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但汉武帝的经济，在当时并不收效，而且流害甚大。汉武帝虽则引用了许多好理论，但当时的政府，实际是括削富人财力来支持挞伐匈奴以及开辟各边疆的兵费，甚至是用来弥补宫廷一切迷信及奢侈的浪用。到汉武帝末年，社会均产的理想，几乎变成普遍的破产。但武帝以后的一般学者，大体上依然赞成武帝时代的经济政策，只主张由一个节俭的政府来实施。这一种意见，逐渐酝酿，而促成王莽的变法。
王莽由禅让的理论代替为天子，他应该变法，一新政治。政治的终极目标为民众，民众的基本要求在经济。先要经济均等，不使社会有大贫大富，然后再好讲教育与其他。因此王莽变法的最大目标，便专注意在经济问题上。他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准，一方面要裁抑富商大贾的资本势力。他最重要的几条法令：
第一：是田亩收归国有，再公共分配，这是要恢复西周时代井田制度的。在此制度下，可使永绝田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不再有佃农与雇耕人。
其次：便是废止奴婢，受解放的奴婢，各向政府受田，重过自由独立的平民生活。
其三：是继续汉武帝时代的政策，厉行专卖制度，盐、铁、酒、钱币及银行五项，均不许社会私人经营。
其四：是对富商大贾施以各种重税与限制。譬如养一奴婢，便需出钱三千六百文，较汉制增十五倍，较普通平民的口税则为三十倍。
其五：则王莽并主张根本废绝货币制度。
在当时人的意见，认为社会贫富不均，由于富人之剥削，而剥削之根源，则由于商业与货币制度。若将货币制度取消，使民间重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则农民庶可永保其经济上之平衡地位，而不再下降。这一个见解，也并不起于王莽时代，在汉武帝以前已有这种理论了，不绝的传衍下来，直到王莽时代，始见诸实施。
王莽的经济政策，因种种原因而归于失败，但继续王莽以后的，也还依然依照着这一个理论，不过在推行上则比较的弛缓。解放奴隶的命令，在光武时代屡次颁布，重农抑商，控制经济，不使社会有大富大贫之分，这是中国自从秦、汉以来两千年内一贯的政策。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此两千年内，可说永远在政府意识控制之下，因此此下的中国，始终没有产生过农奴制度，也始终没有产生过资本主义。
五
经济生活，只是整个文化生活最低的基层，若没有相当的经济生活作基础，一切文化生活无从发展。但经济生活到底只是经济生活而已，若过分在经济生活上发展了，反而要妨害到其他一切文化生活之前途。我们不妨说，经济生活是消极的，没有相当满足是绝对不成的，但有了相当满足即该就此而止。其他文化生活如文学艺术之类，则是积极的，没有了初若不打紧，但这一类的生活，可以无限发展，没有限度的。中国传统人生理论，似乎正是认定了这一点，对经济人生总取一个消极态度，对其他文化人生则取了积极态度。
古代的封建贵族，秦、汉以后是没有了。由军队打仗出身的新贵族，自汉中叶以后也渐渐告退了，这已在上章里说过。社会新兴的商贾富人以资产为贵族的，现在也由政府法令不断裁抑而失势。无论在政治法令上，以及经济权力上，全社会常逐渐走向平等的道路，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理想。
但我们要注意，中国人此种理想，并不在只求经济生活之平等，而在由此有限度的平等的经济生活之上，再来建造更高的文化人生。因此中国人一面看不起专以求财富为目的的商人，一面又极推尊以提高文化人生为目的的读书人。把握此种理想而想法子来实现的这一责任，便在这辈读书人身上。若说在秦、汉以下中国社会上比较像有特殊地位的，也便是这一辈读书人了。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汉代读书人的一般境况。
