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与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
一
历史上的划分时期，本来没有确切标准，并亦很难恰当。我们若把中国文化演进，勉强替他划分时期，则先秦以上可说是第一期，秦汉、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第一二两期的大概，都已在上面述说过。宋、元、明、清四代约略一千年，这可说是中国的近代史，比较上又自成一个段落。若把国力强旺的一点来论，这一期较之汉、唐时代稍见逊色。
宋代始终未能统一，辽、金两族，先后割据中国的东北部乃至整个的黄河流域，西夏又在西北部崛强负嵎，安南乃至云南的一部分，也各自分国独立了。元代虽说武功赫奕，然这是蒙古人民的奇迹，并非中国传统文化里应有之一节目。只有一三六八至一六四三明代三百年，那时疆域展扩，和汉、唐差不多，而海上势力，还超过汉、唐之上。最后清代，他是中国东北吉林省长白山外一个名叫满洲的小部族，乘机窃据辽河流域，又乘中国内乱，颠覆明室，始终形成一个部族狭义的私政权，绵延了两百四十年之久。这在中国史上，以汉族为文化正统的眼光看来，同样是一个变局。因此我们说，这一千年来的近代中国，在其国力方面，大体上是比汉、唐逊色了。这亦有几层理由。
第一：中国民族本来是一个趋向和平的民族，这已在上面几章屡屡陈述过。秦、汉时代依照中国传统和平文化之目标，创建了统一政治与平等社会各方面的大规模，但到底去古未远，古代封建贵族的剩余势力，依然存在。东汉以下便有门第新贵族之产生。这一种门第新贵族，直要到中唐以后始络续消失。若照中国传统文化理想言，此等封建贵族特权势力，固属要不得。但就社会的战斗性而言，则此等势力，实际上无异于是一个个小的战斗团体，他在整个社会里，无形中，可以增强他的战斗性。古代西方如希腊城市国家，以及罗马帝国，都由几个小组织中心放射出力量来。近代的欧洲社会，开始脱离封建贵族之特权势力，便走上资本主义的控制下，也始终有他小组织的中心势力存在。再由此种势力向外放射，所以西方社会始终有他的力量与战斗性。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社会所以能保守其传统文化以与胡人抗衡的，也便有赖于此。西汉则古代封建力量尚未消融净尽，唐代则西晋、南北朝以来的门第势力，也还存在，所以汉、唐二代社会武力仍有这些小组织的中心，做他内里的骨子。一到中唐以下，中国社会完全走上他文化理想的境界了，封建贵族彻底消失，工商资本势力亦不能抬头，社会整个的在平铺状态下，和协而均衡，内部再没有小组织特殊势力之存在，再没有一个个小的战斗集团之存在，因而整个社会之组织力与战斗性亦随之降落，这是宋以下中国国力趋向衰弱之第一因。
第二：中国文化进向，就其外面形态论，有与西方显相不同之一点。上面说过，西方国家是向外征服的，中国国家是向心凝结的。我们若把这一观点转移到整个文化趋向上，亦可得一相似的概念。西方文化是先由精华积聚的一小中心点慢慢向外散放的，中国文化则常由大处落墨，先摆布了一大局面，再逐步融凝固结，向内里充实。这自然是城市商业文化与大陆农业文化之不同点。先秦儒家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大理想，可说已为中国和平文化先摆下一个最大的局面，待到秦、汉时代文治政府开始创建，平等社会开始成立，这是第一步的充实。隋、唐时代，平民社会日常人生的文学艺术逐步发展，这是第二步的充实。秦、汉时代的注意力，比较还偏在人生共通方面，一到隋、唐以下，一般兴趣，不免转换到人生的独特方面去。若是真个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人生共通的间架建筑得很完固，我们在此下各自向个性的独特方面发展，体味理想的人生，享受理想的现实，岂不甚妙。但唐以下的中国环境，实际上并未到此，他还在列国分争时代，而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以后的那些文学艺术的优美境界，早已由唐人抉奥启秘，把他开示给现世界了。宋以下的中国人，大体上憧憬于这种理想的人生之享受与体会，常误认为中国早已是一个“天下”，早已是一个“世界”，却不免忽略了对于国外的情势，忽略了对于非理想的人生之奋斗与摆脱，这是近代中国国力衰弱的第二因。
