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已经说过，中国文化是先摆布成一大局面，要步步向里充实的。在这一节里，我们可以较详细的为之证明。
中国社会由唐以下，因于科举制度之功效，而使贵族门第彻底消失，上而已经叙述过。同时亦因印刷术发明，书籍传播方便，更使文化大流益易泛滥，渗透到社会的下层去。自东汉人蔡伦在西历纪元二世纪初年发明造纸，避免了竹重绢贵，书籍传钞已见便利。至于雕版印书，究竟何时创始，现在尚难确定。根据《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我们已知在西历九世纪的初期，那时已有印版时宪书盛行于蜀中及淮南，由此再遍布全国。然其最先雕印书籍，似乎只限于此等流传社会的小书及一些佛书等，直要到五代、宋初，雕版印书术才正式应用到古代经典上来。自此以下，书籍传播日易日广，文化益普及，社会阶级益见消融。
又兼宋代新儒学崛兴，他们讲的是万物一体之道，故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们的工夫则从“存天理，去人欲”入手。他们的规模与节目，则为古代《大学》篇中所举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他们大率都像范仲淹（西元九八九至一〇五二）那样，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他们都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他们全都是具有清明的理智而兼附有宗教热忱的书生。这一派儒学，从西历十一世纪宋初开始，直到西历十七世纪末明末清初始见衰替。前后有七百年的长时期，中国近代文化向社会下层之更深入与更普及，全由他们主持与发动。他们中间出过不少有名的学者，最为后人敬重的，则如周敦颐（西元一〇一七至一〇七三），张载（西元一〇二〇至一〇七八），程颢（两元一〇三二至一〇八五）、程颐（西元一〇三三至一一〇七）兄弟，朱熹（西元一一三〇至一二〇〇），陆九渊（西元一一三九至一一九二），王守仁（西元一四七二至一五二八）等。
与这一派儒学相随并盛的，则有“书院制度与讲学风气”。汉、唐两代，国家的公立学校，规制颇为详备，学员亦极盛。只有魏晋南北朝时代，公立学校有名无实，严肃的讲学风气，掌握在佛教的寺院里。宋、元、明、清四代的书院制度，则是一种私立学校而代替着佛寺严肃讲学之风的。书院的开始，多在名山胜地，由社会私人捐资修筑，最重要的是藏书堂，其次是学员之宿舍，每一书院，常供奉着某几个前代名儒的神位与画像，为之年时举行祠典。可见书院规模，本来是颇仿佛寺而产生的。稍后则几于通都大邑均有书院。有的亦由政府大吏提倡成立，或由政府拨款维持。但书院教育的超政治而独立的自由讲学之风格，是始终保持的。在那时期里，政府仍有公立学校，国立大学与地方州县学均有。尤其如宋、明两代，常常采取私家书院规制，模仿改进。但从大体说来，一般教育权始终在书院方面。始终在私家讲学的手里。我们可以说，自宋以下一千年的中国，是平民学者私家讲学的中国，教育权既不属之政府官吏，亦不属之宗教僧侣了。
说到讲学的风气，最先亦由佛寺传来。宋、明儒的讲学，与两汉儒家的传经，可说全属两事。传经是偏于学术意味的，讲学则颇带有宗教精神。因此宋、明儒的讲学风气，循其所至，是一定要普及于社会之全阶层的。自北宋二程以下，讲学风气愈播愈盛，直到明代王守仁门下，如浙中之王畿（西元一四九八至一五八二），以及泰州之王艮（西元一四八三至一五四〇），他们的讲学几乎全成了一种社会活动。同时又因他们号为“新儒家”，讲的多注重在现实人生与伦常日用，因此他们常常不免要牵涉到政治问题。如是则私家讲学常要走上自由议政的路，而与政府相冲突。因此宋、明两代，亦屡有政府明令禁止书院讲学与驱散学员等事，宋代的程颐、朱熹，都曾受过这一种排斥与压迫。最显著的如明代末年的东林党，他们是一个学术集团，而同时被视为一个政治集团，他们虽多半是在野的学者，但在政治上形成了绝大的声势。因此我们若不了解此七百年来新儒家之精神与其实际的活动，我们亦将无法了解近代中国文化动态之枢纽所在。
