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夏而起的为商朝，其存在已有安阳殷墟遗物可资直接证明。其开始建立者商汤，都亳即商丘，在今河南省东部之归德。他本是夏代一诸侯，后来以兵伐夏，代为天子。在他前后商代都邑，曾屡经迁徙，直到盘庚，始定居今河南省北部之安阳。据说商代有三十一世，六百余年。又一说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多年。单说他在安阳一段的历史，已有二百七十多年了。他们自称其居地曰“大邑商”，这大概是表示他们统治各方为万邦共主的意思。那时在陕西省渭水下流的周部族，对商的关系上，根据殷墟甲文有称“周侯”的，可见在政治意味上他们显有主属关系。那时商朝的政治威力，至少在政治名分上，已从今河南安阳向西直达陕西之西安。这已超过今日一千五百里的遥远路程以外。若把安阳作一中心，向四围伸展，都以一千五百里为半径，则商朝的政治规模必已相当可观。
又据殷墟出土古物中，有鲸鱼骨和咸水贝等，可见殷代当时，对于东海沿岸之交通，必甚频繁。贝应为货币之用，则那时已早有相当的商业了。
继续商朝的周代，那时文字记载的直接史料，留传到今的更多了，我们对于周代的一切史实，知道得更详尽更确实。大抵周代有三十七王八百六七十年，其间又分西周与东周。东周以下，中国史家别称之为春秋、战国时代。单是西周自武王灭殷至幽王被杀一段，约占三百五十多年。
我们现在再从夏、殷、周三代的都邑上来看，夏都阳城、安邑，周都丰、镐在今陕西省西安境，全在偏西部分。殷都商丘、安阳，则在偏东部分。周人姬姓，与黄帝同一氏族，夏、周两朝，似应同为华夏系之主要成分。商人偏起东方，或应属之东夷，与黄帝、夏、周诸部，初不同宗，但夏人势力逐渐东伸，已与商族势力接触，而文化上亦得调和。随后商人势力西伸，代夏为中国共主，文化上之调和益密。继此周人又自西东展，代商为天下共主。那时的商人，便早已融和在华夏系里而成为华夏民族新分子之一支。这正可为我上文所说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同时并进的一个好例。
五
西周时代最重要的事件，厥为“封建制度”之创始。但我们根据殷墟中文材料，封建制度，早在商代已有。我们若把许多诸侯公认一王朝为共主，认为是封建制度之主要象征，则理论上，远在夏朝成立，那时便应有封建制度存在了。所以中国古史上多说封建起于夏代，实非无因。但一到西周初年的封建，则实在另以一种新姿态而出现，所以我们也不妨说，封建制度由西周正式创始。西周初年的封建制度是周部族一种武装的移民垦殖与政治统治。经过西周初年两次对殷决战，周人络续将其宗族与亲戚不断分封到东方，成为西周统治东方各部族的许多相互联系的军事基点，因此造成中国史上更强固的统一王朝。在武王、成王两世，西周已建立了七十多个新诸侯，这里面有五十多个是西周同姓，此外大概亦多周代的姻戚与功臣。因此我们可以说，西周封建，实在是中央共主势力更进一步的完成。
但西周封建，也并不专在狭义的统治方面打算。除却分封同姓姻戚外，以前夏、殷两朝之后裔，以及其他古代有名各部族的后代，周人也一一为他们规划新封地或保留旧疆域，这所谓“兴灭国，继绝世”。而且允许他们各在自己封域内，保留其各部族传统的宗教信仰与政治习惯。因此我们还可以说，西周封建，实在包含着两个系统，和两种意味，一个是“家族系统”的政治意味，一个则是“历史系统”的文化意味。前一系统，属于空间的展拓；后一系统，属于时间的绵历。此后中国文化的团结力，完全栽根在家族的与历史的两大系统上。而西周封建制度，便已对此两大系统兼顾并重。可征当时在政治上的实际需要之外，并已表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甚深之意义，这是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
论到当时周天子与诸侯间的相互关系，似乎只有一种颇为松弛的联系，诸侯对其自己封地内一切措施，获有甚大自由。然正因此故，更使周王室在名分上的统治，益臻稳固。这些据说全是西周初年大政治家周公的策划。无怪将来的孔子，要对周公十分向往了。
再从另一方面说，周代封建和夏、殷两朝的不同。大体上，夏、殷两朝是多由诸侯承认天子，而在周代则转换成天子封立诸侯。这一转换，王朝的力量便在无形中大增。那时天子与诸侯间，有王室特定的朝觐（诸侯亲见天子之礼）、聘问（派遣大夫行之）、盟会（有事则会，不协则盟）、庆吊诸礼节，而时相接触；又沿袭同姓不通婚的古礼，使王室与异姓诸侯以及异姓诸侯相互间，各以通婚关系而增加其亲密。因此数百年间的周朝，可以不用兵力，单赖此等松弛而自由的礼节，使那时的中国民族益趋融和，人文益趋同化，国家的向心力，亦益趋凝定。这便是中国传统的所谓“礼治”精神。这一种礼治精神，实在是由封建制度下演进而来。