即就宋儒思想来说，他们虽说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用力，一贯做工，但到底他们的精神偏重在“修齐”方面的更胜过于“治平”方面。他们的人生理论，认为日常人生即可到达神圣境界，这是他们从禅宗思想转手而来的，因此他们依然不免过分看重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方面，虽则要想回复先秦儒家精神，但终不免损减了他们对大全体整个总局面之努力，与强力的向前要求之兴趣。
第三：中国的西北和东北，不仅是中国国防地理上必要的屏障，亦是中国国防经济上必要的富源，精良的马匹，丰足的铁矿，全部产生在那里。宋代一开始，东北、西北便为辽、夏分据，因此其整个国力始终难于健全。而且中国自宋以下的社会，是偏向于爱好文学与艺术的。因此在自然形势上，中国近代社会不断的向长江流域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发展，北方高原大陆，逐渐被忽略，被遗弃，远不如汉、唐时代之健旺与活泼了。这又是中国近代国力趋向衰弱之第三因。
若论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明、清四代，依旧遵照汉、唐旧规模。惟因最先激于唐代末年之军阀割据，而开始历行中央集权。又因元、清两代均以部族政权的私意识来霸持，因此在中央集权之上还加上一种“君权日涨、相权日消”的倾向，这两层都是近千年来的中国政治所不如汉、唐的。
但是一千年来的中网文化，除却上述，还有许多值得提出，引起我们注意的。现在分別叙述之如次：
二
这一千年来在中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第一事，厥为“宗教思想之再澄清”。
中国的文化建设，在先秦以前，早已超越了宗教的需要，中国人早已创建了一种现实世界平民社会日常人生合理的自本自性的教义，更不需要再有信仰上帝或诸神的宗教。这是先秦时代的功绩。秦、汉时代便本着这一种教义来创建理想的政治和社会。一到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骚乱，现实人生失望，遂欢迎印度之佛教传入，同时又有模拟佛教的道教产生，这已全在上面几章里叙述过。待到隋、唐复兴，政治、社会重上轨道，中国人传统现实人生之理想，再度活跃，则消极出世的宗教思想自然失却需要，不再做人生向往之指导者。因此一到隋、唐时代，佛、道两教便不免要走上衰运，或转变方向，这是易于了解，无烦详论的。
但这里另有一问题，隋、唐以下宋、元、明、清一千年来的近代中国，有些时，其衰乱情况，更甚于隋、唐之前，但何以此千年来的宗教势力，却永远不再抬头，永不能再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风靡日照？只如金、元时代黄河流域的全真教，虽亦一时获得社会上群众的归附，但到底没有把握到学术思想上的领导权。断不能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相拟。这里自然另有一些原因，值得我们叙述。
原来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早已逐步的中国化了。尤其是晚起的禅宗。他们的理论，主张“自性自修，自性迷即众生，自性悟即是佛”。又说：“万法尽在自心，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他们常劝人在家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实在他们已完全脱落了宗教的蹊径。一切归依自性，尚何宗教可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便何异儒家“尽心知性，尽性知天”的理论。禅宗只把儒家的“天”字“圣”字换成“佛”字，其他完全一样要从自心自性上认取。因此一到禅宗思想出世，各人都回头到自己心性上来，不再有所谓西方佛法要向外追求。那时的佛教精神，早已为平民社会日常人生所融化。所以说：“无明即真如，烦恼即菩提，轮回即涅槃”。这无异于说：一切尘世俗界，即是佛土天堂了。