中国新儒家，以书院自由讲学为根据，一面代替宗教深入社会，一面主张清议上干政治，这已在上一节叙述过。而那时的新儒家更有一番重要的新贡献，则为对于“地方自治”之努力。唐以前的中国，贵族阶级始终未获完全消融，所谓地方事务，在中央政治力量所照顾不到处，则大体由贵族与门第的力量来支撑与领导。一到宋代，社会真成平等，再没有贵族与大门第存在了。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单靠一个中央政府与不到两千个以上的地方行政单位，是管不了民间一切事的。“县”是中国政府最下级的地方行政单位，但大县便俨如一小国，从前每一县必有几个贵族豪家自领己事，等于助官为理。宋后贵族豪家消失了，经济上的大资本家并未产生，社会平铺散漫，而文化益普及益深入。如是则地方行政事务似应更繁重，政治权力似应更伸张，但实际并不然。宋以后地方官厅的事务反而似乎更简了，他们的政治权力反而似乎更缩了，这全是地方自治逐步进展的结果。那些地方自治，也可说全由新儒家精神为之唱导与主持。
举其要者，在经济方面则有义庄、义塾、学田、社仓等。唐代计口授田的制度，到中晚唐以后便崩坏了，认田不认人的“两税制”开始，田亩重新走上兼并的路，那时便有所谓庄园与庄田。“义庄制”亦称义田制，由宋代范仲淹创始，他把官俸所得，捐出大批庄田，用作族中恤贫济闲的公田。这一风俗，普遍盛行在中国各地，直到晚清末年，这是一个“农村共产制”之雏形与先声。“义塾”是由私家捐款所立的平民学校，“学田”是以私款捐作学校甚金，或奖助贫苦优秀子弟的学费的，“社仓”是农村在丰年时积谷以供凶荒的一种制度。汉代有“常平仓”，唐代有“义仓”，都由政府主办。宋后的社仓，则由地方士绅自己处理。这一制度，由朱子之经营而得名。
其关于地方保卫方面，则有保甲制度。汉代之寓兵于农，即全农皆兵制。唐代之寓农于兵，即选农训兵制，皆在上面叙述过。一到宋代，农兵制破坏，募兵制代兴，农民终身不见兵革，农村再没有武力自卫，这亦是宋后社会渐趋弱象之一因。宋有王安石（西元一〇二一至一〇八六），他曾为相，始创“保甲法”，再来提倡农村自卫。此虽由政府所领导，但后来常成为地方自治事业之一种，而且曾表显过不少煊赫的功绩。如明代嘉靖隆庆时戚继光之御倭寇，在西历十六世纪中叶；清代嘉庆时傅鼐之治苗乱，在西历十八世纪末年；咸同间曾国藩之平洪杨，在西历十九世纪中叶；莫不以团练与乡兵建绩，他们用的都是保甲遗意。朱子的“社仓制”，并亦用保平法来推行。
以外尚有“乡约”，为张载门下蓝田吕氏兄弟所倡始，又经朱子为之增订条例，因其多由同宗族人团成，又专讲人生道义，故为带有宗教与道德精神的一种乡村约法。此后常有按时宣讲乡约的。王守仁门下大弟子之讲学亦与讲乡约合流。
以上所述，书院、学田制度等是关于文化事业的，社仓、义庄制度等是关于经济事业的，保甲、团练制度等是关于警卫事业的，此类事务，皆由乡村自治的约法精神与形式来举办。宋代以下的社会，因有此几项事业，上面虽不经政治力量推动，下面虽没有贵族与大资本家领导，一个形似平铺散漫的社会，而一切有关地方利害的公共业务，却得安稳衍进。
五
宋以下中国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不仅在儒学展开的一方面如此，即在文学、艺术方面，同样可以见到。宋、明以来的诗歌散文，完全沿袭唐人，脱离了宗教与贵族性，而表现着一种平民社会日常人生的精神，并且更普遍更丰盛了。这一层在此不想再多说，这里想说的，是文学方面的另外几个发展。
