在中国只发展成“伦理”。中国人对世界对人生的“义务”观念，反更重于“自由”观念。在西方常以义务与权利相对立，在中国则常以义务与白由相融和。义务与自由之融和，在中国便是“性”（自由）与“命”（义务）之合一，也便是“天人合一”。
西方人不仅看世界常是两体对立，即其看自己个人，亦常是两体对立的。西方古代观念，认人有“灵魂”“肉体”两部分，灵魂部分接触的是理性的“精神世界”，肉体部分接触的是感官的“物质世界”。从此推衍，便有西方传统的“二元论”的哲学思想。而同时因为西方人认为物质世界是超然独立的，因此他们才能用纯客观的态度来探究宇宙而走上科学思想的大园地。中国人则较为倾向“身心一致”的观念，并不信有灵肉对立。他看世界，亦不认为对我而超然独立，他依然不是向外看，而是向内看。他认为我与世界还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儒家思想完全以“伦理观”来融化了“宇宙观”，这种态度是最为明显了。即在道家，他们是要摆脱儒家的人本主义，而从宇宙万物的更广大的立场来观察真理的，但他们也依然保留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点，他们并不曾从纯客观的心情上来考察宇宙。因此在中国道家思想里，虽有许多接近西方科学精神的端倪，但到底还发展不出严格的西方科学来。
以上所述，只在指出中西双方的人生观念、文化精神和历史大流，有些处是完全各走了一条不同的路。我们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我们先应该习得中国人的观点，再循之推寻。否则若从另一观点来观察和批评中国史和中国文化，则终必有搔不着痛痒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