但这里究竟还有一层隔膜，因为禅宗在理论上虽则全部中国化了，但他们到底是一种在寺院里发展成熟的思想，无意中脱不净向慕个人的独善与出世。直要到宋代新儒家兴起，再从禅宗思想转进一步，要从内身自心自性中认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本原，如是始算完全再回到先秦儒家思想的老根基，这里也几乎经历了一千年的时期。在此一千年内，中国人不仅将印度佛教思想全部移植过来，而且又能把他彻底消化，变为己有，因此在以后的中国，佛教思想便永远不再成为指导人生的南针。社会上虽还到处有寺院与僧侣，但这已成为慈善与救济事业之一部分，一面养育着许多孤苦无告的人们，一面让他们管领山林风景，作为社会一种公共建设，附以许多富于文学与艺术性之游赏的方便，一面自然还是禅宗盛行，不断有许多高僧，借着佛寺作为他们一种特殊的人生哲学之研究所与实验室。他们与那时盛行的新儒家思想，还是息息相通，但他们只成了旁枝而非本干。若认为宋以后的中国还是一个佛教世界，这是不能认识中国真象的错觉。
这里还有一层关系，只因魏晋南北朝时代，一方面是儒家思想衰微了，另一方面是门第的新贵族崛起。知识与学问操在那些新贵族手里，一般平民，无法获得教育与知识，僧侣和寺院遂得乘此掌握到指导人民的大权。一到宋代以下，中国社会上再没有贵族存在了。新的平民学者再起，这即是宋代的新儒家。他们到处讲学，书院林立，儒家思想恢复了他的平民精神，他遂重新掌握到人生大道的领导权，寺院僧侣自然要退处一隅，而且这里还有一层关系。唐、宋以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他们都有代替宗教之功能。中国文学有与西方绝不同之一点，西方文学在比较上是以戏曲与小说为大宗的，他们侧重在人生具体的描写，无论是浪漫派或写实派均然。他们对人生或赋以热烈的想望，或加以深刻的讽刺，他们常使读者对现实人生激起不满。因此有人说，西方文学是站在人生前面的，他常领导着人生使之更往前趋。中国则不然，中国文学比较上以诗歌散文做中心。那些诗歌散文，都不喜作人生的具体描写，他们只是些轻灵的抒情小品，平澹宁静，偏重对于失意人生作一种同情之慰藉，或则是一种恬适的和平人生之体味与歌颂。大体上在中国文学里，是“解脱性”多于“执着性”的。他是一种超现实的更宽大更和平的境界之憧憬。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好像是站在人生后面的，他常使读者获得一种清凉静退的意味。他并不在鞭策或鼓舞人向前，他只随在人后面，时时来加以一种安慰或解放。因此中国文学常是和平生活之欣赏者，乃至失意生活之共鸣者。中国文学家常说：“诗穷而后工”，又说：“欢虞之言难作。”他们只对人生消极方面予人慰藉，不对人生积极方面有所鼓动。他们似乎缺少热拉拉的情绪，但可以使人在现实状况下解脱出来，觉得心神舒泰。西方的戏曲和小说，多半取材于都市，为商业文化之产物。新贵族手里，一般平民，无法获得教育与知识，僧侣和寺院遂得乘此掌握到指导人民的大权。一到宋代以下，中国社会上再没有贵族存在了。新的平民学者再起，这即是宋代的新儒家，他们到处讲学，书院林立，儒家思想恢复了他的平民精神，他遂重新掌握到人生大道的领导权，寺院僧侣自然要退处一隅。
而且这里还有一层关系。唐、宋以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他们都有代替宗教之功能。中国文学有与西方绝不同之一点，西方文学在比较上是以戏曲与小说为大宗的，他们侧重在人生具体的描写，无论是浪漫派或写实派均然。他们对人生或赋以热烈的想望，或加以深刻的讽刺，他们常使读者对现实人生激起不满。因此有人说，西方文学是站在人生前面的，他常领导着人生使之更往前趋。中国则不然，中国文学比较上以诗歌散文做中心。那些诗歌散文，都不喜作人牛的具体描写，他们只是些轻灵的抒情小品，平澹宁静，偏重对于失意人生作一种同情之慰籍，或则是一种恬适的和平人生之体味与歌颂。