第一件是“白话文学”之兴起。中国文字一面控制着语言，一面又追随语言而变动，这一层前面已约略叙述过，但到底语言与文字之间，终会有几分隔阂的。为要普及民间，求一般民众之易知易晓起见，于是有白话文学之创兴。白话文学由唐代禅宗“语录”开始。禅宗六祖慧能，自己是一个未受正式教育的人，他的教义，全由他的信徒用口语体写出，以后的禅师们便相率采用了白话语录的体裁。直到宋代，二程门人开始也用白话口语体写其教义，于是语录体遂并行于儒、释间。这是白话文学兴起之一支。
在唐时又有一种“变文”，乃以诗歌与散文合组而成之通俗文，亦用口语体写出。他们采取佛经中所讲，或中国民间原有故事，敷陈演说，使之活泼生动。近代在敦煌石室中发见有《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等。这一种文体演变到宋代，便成当时的所谓“平话”。这已是纯粹的平民文学，完全脱离了宗教性的面目了。但平话体的出现，同时也可说是古代贵族文学转移到平民文学之一征。汉代的赋体，本亦重在敷陈演说，只是在宫廷中向皇帝贵族们作一种消遣玩赏娱乐的文学作品。宋代的平话，亦可说从宫廷贵族里面解放到平民社会的一种新赋体，这是白话文学兴起之又一支。此下由平话渐变而成章回体的“演义小说”，如元代施耐庵的《水浒传》，便由《大宋宣和遗事》脱胎而来。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便由有诗有话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脱胎而来。此外如明代之《三国演义》，清代之《红楼梦》等，都成为有名而普遍的社会读物。由此演义小说遂成为中国近千年来平民社会白话文学之又一大宗。
其次再要述及的，则为宋、元“戏曲”之盛行。戏曲在古代，起源亦甚早，《诗经》里的《颂》，本属一种乐舞，这便是古代的戏曲了。但此后经历汉、唐时代，戏曲一项极少演进，直到宋、元，戏曲始盛。宋、元戏曲有一特殊的要点，便是都带着音乐与歌唱，无宁可以说，中国戏曲是即以音乐与歌唱为主的，这亦是中国文学艺术一种特有的性格。
中国人对于人生体味，一向是爱好在空灵幽微的方面用心的。中国人不爱在人生的现实具体方面，过分刻划，过分追求。因此中国文学大统，一向以“小品的抒情诗”为主，史诗就不发达，散文地位便不如诗，小说地位又不如散文，戏曲的地位又不如小说。愈落在具体上，愈陷入现实境界，便愈离了中国人的文学标准。因此中国人的戏曲，到底要歌舞化，让他好与具体的现实隔离。后代戏台上的脸谱等，都是从这一意义而来。
因此我们叙述到宋、元戏曲的开头，应该是从“鼓子词”和“挡弹词”等演化而来的。鼓子词、挡弹词本身便是一种变文或平话，莫不有说有唱，而多半以唱为主，由此再多加以表演的部分，便成为戏曲了。因此我们又可以说，中国的戏曲，只是中国的诗歌与音乐之顺应于通俗化而产生的。
在此我们应该旁述到一些中国的音乐。中国是一个爱好音乐的民族，在古代音乐已极发达，惟大体论之，中国古代音乐也多半偏在贵族与宗教方面使用的。即就乐器一项而论，如钟、磬、琴、瑟之类，都是庞大而又安定，只适合于宗庙与宫殿之用。下到汉代，中国音乐颇受西域外来的影响，尤其在佛教传入以后。但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因社会动乩，音乐方面未得圆满畅足之发展。唐代则突飞猛进，几乎有成为世界性的音乐之趋势。似就大体言，还是以大管弦乐与大舞乐为主体的大场面的音乐，运用于贵族与宗教方面者为宜。一到宋代，大管弦乐及大舞乐皆形衰微，音乐规模口趋小型化，宜于平民社会室内之娱乐。即如鼓子词、挡弹词皆是以轻小简单便于移动行走的乐器为主了。搊弹词所用的，只是一琵琶或三弦，由一人[imgalt=""sragesfigure_0186_0002。jpg"]弹并念唱之。鼓子词则只以一鼓作音节。此等皆极适于平民农村社会之情形。
