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业上发明甚早的尚有蚕桑与丝织。这至少亦是三千四五百年以前所发明的技术了。这种技术自然与人生日用有极大关系。据古史传说，在很早的古代，中国人衣服上已有刺绣，分绘日、月、星、山、龙等物象，藉以为政治上贵贱等级之分辨。此亦中国工艺美术，一切都自然归附到人生实用并寓有伦理教训方面的意味之一证。
除却陶器与丝织，中国古代工业极重要的是车的制造，这是仍然有关人生日用并更切要于战争方面的，同时亦用来表示政治上的贵贱等级。古人常以“车服”并称，可见当时车的重要。
上述铜器、陶器、丝织（衣）与木器（车）的四项，为中国古代工艺亦即美术上最重要的四项。中国人的美术，常附加在工业上，而中国的工业，常注重在有关一般人生日用的器物上。这是中国工艺美术与中国整套文化精神相配合之点。
其他像庙宇、宫殿的建筑，据古书所载，似颇简朴，并不能与当时的铜器及车服等等的精美程度相配合。中国人的观念，对此等大建筑，无关一般人生日用的，似乎认为奢侈，常加反对。在中国古史上的大工程，只有有关农事的水利工程，有关交通的道路工程，及有关防御的要塞工程如长城之类。其他则全是些小工艺，既没有像古埃及人之金字塔等全属宗教意味的伟大建筑，亦没有像古希腊人石像雕刻等属于纯美术性的创制。在中国是工业与美术合流了，仅在有关一般人生日用品方面，而流露了中国人之心智与技巧，使日常人生渐于精美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之一种特性。
墨家学派在此工人集团的统治信仰中产生，因此他们的理论，显然偏向实用，偏向于一种极富伦理性的实用方面去。但墨家理论，不免过分注重人生实用了，因此不仅极端反对奢侈，而且也忽略了一般的审美观念之重要。但在工人集团的意见里，他们反对审美观念亦不足为奇。因为当时的审美观念，大体上是借用来分别人类的贵贱等级的。墨家反对人类社会之阶级分别，自然要牵连反对到一切文饰即审美方面了。
墨家学派，因为起于当时的工人集团，因此不仅他们熟练于种种的工艺制造，并亦通晓许多在当时有关制造方面的科学知识。尤其著名的，如墨子创制防御鲁国巧匠公输般所造攻城利器云梯的故事。如关于数学、几何学、力学、重学、光学种种方面的知识，现在有很多部分还保留在《墨子》书中几篇“经”和“经说”里。
墨家学派，不仅有许多科学智识，并亦有他们一种独创的逻辑与辨证法。这一种逻辑精神与辨证法，在墨子的言论里，到处流露出他的一种特有的风格，将来这一学派的流传，便成为名家。
但是墨家学派更重要的，在其实践精神，在其对于改造社会运动之带有宗教性的狂热。因此其工艺制造方面及逻辑辨证方面，到底成为旁枝，不占重要的地位。
四
现在再把儒、墨两家思想加以简要的对比。
上面说过，中国古代，是将“宗教政治化”，又要将“政治伦理化”的。换言之，即是要将“王权代替神权”，又要以“师权来规范君权”的。平民学者的趋势，只是顺此古代文化大潮流而演进，尤其以儒家思想为主。他们因此最看重学校与教育，要将他来放置在政治与宗教的上面。他们已不再讲君主与上帝的合一，而只讲师道与君道之合一，即“道”与“治”之合一了。君师合一则为道行而在上，即是治世。君师分离则为道隐而在下，即为乱世。儒家所讲的道，不是神道，亦不是君道，而是“人道”。他们不讲宗教出世，因此不重神道，亦不讲国家至上与君权至尊，因此也不重君道。他们只讲一种“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生大群之道。这便是“人道”，亦可说是“平民道”。
《论语》里的“仁”字，这是儒家理想中人道的代表。仁是一种人心的境界与功能，人与动物同有心，但动物的心只限于个体求生存的活动上，只有人类心，其功能和境界，超出一般动物之上，在同类中间可以互相感通，互相会合，不仅为个体求生存，并有成为大群文化的意义。这种心能和境界，在人类文化史里，也正在不断的演进和完成，其范围极广泛，但又极幽微，骤难确指。儒家常喜用“孝弟”两字来做这一种心的境界和功能之示例。孝弟便是人类超个体而相互感通的一种心境。孝是时间之直通，弟是空间之横通，故人心有孝，则人生境界可以悠久无尽；人心有弟，则人生境界可以广大无穷。孔子《论语》，除却孝弟外，又常说到“忠恕”。“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恕也是指点人心而言。譬如人子尽他的心来孝顺父母，此便是其忠。要孝顺父母，必须先意逆志，了解父母的心理，此便是其恕。故孝、弟、忠、恕仍只一心，惟孝弟专对家属言，忠恕则泛及朋类。这种孝、弟、忠、恕之心，便是孔子最看重的所谓仁，也便是“人与人相处之道”。随后孟子又补出“爱敬”二字。《论语》里虽亦说到爱与敬，但把此两字特别提出，合在一起，认为人类心智里面的“良知良能”，则是孟子。孝、弟、忠、恕全只是爱敬。人人莫不想望获得人家的爱与敬，我即先以此爱与敬施之人，即此便是孝、弟、忠、恕，亦即此便是仁，即此便是道。
