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文治政府之创建
一
西历纪元前二四六年的时候，在东方世界上算已有一个世界政府出现了。以后的一段时期，主要的努力，在乎把此政府如何充实、改进，以达理想的境界，这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时期。这段时期，是中国国家凝成民族融和开始走上大一统以后一段最光明灿烂的时期。那时的疆土，已和近代中国相差不远。东方和南方直达海边，东北包括朝鲜，西南包括安南，只西北秦代疆域并未越过今甘肃兰州境，当时的长城即以此为界，要到汉武帝开设河西四郡，疆域始展至今之安西与敦煌。在那时中同的文化势力，可算已达到他尽可能的边线了。
秦、汉北方的大敌有匈奴。匈奴与中国，在当时又成了耕稼与游牧两种文化对峙的局势。因地理的关系，中国一时无法叫匈奴耕稼化，便一时无法用中国的理想来强匈奴以从同。秦、汉政府对付匈奴，便只有两条路。
一：是“隔绝”。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便为此用。希望异文化的匈奴人暂时隔离在长城外，慢慢进行同化与融和的工作，这便成了汉初之“和亲政策”。
二：是“招徕”。如汉武帝以下之对待南匈奴，把匈奴人移入内地或边疆，与中国同民同一待遇，好把中国传统文化教导灌输给他们。武力挞伐，则是不得已。
在中国人观念里，匈奴不归化，便是理想的世界政府不完成，这实在是一个大缺陷。中国历史上传统对外政策，主要常在和平与融洽，不在武力之扩张。求大同文化世界之实现，不在偏狭的帝国主义之发展。让我们回头来，看一看秦、汉政府之内面，便可知道。
秦、汉政府，虽经王朝更易，其实是一气相承的。西周时代已可说有统一政府，只是“封建制的统一”。秦始皇帝代表着中国史上第一个“郡县制的统一政府”之开始。汉高祖代表着中国史上第一个“平民为天子的统一政府”之开始。汉武帝代表着中国史上第一个“文治的统一政府”即“士治”或“贤治”的统一政府之开始。这是当时中国人开始建设世界政府以后之三步大进程。下面慢慢加以说明。
二
古代的贵族阶级和封建制度，虽在统一政府下，常不免趋向分割，必待平民社会逐渐觉醒，逐渐抬头，始有进一步统一之需要。由春秋中叶，直到战国末期，四百年间，平民社会各方面势力，继涨增高，进一步的统一要求，愈来愈盛，秦始皇帝的统一，即承应此种要求而产生。但秦王室依然是古代一个贵族阶级之遗传，在此平民势力日涨，贵族势力日消的历史大潮流里，秦同到底也须崩溃。秦国的统一事业，只是当时历史进展中应有之一过程。秦王室终于继续其他列国王室而趋于灭亡，古代贵族阶级，到此全部消灭，而后这一个统一政府，开始完全掌握到平民社会的手里。秦国统一，只是旧局面转换到新局面之最后一步骤，必待汉高祖以纯粹平民为天子，始是正式的新时代之开始。
这一个古代贵族、平民两社会的势力消涨，并非仅是一个纯粹经济的或政治的斗争，在其后面尚有更深厚的哲学的或可说是宗教的人生理论与观念为指导。因此汉代的统一政府，开始虽为一种素朴的农民政府，而到后终必转化成一种文治的贤人政府。只要了解那时中国文化大流之趋向，便可知是一种势所必至的自然形态。
三
现在先检讨当时一般学术思想界的情形，再顺次说到实际政治问题。普通一般的见解，颇认为由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段，乃中国学术史上的空隙时期，似乎古代学术进展到此便落空或间歇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并非历史真相。先秦时代，学术思想极度自由，极度发展，成了百家竞鸣道术分裂的状态。继此以来的新时代，学术界思想界与政治社会一样需要统一。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段时期，正是当时一辈学者努力从事于调整与统一的时期。
