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民族与新宗教之再融和
一
中国在秦、汉时代，根据先秦人的观念与理想，对于他将来的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形态，奠定下基础，明确了趋向，这已在前两章里约略述过。经历了西元前二二一至西元一八九，四百年的全盛时期，下面接着一段西元一九〇至五八八同样四百年的中衰期。中国史上叫做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里，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新民族的羼杂，二是新宗教的传入。
读史的人多把此一段转变时期来和西方史上的蛮族入侵和罗马衰亡相提并论，但其间实有一极大不同之点。在西方是罗马民族衰亡，日耳曼民族代兴，在中国则依然是自古以来诸夏民族的正统，只又继续羼进了一些新分子。在西方是罗马文化衰亡，希伯来宗教文化继之代兴，在中国则依然是自古以来诸夏文化的正统，只另又羼进了一些新信仰。因此在西方是一个“变异”，在中国则只是一个“转化”。这是罗马衰亡和汉统中衰所绝然相异的。
何以汉代衰亡，而中国没有走上像西方史上罗马覆灭时的景象？这因汉代建国本与罗马不同。罗马建国，凭靠少数罗马人为中心。罗马以外区域虽大，到底只是罗马的征服地，并不是罗马的本干与基础。汉代立国，则并非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他是四方平匀建筑在全中国广大地域的自由农村上面的。他的本干大，基础广，因此一时虽有病害，损伤不到他的全部。罗马衰亡，如一个泉源干涸了，而另外发现了一个新泉源。魏晋南北朝时代，则如一条大河流的中途，又汇纳了一个小支流。在此两流交汇之际，不免要兴起一些波澜与漩涡，但对其本身大流并无改损，而且只有增益其流量之宏大与壮阔。但是汉代四百年的全盛期，何以到底也不免一个衰颓的突然降临呢？这大体上不外两个原因。
一：东汉王室继承着四百年的长治久安，安富尊荣积而腐化。
二：东汉士人为当时社会领导中心的，也与西汉不同。西汉士人大半出身在內由农村里，带有一种稳健壮旺的精神；东汉士人则渐渐出身于贵族门第，与自由农村隔绝，没有西汉士人的朴实健全。因此西汉学术尚是粗疏阔大，元气淋漓，一到东汉，渐变为书生式的烦琐章句训诂形式了。
积此两因，遂以招致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中衰。但到底没有破坏到广大的基层与干部，因此中国文化虽在厄运中，还是生机不息，照常有衍进。
二
现在先说“异民族之羼杂”。
在中国人观念里，本没有很深的民族界线，他们看重文化，远过于看重血统。只有义化高低，没有血统异同。中国史上之所谓异民族，即无异于指着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意味不国的人民集团而言，这在上面已经讲过。
在中国北部，因天然环境之不同，限于气候土壤种种条件，中国内部农村文化，到此受到障碍，不能推进，于是环踞着许多的游牧社会，与中国大部的农村生活隔成两截。在东汉末年，正北方有匈奴，东北方有鲜卑，西北方有氐与羌，这些在当时是群认为异族的，但在历史记载上，即相互间的传说上，则匈奴、鲜卑、氐、羌一样与诸夏同一祖先。匈奴出于夏，羌属姜氏，鲜卑为有熊氏，氐出有扈氏，好像全是同族同统。这里面可有两个解释。第一：他们和中国诸夏，在很远的古代，或许是同出一源。第二：则只要他们一接触到中国文化，便受到一种感染，情愿攀附华夏祖先，自居于同宗之列，而中国人也乐得加以承认。因此历史上遂把这许多话大书特书的记下。这正可证明中国人传统民族观念之融通。因此中国人对当时他们所谓的异民族，也并不想欺侮他们，把他们吞灭或削除，只想同化他们，让他们学得和自己同样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这是中国人的对外政策，自名为“怀柔政策”的，这是一种使人心悦诚服，禁不住由衷记念我而自己软化乃至同化的政策。
中国人在此怀柔政策下，常常招致边外的归化人，让他们迁移到边疆以内，给以田地，教之稼穑，渐渐再施以中国传统的教化，直到东汉末年，这一种边内杂居的异民族，日渐地多了。尤其是三国以下，匈奴人居住在今山西省太原以南的一带，最称繁盛。其次如鲜卑人居住在东北境的辽河两岸，氐与羌人居住西北的甘肃省境。他们全都习得中国的农事生活，及相当的教育程度，他们在当时已无异于中国人之一部分了。乘着汉代末年的大饥荒，中央政府解体，各地士族凭藉固有的特殊势力，群起割据，而那些由塞外内迁的胡人遂亦乘机兴乱。这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民族斗争，无宁说是一种社会纷扰。因此不断的纷扰，逼得西晋王室南渡，西元三一七建都建康，即今之南京，历史上称为东晋。同时有大批北方士族随着政府南渡，遂形成了那时期的中国正统。