孔子讲的道，有时像是依然要保留当时封建社会阶级性的“礼”的精神，但孔子在礼的后面已安放了一个新的灵魂，即是他常说的“人心之仁”。孔子认为“礼由仁生”。礼虽似阶级的，而仁则是平等的。礼虽似宗教的，而仁则是人道的。那时在政治化的宗教里的最大典礼，要算郊天之礼了，只有天子可以郊天，这是十分表示着阶级性的，但孔子不注重尊天而注重孝父母。孔子认为祭礼最庄严处即在发自人类内心的仁，祭天与祭父母，一样要由人类内心之仁出发。仁既为人人所共有之心境，则祭礼的庄严，亦应为人人所共有，无分贵贱。天子可以祭天，而人人可以祭其父母。人人能在祭礼中获得一种心的最高境界，使其内心之仁自然流露。人心能常有此种训练，与此种认识，则世界自可到达理想的人道。
孔子学说明明要把古代“政治化的宗教”，在他手里再进一步而变成“人道化的政治”与“人道化的宗教”的。孔子学说也明明是根源中国古代传统的“家族情感”而发挥尽致的。因此孔子的教训，并不排斥或遗忘了政治性的重要，惟上帝鬼神的地位，则更见淡薄而已。孔子的教训里，依然保留着政治意味的“阶级性的礼”，只在人道意味的“平等性的仁”的精神下面来推行，而宗教性与神道性的礼，则全变成教育性与人道性的礼了。孔子的教训，只在指点出人心中一种特有的境界和功能而加以训练。使之活泼流露，好让人自己认识。然后再根据此种心能来改进现世真实的人生，孔子拈出一个人心中“仁”的境界，便不啻为中国古代经典画龙点睛。从此古代经典皆有异样的活气了。
墨子意见稍和孔子不同。“宗教而政治化，政治而人伦化，人伦而艺术化”，上面说过，这是中国古代文化演进一大主流，这一主流的后面，有人类内心之自然要求做他的发动力。孔子思想，接受此大流而加以阐述发挥。墨子则有时蔑弃此大流而加以反抗。墨子站在人类平等观念上极端排斥贵族阶级，但他所主张的平等，实际上不好算是平等，而是无差别与齐一。他主张“兼爱”，便是一种“无差別”“无分等”的爱。他说要“视人之父若其父”，这就违反了人类内心的自然情感，但他却说这是上帝的意志。在世人看来，我父和你父不同，在上帝意志看来，一样没有差別。所以墨子讲“天志”来做他提倡“兼爱”的根据。他的思想，一面违反了人类内心的自然情感，另一面又要落入了宗教的旧陷阱，遂又不得不忽略了政治性的重要。又因为墨子太注重无差別的平等了，而且他所注重的平等，又太偏于物质生活的经济方面，因此他又彻底反对“礼乐”，他认为礼乐是阶级性的有差别的一种奢侈，因此墨子学说里，绝少艺术、文学的趣味。他虽似很接近古代素朴的宗教观念，但他却缺乏了一种对人心特设的训练方法，他没有想到如何让人类的内心好与他所信仰的上帝意志相感通。他虽重新采用了古代宗教的理论，但又毁弃了古代宗教的一切仪式和方法。这因为他太看重人生经济实利方面，他只在人生经济实利方面来建筑他的无差别的平等主义。他认为等级与差别全是奢侈。他于是只认现社会最低标准的物质生活为人类理论上的正格生活。他在这个理论上，装上上帝意志来强人必从。墨子的人格是可敬的，但其理论则嫌疏阔。墨子彻底反对古代贵族制度及其生活，在这一点上墨子的态度似比孔子更前进了。但他不免又回复到古代素朴的上帝鬼神的宗教理论上去，则确乎比孔子后退了。
从另一面说，孔子虽然不讲上帝，不近宗教，但孔子却有一个教堂。家庭和宗庙，便是孔子的教堂。墨子虽主张有上帝，迹近宗教，但墨子缺乏一个教堂，因他不看重家庭与宗庙。墨子到底把捉不到人心，墨子的学说便缺乏深稳的基础，又违反了中国古代由家族情感过渡到人道观念的传统精神。因此在将来，墨家思想便为儒家思想所掩盖，不能畅行。
但孔子一派的儒家思想，亦有他的缺点。
第一：是他们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于人类中心、人类本位而忽略了四围的物界与自然。
第二：是他们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社会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