六
汉代的读书人，大体上都由农业社会里出身，他们都先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涯。譬如汉武帝时代的朱买臣是一个樵柴者，公孙弘是一个牧豕的。像此之类，前、后两《汉书》里尽可找出许多例。农业社会有他一定的休闲期。一到冬季，便可乘暇读书。那时的经学，所谓“玩经文，通大义”，并不像后来般烦琐。按照当时情形，每年以一冬读书，三冬便可通熟一《经》。在十五岁以前，先习《尔雅》《孝经》《论语》诸书。十五以下，开始读正《经》，三年通一《经》，十五年便可通熟《五经》，那时还不过三十岁。汉代常有命地方官察举“孝子廉吏”及“茂才异能”之士的诏令，乡村学者尽有被举希望。公孙弘在晚年察举贤良，对策称旨，不数年即为丞相，晋封侯爵。那时郡县地方政府，属吏都由长官自辟。只要乡村有大儒硕学，地方官亦常辟召为掾属，不久便可升迁。自汉武帝以下，文风渐盛，社会竞知向学。一方有名儒，学者四面而赴，所在结集。往往一个学者，其先后来学著弟子籍的，多逾千人，少亦数百。如此之例，愈后愈盛，到东汉为更甚。因此，一个学者，即不出仕，在其壮年以前，可以躬耕自给。在其中年以后，体力渐衰，声闻日广，亦可仰给于来学者之束脩甘旨，以为仰事俯蓄之资。他们粗淡的生活既易解决，而社会的荣誉，又使他们有无穷之慰籍。因此一辈高尚澹泊之士，常愿终老村社，不受朝廷之招聘，与郡县之征辟。如此则更增加了一般学者之地位。
西汉政府，是与乡村息息相通，并无隔阂的。政府官吏，几乎全都由乡村学者出身，因此他们共通的经济见解，常求繁荣农村，裁抑商业。汉代又有一种禁令，凡仕宦为官的，即不许兼营商业。此乃汉武帝听从董仲舒意见所定。而政府又有种种限制，使商人虽有财富，不得从事奢侈夸耀的生活。此在汉高帝时，已有“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之禁。生前的屋宇，死后的坟墓，皆有规制，不得逾越。此是中国人传统之所谓“礼治”。因此经商为富的人，虽富而不荣；耕读传家的，虽贫而尊。一旦显扬，远为富人所不及。政府的政令以及社会学者的提倡，积渐成风，使一般人相率舍弃“经商服贾”的贱业，而转换到“通《经》服古”的路上来。在西汉晚期，有一句名言说：“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这是说，与其把满筐黄金传给你的儿子，还不如付他一部经书。因通熟一部经书，可以成名立业，安富尊荣。若满筐黄金，虽可作为资本，经营发财，但上为政府所裁制，下为社会所卑视，纵有多金，无所用之。因此一辈商人，只要家境粗给，也便急于改业，让他们的儿子离市场，进学校，远道从师，学为儒雅。因此汉武帝与王莽种种禁抑商人的律令，虽到东汉时代未能严厉执行，而东汉的商人却远不如西汉般活泼。东汉社会，既不是贵族中心，又不是军人中心，亦不是富人中心，而成为一种士人中心即读书人中心的社会了。其原因便在此。
但在西汉时代，旧的贵族与军人的势力，尚未完全摧毁。新的富人与读书人的地位，尚未明白确定。因此西汉二百四十年的社会，时在动**，因而格外显得有一种强健的活力。一到东汉时代，社会中心的领导地位，已确定落在读书人手里，因此社会渐趋安定，而一种强健的活力也渐见萎缩，不如西汉般虎虎有生气。