上面说过，先秦思想，虽说百家竞鸣，最伟大的不外儒、墨、道三家。墨家精义多半为儒、道两家所吸收，其形成正反对抗形势的，只剩儒、道两家。现在要做调和与统一工作的学者，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
一：是超然于儒、道、墨诸家之上而调和统一之。
二：则就道家为宗主而调和统一儒、墨及其他各家。
三：就儒家为宗主而调和统一道、墨及其他各家。
最先努力的便走了第一条路，稍后又分走了第二第三条路。若要走第一条路，非其气魄聪明更超于诸家之上，即不足以超越诸家而另创一新的统一。孔子即曾如此。以下有志于这一工作的，便是秦相吕不韦，广招宾客，写成了一部《吕氏春秋》，亦想调和统一以前的诸家。但他们并没冇更超于诸家之上的更伟大更高明的观点与理论，因此他们便没有吸收融和诸家的力量，只在诸家思想里左右采获，彼此折衷，做成一种灰色的景象，这不算是成功。
代表第二路线的是汉武帝同时的《淮南王书》，由淮南王刘安和其宾客所撰成。在大体上说，道家思想是追随在儒家之后而加以指摘与纠正的，他多半属于批评性而非建设性，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根本便不是一种最高境界，而且当时历史大流，正向正面积极方面汹涌直前，因此《淮南王书》也不好算有成功。
代表第三路线的，应该是最适时宜而又最有成功希望的一条路线了事实上，他们亦确有极大的功绩，只可惜这一工作不为后代的历史家们所注意。举其代表人物，则自李斯到董仲舒，他们全都与当时的实际政治发生极大的关系。举其代表著作，则应该以《易经》的《十传》，与收在《小戴礼记》中许多篇重要的文字为主。如《大学》《中庸》《礼运》《王制》《乐记》《儒行》等，全在儒家思想里有其很大的贡献，他们都能吸收道、墨各家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观点，把来融化在儒家思想里，成一新系统，留给此后中国思想界许多极重大的影响。只可惜这许多重要著作者的姓名，全不为我们所知。而后来推尊这许多箸作的学者，相率把他们的著作年代提前了，都认为在孟子、荀子以前，或者是孔子与其及身弟子之作品，遂把儒家思想的发展程序弄糊涂了，而又把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段时期，误认为是学术思想史上一段黯淡无光的时期。
代表第三路线的，除却上述，尚有邹衍创始的阴阳学派，亦在此下中国思想上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思想，自然亦是包容各家而以儒为宗的，尤其与《易经》学派走了比较接近的路子。不过《易经》派的学者是在哲学与人生方面的兴味更浓些，而阴阳学家则在政治与历史方面的兴味更浓些而已。关于这一派的思想，以下尚有叙述，此不再洋。
以上指明了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一段时期里学术思想界的大概。我们可以说，在此时期，并非学术中歇，亦非先秦各家思想皆趋衰亡，而独留儒家，存其传统。在当时，实在有追随于时代潮流而兴起的一种综合的新思想，此派思想，并能把握到指导政治的潜势力。要明了此时期的政治演变，我们先需着眼于此派思想之精神。我们并不能仅看秦始皇与汉武帝为专制暴力之代表者。
在此首先要说到的，是秦始皇和李斯的焚书事件。一般见解常以此为秦始皇采用专制政策摧残学术之罪状，并谓学术中歇便由于此。其实此事在当时，纯粹是一个政治思想上冲突的表现，而秦始皇和李斯，则比较站在较开明较合当时历史大流的地位。要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寝兵理想，则就政治论，世界不应有两个国家或两个政府同时并存。就社会论，人类亦不应分两个阶级，贵贱或贫富，同时并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再封建，便是这一个远大理想之实施，而非出于政治上之阴谋与私心。