由此，我们亦可证中国音乐演变，亦同样有自贵族社会宗教场面转移到平民社会日常人生方面之趋向。那时一般文人学士们本来全已是纯粹平民社会的人物了，所以他们的眼光与兴趣，亦不再在贵族门第与宗教方面，而全都转移到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上来，因此他们才肯耗费心血，凭借着民间简单的乐器，来谱出他们绝精妙的词曲，这便逐渐地进展而形成为戏剧了。这又是当时新兴的白话平民文学之第三支。
戏剧在宋、金时代已见流行，而到元代则登峰造极。当时尚有“南戏”“北剧”之分，而总称则曰“元曲”。大抵北曲始于金而盛于元，南曲始于元而盛于明。北曲著名的，有如王实甫之《西厢记》，马致远之《岳阳楼》。南曲著名的，有如高则诚之《琵琶记》，施君美之《拜月亭》。当时记载元代人所撰杂剧，有五百四十九种之多。一到明代，又由杂剧转成“传奇”，那是由每四折的短剧演进成无限的长剧了。其间著名的则如汤显祖的《牡丹亭》，阮大铖的《燕子笺》，都在文学史上有相当价值的。尤其是在西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明万历时代，起于江南昆山县的南曲昆腔的势力，几于风靡南北。直到近代，南北曲的遗风余韵，依然普遍全国各都市各农村，为平民社会文艺欣赏之又一宗。
由上所说，中国从唐代的杜甫、韩愈演变到宋、元、明时代之关汉卿与施耐庵，岂不明白指示出中国文学在平民社会一种再普及与再深入之趋势，这实在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但我们不要误会，以为唐代杜甫、韩愈们的时代到宋、明已成死去，如枯枝朽叶般已经没有他们的生气。这里所叙述的白话文学、小说、戏剧等之发展，寻其根脉，还是从唐代诗文杜甫、韩愈们繁衍伸展而来。当知一千万条，枝叶扶疏，诗文正宗则依然“不废江河万古流”。只在此处，我们没有对他详述之必要。
六
以上约略叙述了文学平民化之趋势，我们要继续说到美术方面。关于字、画两项，一如诗文般，沿着唐人开辟的路向继续推进，继续发展，此处也不拟多说。此下仍想另换一方向略说一些关于工艺美术的事，这又是一种平民的美术。一方面是全由平民创制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平民来享受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国家，国内国外的商业虽亦相当发达，但过量的资本，则在国家法令以及社会舆论之经常控制下不获存在。因此工业方面，其演进路向，并不受商业资本偏重于牟利意味之指导，而大部分走上艺术审美的境界。因中国平民一般的聪明、精细、忍耐，与恬澹种种性格上的优点，在工艺方面之造就，便也十分透露出中国文化之内含精神，而这一方面之成功，尤其在唐、宋以下更值得我们注意。
举其著者如陶瓷业，如丝织与刺绣，如雕漆工，如玉工以及其他一切的美术工艺流传在一般社会与日常人生融成一片的，在宋以后的中国文化上实在放了一大异彩。他们虽说是人生日用的工艺品，其实在他们的后面，都包蕴着甚深的诗情间意，甚深的道德教训与文化精神。无论在色泽上、形制上，他们总是和平静穆，协调均匀，尚含蓄不尚发露，尚自然不尚雕琢。
中国人又常说：“鬼斧神工”，又说：“天工人其代之”。明代的宋应星，尝著了一部有名的专讲究制造工业方面的书，他的书名便叫《天工开物》，书成于西元一六三七崇祯十年。这里所称的“鬼斧神工”与“天工”诸语，都是不情愿对外物多施人力的表示。这不是说中国人不愿用人力，只是中国人不肯用人力来斲丧了自然。中国人只想用人的聪明智巧来帮助造化，却不肯用来代替造化或说征服造化。因此中国人颇不喜机械，常赞“匠心”而斥“机心”。因为机械似乎用人的智巧来驱遣物力使之欲罢不能，这并不是天趣，并不是物性。窒塞了天趣，斲丧了物性，反过来亦会损伤到人的自性的。这不是中国文化理想的境界。我们若能运用这一种眼光，来看中国民间的一切工艺美术品，便可看出他共同的哲学意味与内在精神。