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从事政治事业是最尊荣的。只做一县令，所辖土地逾百里，所属人口逾万户，县廷掾属，有多至千人以上者，这些全都由县长自由辟署。这已俨然像古代一小诸侯。若为一郡太守，辖地千里，属户百万，更可多所展布。汉代又奖励官吏久任，在职数十年不更易者有之。其升迁又甚速捷，由县令即可擢升郡守，由郡守即可内转九卿而跻三公。往往有由属吏察举十数年，四五转即至三公之尊。一为三公，则全国事务，无所不当预闻。天下安危，系诸一身。因此中国的读书人，无有不乐于从政的。做官便譬如他底宗教。因为做官可以造福人群，可以发展他的抱负与理想。只有做官，最可造福人群，不得已退居教授，或著书立说，依然希望他的学徒与读者，将来得依他信仰与抱负，实际在政治上展布。至于经商致富，最多不过身家温饱，或泽及乡里而止。有大才智的，宁愿安贫守道，希望一旦在政治上得意，不肯经商自污，为一时私家经济打算而有累清名。这恐是中同社会上特有的一种观念，配合于其政治、经济各方面状态而产生的一种极关重要的观念。这一种观念，在异社会、异文化的人看来，自觉有奇异之感。但非知此意，即不易明白得中国历史之真态与其文化精神之根本托命所在。
但如我们用纯经济的眼光来观察，则这里便又是另一番景象。只要你服务月俸二千石的官职，外官自郡太守起，内官自九卿起，达十年二十年以上，无论你是出身农村社会的一个平民学者，无论你居家如何清廉，但是你在当时的社会上，自然是居于翘然特出的地位了。郡守九卿的属吏，皆由他们自己拔擢援用，自己察举推荐。将来这些属吏各自在政界上有出身，有地位，便是你的门生故吏遍满要津了。那时书籍写在竹帛，竹重帛贵，颇不易得。流传难广，一个仕宦家庭的子弟，自然有他读书与从政的优先权。而且读朽家庭间声息相通，这里边不免要相互帮忙。在国家法律上，读书从政是公开的，平等的，国民人人可得；但在社会实际情形上，则这两种权益，容易在少数家庭中永远占到优势。因此东汉时代颇多由“累世经学”的家庭而成为“累世公卿”的家庭。那时虽已没有贵族肚袭的制度，似终不免因为变相的世袭而成为变相的贵族。那种变相的贵族，便是所谓“士族”。这种端倪，早起于西汉末叶，到东汉而大盛，下及魏晋南北朝，遂成为一种特殊的“门第”，我们无以名之，只有名之曰“郡县国家文治政府下之新贵族”。这种新贵族形成之后，中国社会又自走上一个新阶段，造成一种新形态，这是我们要在下一章里述说的。
七
现在我们先把本章要旨，再概括述说一番。中国社会从秦、汉以下，古代封建贵族是崩溃了，新的军人贵族并不能代之而起。若照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两汉初年已有颇显著的迹象可寻。但因中国传统人生理想，不容许这一种富人中心资本主义的社会产生，因此在文治政府之不断控制下，商业资本终于短命，而新的士族逐渐抬头，成为贵族军人与富人以外的另一种中心势力与领导阶级，这便是东汉以下之所谓“士族门第”。这一种上族门第，他的立场，并不站在古代血统传袭的观念上，亦不凭籍后世新起的军人强力与商人富力来支持其地位，他们的特殊地位，乃由另一凭藉而完成。他们是凭籍在国家特定的法令制度上，在他们自身的教育上，换言之，是在他们的智力与道德之特別超诣上。
在西方历史上，除却贵族、军人与商人外，其在社会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尚有教会中的僧侣或教士。此在中国则因宗教不发达，因此僧侣一派从未占有特殊地位。若把中国儒家看作一种变相的宗教，则《五经》便是中国儒教的经典，那些东汉以下的士族，便相当于西方中古时期之僧侣。
我们不妨称儒家为一宗教，那是一种现实人生的宗教，是着重在现实社会与现实政治上面的一种“平民主义与文化主义的新宗教”。西方宗教是“出世”的，而中国宗教则为“人世”的。西方宗教是“不预闻政治”的，而中国宗教则是“以政治为生命”的，这是双方的不同点。但是无论如何说法，中国社会在东汉以下新士族门第之形成，这是中国文化历史衍变中一种特有的形态，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史上并无相似或同样的形态可资比较。这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人们所应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