第三：因他们太看重社会大群的文化生活，因此使他们容易偏陷于外面的虚华与浮文，而忽略了内部的素朴与真实。
每逢懦家思想此等流弊瀑著的时候，中国人常有另一派思想对此加以挽救，则为庄老道家。
据本书作者的意见，庄子当与孟子同时，而《老子》书的作者则较晚，应该在苟子稍前或与荀子同时了。儒、墨为古代平民学派先起之两大派，而道家则较为后出。“儒”“墨”两字，皆有特别涵义，为古代社会之两种生活流品，而“道、法、名、阴阳”诸称，一见便知为学派名称；即此可证其间之先后。
道家思想是承接儒、墨两派而自为折衷的。但论其大体，则道家似与墨家更近。他们同时反对古代传统的礼，认为不平等而奢侈。又同样不如儒家般以“人本主义”为出发。墨、道两家的目光与理论，皆能超出人的本位之外，而从更广大的立场上寻根据。惟墨家根据“天”，即“上帝鬼神”，而道家则根据“物”，即“自然”。《庄子》书里有许多极精美的自然哲学的理论，但到《老子》书里则似乎又偏向于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的分数多了。因此庄老哲学之流传，到底并不能真的走上自然哲学与科学的路，（但后世一切科学思想与科学知识，仍多附杂在道教里面。）而依然循着中国民族文化之大传统，仍折回到人生方面来。因此在中国思想系统里，儒、道两家遂成为正、反两大派。儒家常为正面向前的，道家则成为反面而纠正的。此两派思想常互为消长，这在以下几章里，尚须讲到。
以上所述儒、墨、道三家，他们都能站在人类大全体上讲话。其余名、法、农、杂、阴阳、纵横诸家，则地位较狭，不能像他们般有力了。
五
现在我们再把中国古代学术，作一个简括的叙述。大体在孔子以前，那时的书籍，后世称之为“经书”，那时的学术，全操在贵族阶级手里，我们可以称之为“贵族学时代”。在孔子以后的书籍，后世称之为“子书”，那时的学术，则转移到平民阶级手里，我们可以称之为“平民学时代”。平民学者全体反对贵族阶级之特权，不承认社会上有贵贱阶级之存在，因而也不主张列国分裂。因为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的，其后面到底不免要以狭义的阶级权利为立场。正因春秋、战国时代，平民学盛行，因此秦、汉以下，始能造成一个平等社会与统一国家。但我们要知道，纵使在孔子以前贵族学时代的经书里面，也并未涵有极狭义的阶级主义，孔子以前的一辈贵族，早已抱有开明广大的平等精神与人道主义了。孔子的新精神与新学说，仍不过从古代经书里再加一层阐发与深入而已。因此孔子同时是平民学的开创者，又是贵族学的承继人。在中国学术上，贵族学时代与平民学时代，一脉相传，只见是一种演进，却不见有所剧变与反革。即在社会上由贵族时代过渡到平民时代，也只见其为一种演进，没有双方斗争与抗革的迹象。因此孔子以外的许多平民学者，其极意反对贵族阶级的，在中国传统精神上看来，反而觉得有些过激不近情理，而孔子与儒家思想，遂不期而成为后代之正宗了。
现在再简略说到中国的文字。中国文字亦可说是由中国人独特创造，而又别具风格的一种代表中国性的艺术品。我们只有把看艺术作品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字，才能了解其趣味。中国文字至少有两个特征。
第一：他的最先，虽是一种“象形”的，而很快便走上“象意”与“象事”的范围里去。中国文字并不喜具体描绘一个物象，而常抽象地描绘一个意象或事象。这是和上文所说《易经》八卦要把简单空灵的几个符号来包括天地间复杂的万事万物一样的心境。只是《易》卦太呆板了，只能有六十四种变化，自然不能如中国文字般活泼生动。
第二：则中国文字能利用曲线，描绘一轮廓，较之巴比仑之楔形文字以及埃及的实体象形文，都便利得多。巴比仑的楔形文字，其难于变化，是限于他的楔形上，正如中国八卦之难于变化，是限于他的卦画上一样。埃及的象形文字，我们可以说他是一种需要阴体填黑的象形，譬如埃及的“牛”字，便需具体画一牛形，因而必要有阴体填黑的部分，中国古代的钟鼎文字，依然还有些是阴面涂黑的象形体制，但逐渐变化，则逐渐摆脱这个限制。如中国古文里的牛字[imgalt=""sragesfigure_0090_0036。jpg"]，其实已不是物象而是意象了，他只用曲线描一轮廓，不再需要阴面填黑的部分。因此埃及文始终不能超过象形，而中国文很早便脱离了象形境界。中国文字可以说是利用曲线来描绘意象与事象的。