他在当时，实在是追随于战国以来，政治上不许有两个政府，社会上不许有两个阶级的“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时代思潮而努力求其实现的。若仅谋便于一姓一家私政权之统治与镇压，则分封子弟、宗室、姻戚、功臣，各带一部分军队到各地去驻屯，模仿西周开国规模，实较稳妥。当时东方一部分守旧泥古的学者，多请秦始皇复行封建，正为此。只有李斯力劝秦始皇弗从众议，而同时深感到思想言论上的庞杂情形，有碍于理想政策之推进。恰巧李斯的老师荀卿，素来主张一种智识上的贵族主义，李斯又憧憬于学术政治同出一尊的古代状态，遂幵始请求政府正式出来统制学术。这是荀卿思想之过激与褊狭，亦是当时要求思想统一的一种自然姿态，并不能说是出于秦始皇个人之野心与私欲，亦并非他们存心摧残学术。后代人用“焚书”两字做题目，来概括这件政治大争议，又和“坑儒”事件合并，遂容易使人迷失当时的真相，细读《太史公书》，便知此事原委。
四
此下我们将约略把当时政治上的大体演变来证实上面的叙述。
古代政府，由春秋到战国，全由贵族组织。直到战国中晚，始有游士参加，这是平民学者参加政治之先声。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始终不过是一些客卿。政府基础，依然仍筑在贵族阶级身上。秦始皇统一天下，当时人说他“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这始遵照当时学者理论，彻底打破了贵族政府之积习。待到汉初，全由一辈素朴农民为君为相的时代，转反有些迹近反动。一面重新封建诸侯，而中央政府则几乎成为一个军人政府的形态。代表天子治理全国政务的是宰相，这是秦制。但宰相非封侯的贵族不得为。依照当时惯例，非立军功不得封侯。因此当时追随汉高祖争夺天下的一个军人集团，在外则裂土封王，在内则封侯拜相。汉初政府实是一种“封建制度”与“军人政府”之混合物，较之秦始皇时代，不得不说是一种逆退。但不久封建势力再次削灭，重新恢复到秦代郡县一统的局面，这正是汉武帝开始即位时的情势。
继此又有一个大转变，便是平民学者公孙弘，纯粹因学者资格而获拜相，因拜相而再封侯，打破汉初旧制，从此以下，军人政府渐变成士人政府，这是一个政治制度上极堪重视的转变，因此转变而军人新贵族在政治上的特权取消，始可说到达了真符理想的“平民政治”的境界。要建立理想的世界政府，便决不是周代般的贵族政府，亦决不是汉初般的军人政府，一定应该是一种平民政府，由一辈在平民中有知识有修养的贤人，即士人，组织与领导的政府。试问汉武帝当时如何完成这一个工作？我们便须继此再讲到当时对于学官的一番新整理，此即当时之所谓“五经博士”。
本来当时的政府，依然还是由王室亲贵和亲信军人所组成，在其间仅冇的代表学术意味的官职，只得附属于宗庙下面，保留着古代学术依附宗教之旧型。秦、汉时代政府里的学官，大概言之，可分两类。一为“史官”，一为“博士官”。史官自西周以来便有之，追论原始，则与巫师、药师、卜官、祝官等同为古代半僧侣式的宗教官吏。这些史官大体上多是世袭的。博士官则战国中晚以后始冇，各国网罗平民学者，厚给俸糈，并不使负实际行政责任，只备顾问讽议，表示着当时处士议政的新风气。我们可以说史官是传统的，博士官是新创的。一带有宗教意味，而一则为平民性质。
秦代的博上官，因孔子有七十弟子之故，额定七十员，时得参议国家政治，发表意见。动议复兴封建制度的也是他们。因此一番争论，博士官的人选便重新加以整理，但此番整理，经后代观察，似乎是反而糟了。凡研究实际政治、历史、教育、文化问题的学者，或许因其意见易与当局者不合，而逐渐罢斥了。一辈专讲神仙、长生、文学、辞赋等等比较与现实政治不相干，而有时可以迎合皇帝消遣与迷信的需要者，转而充斥了。把当时的话来说，是讲经学的博士少了，而讲百家言旁门杂技的博十则多了。直到汉初此风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