大体上在中国文学里，是“解脱性”多于“执着性”的。他是一种超现实的更宽大更和平的境界之憧憬。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好像是站在人生后面的，他常使读者获得一种清凉静退的意味。他并不在鞭策或鼓舞人向前，他只随在人后面，时时来加以一种安慰或解放。因此中国文学常是和平生活之欣赏者，乃至失意生活之共鸣者。中国文学家常说：“诗穷而后工”，又说：“欢虞之言难作。”他们只对人生消极方面予人慰藉，不对人生积极方面有所鼓动。他们似乎缺少热拉拉的情绪，但可以使人在现实状况下解脱出来，觉得心神舒泰。西方的戏曲和小说，多半取材于都市，为商业文化之产物。中国诗和散文则多半取材于乡村与自然界，为一种农业文化之代表。都市与人刺激，田园给人宁澹，这是很自然的趋势。
中国艺术亦一样具此意境。书法的微妙，纯在意境上，纯在气息上，他绝不沾染到丝毫现实尘俗具体的事物方面，这是不烦详说的了，兹且姑举绘画为例。中国画自唐、宋以下，他的大趋向亦在逃避现实，亦在对现实为超脱与解放。他的着眼之点并不在外界事象或物体之具体就实的写照，他只借着外界事物一些影象来抒写自己胸中的另一番情味或境界。山水和花鸟是中国画家最爱运用的题材，因为与实际人生隔得远，又自然，又生动，中国人理想中和平而恬澹的生活，便在此自然生动富有天趣的山水花鸟中寄托着。中国画的外形，极单纯，又极调和。人世间一切乱杂杂的冲突与悲剧一概洗净了。唐、宋以下，中国社会每一家庭，稍识几字的，在他的堂屋里或书斋卧室里，几乎都有一两幅纸绢装裱的画悬挂着，或立轴，或横披，只要偶一眺瞩，便使你悠然意远。这些全是中国人心灵上的桃花源，亦可说是他们的一种天堂乐土。此乃中国心灵对于自然观照之广大深刻处。山水、草木、花鸟、鱼虫，一切有情非有情界，皆与吾广大心灵相通，此即北宋新儒家所提倡“以万物为一体”的精神，而轻妙地在艺术中吐露呈现出来了。中国社会每逢乱离，这些艺术品更易为一般人所欣赏与宝爱。
宗教的功用，大部分是逃避现实，使人从现实小我中解放出来，而与人以更大的天地，藉此亦可作为人生失意的安慰。这一方面，中国唐、宋以下的文学与艺术可谓已尽其能事。若论宗教方而对于人生积极的指示，在中国社会上本已有儒家思想完此职责。儒家教人孝、弟、忠、恕、爱、敬，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向前，一切负责任，人生的义务性太重了，要你具备着一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义命所在，使你感到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中国人这种伦理观念的后面，不得不有中国人这种的文学与艺术与之相调剂。
中国的儒家教义是“刚性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则是“柔性的”。中国的儒家教义是“阳面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则是“阴面的”。中国人的理想人生，便在此儒家教义与文学艺术之一刚一柔，一阴一阳，互为张弛下和平前进。西方人的宗教，本来是一种阴面柔性的功能的，而中国唐、宋以下之文学艺术，已经发展到可取而代之的地位了。因此唐、宋以下的社会，到底不需要再有宗教。所有的宗教，均占不到文化机构上的重要地位。因此中国社会上宗教信仰尽可自由，对于政治、风俗，都不致发生严重影响。自宋以下的社会，宗教思想之再澄清，实在不可不说是中国文化进展一绝大的成绩。
三
其次，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第二事，便要算到“民族之再融和”。