若论周代疆域，较之夏、商两朝亦更扩大。周天子都丰、镐，在今陕西省西安境，但其封国，在东方的如齐（山东临淄）、鲁（山东曲阜）、吴（江苏）、燕（河北），都已直达海滨，黄河上下游已紧密联合在同一政治体制之下。商代遗臣箕子，远避朝鲜半岛，周王室因而封之，朝鲜半岛的文化即由此启发。古代传说那时又有越裳氏来朝，越裳是今之安南。安南半岛和朝鲜半岛，一在中国之西南，一在中国之东北，同样在很早时期里便受到中国文化之薰陶与覆育。
以上所述，自唐、虞时代诸部族互推共主，进至夏、商王朝的长期世袭，再进之于周代之封建制度，从政治形态的进展上看，可说是古代中国国家民族逐步融和与逐步统一下之前半期的三阶段，中国经此三阶段，已经明白确立了一个国家民族和文化之单一体的基础。西周末年，正当西元前七七一年，距西方希腊第一次举行奥林匹克赛神竞技不远的时代，那时西周王室的地位，虽一时发生摇动，但中国人对于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的工作，已经有了很深厚的成绩。并不因此中止，下面便是所谓春秋、战国时代。
现在再把上述三时期的年代，约略推记如下：中国历史由两周中叶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下，是有明确年岁可记的，以前则不甚准确，但大体可以推定。西周初年约当两元前一一三〇年左右。从此再推上二百七十年，当西元前一四〇〇年间，则为商王盘庚定居安阳的时代。从此再推上三〇〇年，约当商王朝初创之时期，则为西元前之一七〇〇年。再推上五百年，当西元二二〇〇前年左右，应当中国史上之虞、夏禅让时代。再上则不可细推了。自从虞、夏禅让到西周王室倾覆，平王东迁洛邑（西元前七七〇），中间经历一千五百年左右，始终有一中央共主的存在。而且此一共主的地位继续强固，势力继续扩大，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的两大事业正在继续进展中一个极好的说明。
六
此下再说到东周、春秋和战国时代。东周以下春秋、战国时代从政治意识与政治形态的进展上看，可以说是从“霸诸侯”到“王天下”的时代。春秋二百四十年是霸诸侯的活动时期，战国二百三十年则为王天下的活动时期，用现代术语来说，霸诸侯是“完成国际联盟”的时期，王天下是“创建世界政府”的时期。
当西周王室避犬戎之祸东迁雒邑（今河南省洛阳）以后，周天子在政治上共主的尊严，急速崩颓，封建诸侯相互间的联系亦因此解体。列国各务侵略，兵争不息，各国内部亦政潮迭起，篡弒相寻，因此更招致异族戎狄侵凌之祸。（戎狄详细见下）在此局面下，便有霸者蹶起。当时的霸业，便是诸夏侯国间的一种新团结。霸业最先创于齐，以后则落于晋（今山西省曲沃附近）。齐国姜姓，为周代之姻戚；晋国姬姓，为周代之宗族。所谓霸业是要把当时诸夏侯国重新团结起来，依旧遵守西周王室规定下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节。对外诸侯间不得相互侵略，对内禁止一切政权的非法攘夺。如此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当时国际间的同盟团体，又逐渐制下了许多当时的国际公法。他们在名义上仍尊东周王室为共主，实际则处理一切国际纷争与推行一切国际法律的，其权皆由霸国即盟主任之。凡加入同盟的国家，每年皆须向盟主纳一定的贡赋，在经济上维持此同盟的存在。遇有战事，经盟主召集，凡属同盟国家，皆须派遣相当军队，组织联军，听盟主国指挥作战。凡属同盟国，遇有敌寇，均得向盟主国或其他同盟国乞援。同盟国家相互间，则不得有侵略及战争。凡遇外交争议，皆由各国申诉于盟主国，听候仲裁。其性质较严重者，则由盟主国召集各同盟国开会商处。争议之一方不服仲裁，得由盟主国主持声讨。各同盟国内部政争，亦同样由盟主国或同盟国仲裁。常有国君理屈败诉，卿大夫理直胜诉的。至于新君即位，均须得同盟国承认。若由内乱篡弒得国，同盟国不仅不加承认，并可出师讨伐，驱逐叛党，另立新君。遇有国内灾荒等事，同盟国均有救济之义务，亦由盟主国领导办理。当时许多诸夏侯国间，完全靠了这一个国际组织，保持他们对内对外的安全，达于百年以上。我们可以说春秋时代的霸主，在政治名分上，虽不如西周王室之尊严，但在政治事业的实际贡献上，则较西周王室更伟大。