将来的中国画，依然也还利用线条来描绘意象与事象。到魏、晋以后，中国人的书法，成为中国人最标准的艺术。书法的受人重视，超乎其他一切艺术之上。其实中国书法也只是一种运用线条来表出意象与事象的艺术，就其内在的理论上，不仅与图画同一精神，实可说与中国创造文字之匠心亦是同一精神的。我们还可以说，中国的文字和文学，亦走在同一路径上。他们同样想用简单的代表出繁复，用空灵的象征出具体。
中国文字，因为能用曲线来描绘物象、事象和意象，因此其文字数量得以宽泛增添，这已在上面讲过。但到后来，中国文字又能在象物、象事、象意之外，再加上一个“象声”的部分。因为每一声音各有其代表的每一意义，因此某一字之赋有某声者，便可假借此声来兼代某意。如此无形中又增添了许多字，虽则在事实上，文字数量并没有增添。由此再进一步，把一代表声的部分来和象物、象事、象意的另一部分相配合，把两个单体字联合成一个复体字，成一“形、声”组合的新字，这一来文字数量更大量增添了。只就现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兽骨和龟甲上刻的贞卜文字而论，在约莫十万片的甲骨上，其字体经近人大略整理，至少亦已超过了四千个。那是商代的情形，直到周代以后，新文字还是继续产生。各地的人只要援用此种“象物、象事、象意、象声”的四项规则，大家一样可以造字。只要造出的字能自然恰当，各地人也一样很快接受，很快推行，成为一公认的新字。因此文字数量逐步增多，而文字使用的区域也逐步推广了。同时也有许多旧的不自然不恰当的字，也就因文字创造之逐渐进步，而逐渐的淘汰不用了。
中国文字本来是一种描绘姿态与形象的，并不代表语言，换言之，中国文字本来只是标意而不标音。但自形声字发明以后，中国文字里面声的部门亦占着重要地位，而由此遂使“文字”和“语言”常保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举其重要者言之，首要是使中国人得凭借文字而使全国各地的语言不致分离益远，而永远形成一种亲密的相似。譬如虎，有些地方呼作“於菟”，但因“虎”字通行，“於菟”的方言便取消了。笔有些地方呼作“不律”，但因“笔”字通行，“不律”的方言也取消了。如此则文字控制着语言，因文字统一而使语言也常接近于统一。在中国史上，文字和语言的统一性，大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这已是尽人共晓，而仍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件事。
中国文字一面可以控制语言，使语言不致过分变动和分离，但另一面也常能追随语言以适应新的需要与运用。社会上不断增进了新事物，照中国文字运用惯例，却不必一样的添造新文字，只把旧字另行配合，便等于增添新字。譬如电灯、火车之类，在中国文字里，“电灯”二字便譬如一新字，“火车”二字也譬如一新字。此种配合，可以无穷无尽，而永不需另造新字。又如火柴，有些处呼作“洋火”，有些处呼作“自来火”，有些处呼作“取灯儿”，各地的方言，譬如各地各造各的新字，但结果是“火柴”一名通行了，那其余的都淘汰了。如此则不仅不需另造新字，而且火柴一名，又控制了各地的方言，使他们都称火柴而不再有别的称呼。因此中国文字虽在追随语言，而仍能控制语言。
在殷商时代的中国，早已有四千多字了，直到现在，经过了三千多年的演进，一般社会上仍只要四千多字，或尚不要四千多字，已经够用。所以在战国以前，可说是中国人“创造文字”的时代。战国以下，则是中国人“运用文字”的时代了。中国的古文字，（指战国以前的文字）几乎变成中国的新文字（指战国以后之文字）之字母。中国人有了近乎二三千个字母，彼此配搭，永不感到不够用。如此则中国人便可永不要添造新字，在三千年以下的人，只要略加训练，便可认识三千年以上的古文字。而三千年以上的古书，现在中国的普通学者大都仍能通读。中国文字实在是具备着“简易”和“稳定”的两个条件的，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文化史上一种大成功，一种代表中同特征的艺术性的成功，即以“简单的驾驭繁复”，以“空灵的象征具体”的艺术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