中国儒家思想，本来寓有极浓重的宗教精神的。他们抱着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观念，本想要融和全世界一切人类，来共同到达这一种理想的和平生活的境界的他们对人类个別的教导，便是人类相互间的孝、弟、忠、恕、爱、敬，他们对人类社会共通间架之建立，便有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由人人的孝、弟、忠、恕、爱、敬，到达家齐、国治、天下平的时运，便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中国儒家把“政治”和“宗教”两种功能，融通一贯，因此不许有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与不平等的民族界线。在中国人目光下，只有“教化”是向内向外的终极目标。
自宋以下的中国，不断有异文化的外族入侵，中国人在武力抵抗失败之余，却还是抱着此种教化主义之勇气与热忱，依然沿袭中国文化传统精神，来继续完成民族融和之大理想。其间最主要的，如契丹，如女真，如蒙古，如满洲，其先全是在中国边疆上尚未十分薰染透中国文化的小部族。他们凭借武力，又乘中国内乱，或割据中国疆土之一部分，或全部侵入了中国，但最多耐不到三百年的时期，或则全部为中国文化所同化，或则亦部分的消融在中国民族的大垆里，不再有他特殊的存在。其他如回族、藏族、苗族，也都或先或后的在朝向着民族融和的方向走去。
中国文化譬如是一个电气垆子，看不出什么鲜红热烈的火焰，但挨近他的便要为他那一股电力所融化。现在中国境内尚有蒙古族、藏族等未经十分融化净尽的民族界线，这是因为天然的地理环境所限，一般日常生活太悬异之故。
最近的将来，中国新工业化完成，借新的公业交通与新的工业制造，使边疆生活与腹地生活日渐接近，则中国文化之同化力量，便可有惊人的新发展，民族融和无异的仍将为中国文化前进一显著的大标记。尤其如东北的朝鲜，西南的安南，汉、唐以来，向为中国旧壤，与中国素来就镕成一国，嗣后虽有时独立，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与中国取得密切的联系，在文化上则全和中国为一体，并没有什么区别。尤其在明代三百年间，朝鲜、安南和中国的国际关系，俨如长兄与弱弟般。他们用的是中国文字，读的是中国书，采的是中国政制。只要地理上不是有辽远的隔阂，或是济之以近代的交通，那末民族融和也一定能很顺利进行的。
其次我们还要提到日本，据王充《论衡》说，远在西周初年，倭人与越裳氏早已相率入贡了，但无论如何，到东汉初年，汉、倭交通已成为确切的史实。以下的倭人，便常受汉文化之薰陶与扶翼。直到南朝时代，中国佛教开始由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间接传往，其他中国经书如《论语》《五经》等，并及医、卜、历、算诸书，及一切工艺、技术，亦均在南朝时期大量移播。一到隋、唐时代，尤其是唐代，日本仰慕中国文化之热潮，益为高涨。前后遣唐使者及留学生与留学僧侣之派遣，盛况空前。唐代一切文物制度，均为日本朝野所模仿。上自政治、宗教、经济、制度、刑法诸项，下至文学、历法、医药、美术、书法、绘画、音乐、建筑，一切工艺、风俗、礼制，几乎无不自唐代学习移植。日本文化可说全部是中国的传统，那时日本文化可说是中国文化本干上一桠杈的嫩枝。日本在文化系统上只是中国的附庸。此下宋、元、明、清四代继续着这个趋势，日本僧侣不断到中国来求法，中国高僧，亦不断往日本去传法。那时中国是禅宗盛行，在日本亦同样的尽力鼓吹禅宗。其他像中国书籍、印刷术、历学、医学，一切美术、工艺，仍是继续不断的东渡，日本文化不仅在中国诞生，并亦由中国继续抚养长大。最近西洋文明虽经打进了日本海岸，日本人也很快的接受了西洋文明，但在他的根柢深处，依然脱不了中国文化之潜势力。
因此我们可以说，近千年来的中国人，在国内进行着“民族融和”，在国外则进行着“文化移殖”。只要在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允许之下，文化移殖便可很快转换成民族融和的，中国人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之理想。此在一千年内并未衰歇，依然步步进行着，这是中国文化史在此千年内值得大书特书的又一事。
四
第三：值得我们注意的，则为“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