由东晋传于宋、齐、梁、陈四朝，后代历史上称之为南朝。而北方则经历了一百多年之长期混乱，历史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之乱，北方终于合并为一个政府，这是一个拥戴鲜卑人为君主的政府，历史上称为北魏，因以示别于南朝，而又称为北朝。北朝又分裂为东、西二政府，东魏、西魏以及北齐、北周，最后到隋朝起来，又把中国南北统一。
三
我们在此一段长时期纷扰中，所要首先指出的，当时中国虽分南、北两方，但实在全都应该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决不能说那时的北方，已经不是中国文化而另有一种异族胡人的文化。那时虽有大批中国士族，随着东晋王室南渡长江，但大部分的中国士族，依然保留在北方并未南迁。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方的承继人和保护人。当时北方政府，虽拥戴胡人为君主，但实际政治的主持与推行，则大部还在中国士族手里。当时中国北方士族，他们曾尽了教育同化胡人之极大努力。从某一方面说，他们恰如西方的基督教会，曾在中世纪里也尽了教导开化北方蛮族的功能。只是西方基督教会并不直接罗马传统，而为当时的一种新兴势力，而中国北朝时代的北方士族，则在历史上并非一种特起的与中国人素不相关的异民族，他乃直接自东汉以来在社会上已经形成的一种组织与机能，不过在此纷乱状态下更见其特殊有意义的贡献而已。因为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并非直接罗马政治传统，故而他们要另自组织，形成一种非政治的宗教势力，将来不免与北方蛮族新兴的政治势力相冲突，而在此蛮族的新政治机能未达十分完成之前，便有一段所谓的西方“封建时期”。在中国则北方士族直接两汉传统而来，因此北朝政府里虽羼进许多胡人，但其政治上的大传统，依然沿袭两汉文治政府之规范，虽在小节目上，不免有许多差异，但大条理大法则，则并无变动，因此当时中国虽分南北两政府，但此两个政府同样是沿袭秦、汉以来郡县国家文治政府之规范，在中国史上不致再有一个封建社会出现。
这许多北方士族，便是撑持过这一段狂风恶浪的险要滩头之掌舵人。他们又如病人身上起死回生的赤血球与活细胞。他们在社会上，本有一种特异地位，一经变乱，他们随着需要，群起团结他们的本宗亲族，以及乡里的附随民众，而形成了许多在经济上可以自给，武力上可以自卫的大集团。当时一个大家族，有包含着几千个小家庭，又组织成几千乃至万人以上的自卫部队的。他们联合宗族，是推本于古代“孝”与“仁”的观念而来；他们保卫乡里，是推本于古代“义”与“忠”的观念而来。原来东汉的“察举制度”，最要的在采取宗族与地方的舆论。在宗族为“孝子”，在乡里为“廉吏”，便有被察举的资格。因此格外养成了当时士族重宗族重地方的观念。但士人的终极目的，是在贡于王朝，献身国家。因此当时士族，虽极重宗族与乡土，也不致专为宗族与乡土着想，而造成一种封建与割据。
当时的胡人，起先赖藉他们自己的民族意识而号召，易于团结成一种武力，在纷乱局面下奋起，推倒握有传统政权的王室。但他们遇到这许多散处社会各方的士族势力，到底不得不让步而与之相妥协，无法把他们整个消灭了。这便形成了在当时北方中国胡、汉合作的局面。诸胡政府与汉人士族的合作，此种形势，又颇似于西方社会封建形成之情态。但与时的北方士族，另一面还拥有两汉传统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精神，他们依然抱有天下统一世界大同的潜在希望，他们决不愿在胡人政权下获得一宗族一地方的权益而自足，他们依然要在政治上重新再建两汉文治统一政府之规模。因此在中国北朝时期，尽像有封建复活之现象与趋势，但到底很快便建立起一个统一政府来。而且这一个政府，又不久便创设了许多极合传统理想的新制度，像调整社会经济的“均田制”，与整顿国民兵役的“府兵制”等。将来全都为隋、唐政府所效法与承袭。这些全是当时北方士族的贡献。换言之，即是中国传统文化力量之表现。我们若撇开北方政府拥戴胡人为君主的一端于不论，我们尽可说当时的北方社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发扬与衍进，有些处尚超于南方社会之上。