在当时不参加此等同盟事业的，在北方则为戎狄，在南方则有楚国。这些在当时都认为不属于诸夏之内的。戎狄大多是游牧部落，与诸夏城郭耕稼的生活不同，文化较低，因此颇少加入。楚国则僻在江、汉之间，与北方诸侯相隔亦远。旧说其国都在今湖北省之江陵，然恐当在今湖北襄阳、宜城一带为是。他志在兼并，亦不愿加入联盟，自受拘束。后来北方诸戎狄，经同盟国压制，渐不为患。独剩南方楚国，乘机并吞汉水、淮水一带的小诸侯，变成一特别强大的国家，与北方的国际同盟双方对峙，时起斗争。到后来，楚国亦渐受北方诸夏的文化感染，渐知专靠武力，无法并吞北方诸侯，遂亦要求加入同盟团体，以得任盟主为条件。一面可得同盟国每年贡赋，有经济上的实利，一面亦可满足他在国际上光荣地位之野心。于是南楚北晋，更番迭主中原诸侯之盟会。在当时曾举行过一次极有名的弭兵大会（西元前五四六），即由楚国新加入国际同盟团体而召集。楚国以外，西方有秦国（今陕西省凤翔县），东南方有吴国（今江苏省吴县）与越国（今浙江省绍兴县），亦模仿楚国先例，先后加入同盟团体，而为其盟主。楚国、吴国当时称为荆蛮，吴国虽亦姬姓，与周人为近亲，但远封江南，早与荆蛮同化。越国则为百越。荆蛮、百越同非诸夏系统，自从他们加入同盟，中原诸夏文化，遂逐渐由黄河流域推扩到长江流域。秦国为贏姓，初本东夷之一支，封在西土，又杂有戎风。秦国加入诸夏联盟，这是当时黄河流域东西双方又增了一度的结合。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霸业的逐渐扩大，即是诸侯间联合的逐渐扩大，亦即是中国国家民族大一统事业之逐渐进展与完成。春秋时代几乎全是这一个霸业活动的时代。
但是春秋时代的霸业，论其实际，是向着两个方面同时并进的，一方面是朝向“和平”，另一方面则朝向“团结”。和平与团结，本是同一要求之两面。因此在当时虽然不断的提倡国际联盟弭兵大会等种种和平运动，而同时国际兼并的趋势也还在进行。总论春秋时代，可考见的诸侯，约有一百三十余个，而后来较大的只剩十二国（此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其名如下：
鲁、齐、晋、楚、宋（今河南商丘）、卫（今河南滑县，迁濮阳）、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上蔡，迁新蔡，又迁安徽寿县）、曹（今山东定陶）、郑（今河南新郑）、燕（今河北北平）、秦（今陕西咸阳）。
直到战国中晚时期，变成七雄并峙：
秦（今陕西咸阳）、魏（今河南开封）、韩（今河南新郑）、赵（今河北邯郸）、燕（今河北北平）、齐（今山东临淄）、楚（今湖北宜城，迁安徽寿县）。
那时霸诸侯的事业，再不为世所重，几个大强国，渐渐梦想着王天下。“王天下”是一种代替周王室来重新统一天下的意思。最先是各国相互称“王”，表示他们的地位已与周天子平等。以后则更强大的改称“帝”，以示比较诸王的地位又高一层。直到秦国统一六国，秦君遂自称“始皇帝”，“皇帝”的称号，是连合古代统治者最尊严的称号“皇”和“帝”两名而成，表示秦代的统治，已超出历史上从古未有之境界。我们若从中国古史上国家与民族大统一完成之历程观之，秦始皇帝的统一，实在是一点不差，已达到这一进程之最高点了。
在当时中国人眼光里，中国即是整个的世界，即是整个的天下。中国人便等于这世界中整个的人类。当时所谓“王天下”，实即等于现代人理想中的创建世界政府。凡属世界人类文化照耀的地方，都统属于唯一政府之下，受同一的统治。“民族”与“国家”，其意义即无异于“人类”与“世界”。这一个理想，中国人自谓在秦代的统一六国而实现完成了。所以《中庸》上说：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这种境界，便是说全世界人类都融凝成为一个文化团体了。只在这一种境界下的最高领袖，才如上帝般，一视同仁，不再有彼我对峙的界线了。只有他受了全世界人类之尊亲，所以说他是“配天”，与天为配，这才当得上“天子”的称号。这是当时中国人政治、宗教合一同流的大理想，我们在下一章里再要述及。
七
现在我们把上面所说再加以简括的综述。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两大功业，共分为五个阶段而完成。最先是禅让制度，由各族互推共主，此为唐、虞时代。其次为王朝传统制度，各族共认的王朝，父子相传（如夏）或兄弟相及（如殷，兄弟相及只是父子相传之变相，最后还要归到父子相传）。继世承绳，为天下之共主，此为夏、商时代。又其次为封建制度，诸侯由王朝所建立，而非王朝由诸侯所尊认，此为西周时代。其次为联盟制度，由诸侯中互推霸主，自相团结，王朝退处无权，此为春秋时代。最后为郡县制度，全国只有一王朝，更无诸侯存在。此为战国末年所到达的情形。在此国家体制的逐步完成里，民族界线亦逐步消失，这是中国史上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之五大时期。当秦始皇帝开始统一，适当西历纪元前二二一年，那时西方希腊已衰，罗马未盛，他们的文化进程中，早已经历过不少个单位与中心，但在中国文化系统里，却始终保持着一贯的传统，继续演进，经历两千多年，五大阶段，而终于有这一个在当时认为理想的“世界政府”之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莫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