中国人一方面极重自然，但另一方面又极重实用，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是要把“实用”和“自然”调和起来，融成一片。因此中国的民间工艺，一方面完全像是美术品，莫不天趣活泼，生意盎然。但另一方面，他又完全是一种实用品，对于日常人生有其极亲密极广泛的应用。譬如丝织刺绣是属于衣的，陶瓷器皿是属于食的，现在想特别提出略加申说的，是属于居住方面的园亭建筑。上面说过，中国宋以下的民间艺术，只是文学、美术、诗、文、字、画，一切文化生活向平民日常人生方面之再普及与再深入，因此民间工艺常与诗、文、字、画有其显著的联系。因此一只盛饭的瓷碗，他可以写上一首脍炙人口的风雅的唐诗，或是一幅山水人物画，多半则是诗、画皆全。一幅卧床的锦被，也可以绣上几处栩栩欲活的花、草、虫、鱼，或再题上几句寄托遥深的诗句。总之，中国宋以下的民间工艺是完全美术化了，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是完全沈浸在诗、文、字、画的境界中了。在建筑居住方面满足此要求的便是园亭建筑。
唐代诗人而兼画家的王维（西元六九儿至七五九），他是宋、元以下文人画派的始祖。人家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所住的辋川别业在今陕西蓝田县南，便是他诗画的真本。王维又是耽于禅理的，他的诗句像“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一类都想把一切有情无情，自然与人生全融成一片。这里正可指出中国人如何把佛教出世的情味融化到日常人生而文学美术化了的一个例证。这一种境界，便全由中国的禅宗创始。所以这一种境界，中国人有时竟称之为“禅的境界”。王维的辋川别业，是要把他的日常起居和他诗画的境界乃至全部哲理人生的境界融凝一致的。而王维正是一个禅味最深的人。中国唐以下佛寺禅院的建筑，大半多选择名山胜地，大半都像王维辋川別业般，有他们同样的用意。但这里到底还脱不净贵族气与宗教气。待到宋以下的中国，宗教与贵族的人生境界全要日常平民化了，这是中国近代文化一大趋势。
七
上述的诸种工艺，如陶瓷、丝织、雕刻、建筑等，他的趋向于平民社会与日常人生，大体上都要到宋代始为显著。唐代的美术与工艺，尚多带富贵气，有夸耀奋张的局面，否则还不免粗气，未臻精纯。一到宋代才完全纯净素朴化了，而又同时精致化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间工艺实在是唐不如宋。一到宋代，遂更见中国文化向平民社会之更普及与更深入。
这一趋势经历到清朝，先后几及一千年。中间发展最旺盛的有两个时期，一是在明代的万历，当西历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一则清代的乾隆，当西历十八世纪之中晚。这是庸代开元天宝当西历八世纪之前半以后，中国史上国力最丰隆最畅旺的两时期，尤其以万历时期为甚。
我们只要把玩到那些时期里的每一民间工艺品，我们便可想像出那时中国人的一般生活，便可想像到中国文化之内在精神与其理想境界。我们若不了解中国人的文学美术与工艺，便无法了解宋以下之中国，便把握不住中国文化大流之所趋向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