我们若说当时北方士族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承继人与保护人，则我们亦可说，当时南方士族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宣传人与推广人。因为其吋长江以南，同样有许多当时认为异族的即古代诸蛮之遗种，盘踞生长，尚未达到与中国大部民众同一生活同一文化之水准。当时中国南、北两方，实在同样进行着民族融和与文化传布的大工作。同样的羼进了许多民族新分子，同样的把传统文化更扩大。不过读史的人，只注意在政治的浮面，因而不觉得这一种工作之意义。我们尽不妨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实在是继续着春秋以前完成了中国史上第二次的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的大贡献。这实在可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经过严重测验之下的一种强有力的表显。
四
我们继此说到新宗教之传入。
中国传统文化，一到先秦时期，本已超越宗教需要。人生理想，已可不赖宗教信仰而完成。但到东汉中叶以下，便禁不住社会上一般宗教要求之复活。这里面一个最要理由，便是由于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人生领导中心的功用之渐次堕退。这一种堕退的征象，最显著的便是上面所述东汉王室腐化，与士族门第之兴起。本来儒家思想可以代替宗教功用的，他是一种现实人生的新宗教，他已具有宗教教义中最普遍最重要的“慈悲性”与“平等性”，他亦具有宗教家救世救人的志愿与能力。他与宗教之不同处：
一则：宗教理论建立在外面“上帝”与“神”之信仰，而儒家则信仰“自心”。
二则：宗教希望寄托于“来世”与“天国”，而儒家则即希望“现世”，即在现世寄托其理想。秦、汉时代遵守着儒家思想的指示，大家努力向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境界而趋赴。他们只着眼于现实人生之可有理想，这一种理想之实现，已足安慰人心的要求，因此不再有蕲求未来世界与天上王国之必要。但一旦王室腐化，士族兴起，此种现实人生可有的理想境界逐渐消失，人心无寄托，无安慰，自然要转移到未来世界与空中天国去。这是中国人民在当时感觉到宗教需要的一个最大理由。
印度佛教适于此时传入中国。佛教思想中之慈悲观与平等观，这是与中国传统观念最相融洽的。而且佛家思想里，更有与中国传统精神极易融洽之一点，即在他的一种“反心内观”的态度。我们可以说，古代希腊的自然哲学，与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虽则他们显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同样撇开自己，用纯客观的眼光向外探索。希腊人用的是科学方法，来寻求自然真理；希伯来人用的是宗教精祌，来信仰一个上帝之存在。无论上帝与自然，同样“超于人类自身之外”。人类先须撇开自己，一意向外，始能认识此种科学或宗教之真理。
中国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儒家思想，则一切“着重在自身”，一切由自身出发，一切又到自身归宿。他看世界万象，并不用一种纯客观的眼光，并不觉得世界外我而存在，与我为对立。他却惯用一种“物己融和”的，“人格透入”的看法。向外看犹如向内看，他常把外面内面看成一片，他把自己放大了，不认狭窄的自己与广大的外面互相对立。这一种态度，即在道家，也还如此。故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在中国人眼光里，没有纯客观的世界，即世界并不纯粹脱离人类而独立。因此在中国思想里，不能产生西方的宗教，也不能产生西方的科学。但佛教精神在此上颇与中国思想符合。他虽则成一宗教，但信仰的对象并不是外在的上帝，而是人类自身诸佛菩萨，这一层，正和中国人崇拜圣贤的理论不谋而合。因此佛教理论，亦常从人类自身出发，仍归宿到人类自身。我们可以说佛教还是一种“人本位”的宗教。而基督教则是一种“天本位”的宗教。所以基督教要从天地创始上帝主宰说到万物人生，而佛教则只从人的身上，尤其是人的心上，说到外面万物众生与大千世界。因此基督教极易与希腊哲学合流，而佛教思想则甚为中国人民所赞许。
但佛教思想有与中国儒家显相违异之一点。儒家对现实人生抱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对于人类心理有一种极深刻的观察，认为只要根据人类自有的某几个心态，就此推扩，便可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现实人生之理想境界。佛家则对人生彻头彻尾的“悲观消极”，他们并不主张改善人生，而主张取消人生。他们对人心又另有一种看法，他们根据另外某儿个人类心态，认为应该由此入手，把现实人生的一切活动逐步取消，以达到个人心境上之绝对安静，即“涅槃”。乃至于人生之根本取消。在这上，佛家思想乃颇与中国道家为近。道家对于现实人生是悲观消极的。佛教初输入，即依附着此种在当时盛行的悲观与消极的道家的人生观而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