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现在再进一步言，自然科学在中国文化进程里不很发达的第二原因。
似乎每一种文化，只要他在进展，他自然要用力向他缺陷处努力克服与弥补。上面说过，中国文化是先在一个广大规模上逐步充实其内容，而西方文化则常由一较小较狭的中心点向外伸扩，此亦由于双方自然环境所影响。因为西方的地势，本自分裂破碎，不易融凝合一，因此在西方世界里常见其相互冲突与不稳定。西方人的心里，因此常爱寻求一个超现实的、抽象的、为一般共通的、一种绝对的概念来作弥补。这一概念，如古代希腊悲剧里的“命运观”，哲学上的“理性观”，罗马人的“法律观”，耶稣教的“上帝观”，近世科学界对于自然界之“秩序观”与“机械观”，皆可谓其同根共源，都根源于一种超现实的、概括的、抽象的、逻辑的、理性的、和谐之要求。此种“和谐”却全是“外力的”，西方人即以此种外力的和谐之想像，来弥补克服他们内在世界之缺陷。但到底他们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法律、科学诸部门，依然还是相互分割，各有疆界，亦如西方的自然环境般不易调协，到底不免要各自独立，相互对抗。
中国文化则自始即在一个广大和协的环境下产生成长，因此中国方面的缺憾并不在一种共通与秩序，这一方面，早已为中国文化所具有了。中国方面的缺陷，则在此种共通与秩序之下的一种“变通与解放”。因此中国人的命运观，并不注重在自然界必然的秩序上，而转反注意到必然秩序里面一些偶然的例外。中国人的法律观，亦不注重在那种铁面无私的刻板固定的法律条文上，而转反注意到斟情酌理的，在法律条文以外的变例。中国人的上帝观念，亦没有像西方般对于理性之坚执。西方人的上帝是逻辑的，中国的上帝，则比较是情感的，可谓接近于经验的。中国人的兴趣，对于绝对的、抽象的、逻辑的、一般的理性方面比较淡，而对于活的、直接而具体的、经验的个别情感方面则比较浓。这亦是中国文化系统上一种必然应有的弥缝。因为中国世界早已是一个共通的世界了，中国社会早已是一种和谐而有秩序的社会了，若再如西方般专走抽象与逻辑的路，将使中国文化更偏到一般性的与概括性的方面去，如此则将窒塞了各自内部的个性伸展。
中国哲学上有一句话，叫做“理一分殊”，中国人认为“理一”是不成问题了，应该侧重的转在“分殊”方面。如此科学思想便不易发展。科学思想的精髓，正在抽象理性的深信与坚执，正应侧重在其“理一”方面，而不在侧重其“分殊”方面。西方科学家因刻意寻求“理一”，此正西方文化之所缺，故不惜隔绝事实，从任何实体中抽离，来完成他的试验与理论。中国人不爱如此做，中国人常视其现状为融和圆通的，实际上中国人生活正已在理性之中，因此却反要从理性外寻求解放。但虽如此，在中国人观念里，像西方般的宗教、法律、文学、哲学、科学、艺术诸部门，仍然是融和调协的。他们在实际上只是一体，此即所谓“理一”，他们相互间不需要亦不允许界限与分别。这是中国文化不求和谐而早已和谐处。
若用西方眼光来看中国，不仅中国没有科学，即哲学、宗教等，亦都像没有完全长成。中国思想好像一片模糊，尚未走上条理分明的境界。但我们若从中国方面回看西欧，则此等壁垒森严，彼此分別隔绝的情形，亦不过一种不近情理的冷硬而无生趣的强为分割而已。双方的学术思想界，正如双方自然环境般，一边只见破碎分离，一边只见完整凝一，这是中西的大分別所在。
八
我们再从第三方面言，我们尽管可以说中国科学不发达，却不能说中国人没有科学才能，傥使中国人真的没有科学才能，则他们历史上，也不会有如许般的发现和发明。不过中国人科学才能之表现，也有和西方人不同处。中国人对物常不喜从外面作分析，而长于把捉物性直入其内里。这因中国人常爱把物界和人类同一看待，常把自然界看成一有生机的完整体，因此好谈“物之性”，而不喜欢谈“物质构造”。同时中国人观察的眼光是极灵敏的，他既透过物体外层之构造，而向内深入直接掴捉住物性，因此中国人一样能利用物界，只在西方人看来，好像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未到理性分析的境界。中国人也常说：“可以神遇，而不可以目视；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便是说的这个道理。中国人在他“神遇”“意会”的一番灵感之后，他也有本领把外物来作试验和证明。中国人对于试验和证明的手腕和心思，又是非常精细而极活泼的，否则中国人的灵感，将永远在神秘中，不能有许多实际的发明和制造。但因中国人观念中不重分析，因此也没有理论上的说明，一切发现，遂只变成像是技术般的在社会传布，缺乏了学理的解释与再探讨，如此则像是使后起的人仅能心领神会，不易继续模仿前进，这亦像是造成了中国科学界一极大的缺憾。
九
以上所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不能像似西方般的科学发展之原因。但中国文化其本身内里亦自有其一套特殊性的科学，只不能如西方般的科学同等发展。最多亦只是不易在自己手里发生出如西方般的近代科学来，却不能说他连接受西方科学的可能亦没有。则何以近百年来，西方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大量输入，而中国方面还是迟迟不进，老见落后赶不上去呢？这里面亦有其他的原因，最主要的，由于最近当前的中国人，只依照着西方人的“功利”眼光去看他们的科学，而没有把“纯真理”的眼光来看。日本人也同样以功利眼光看科学，但日本人中心歆羡功利，因此学成了。中国人心里则实在菲薄功利，只逼于事势，不得不勉强学习，因此学不深入。又一原因则在中国政治、社会全部变动，非到国内得一相当安定的局面，西方科学也无从生根滋长。此后的中国，国内国外的和平秩序恢复了，对科学的观念也正确了，我想科学在中国，一定还有极高速度的发展。
十
让我们再谈到最后一问题，科学在中国一如在西方般发展以后，是否将损害或拆毁中国原来的文化传统呢？这一问题颇是重要，但据本书作者之意见，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将决不以近代西方科学之传入发达而受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接受外来新原素而仍可无害其原有的旧组织的。这不仅在中国国民性之宽大，实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和。
姑让我们具体而浅近的说一些。即以儒家思想与耶稣教义论之，在儒家思想的系统下，尽可接受耶教教理。耶教最高教理在“信仰上帝创世”，儒家思想之主要中心则为“性善论”。在人性皆善的理论上加上一个人类由上帝创造的学说是无伤大体的。因为人类悦由上帝创造，亦未必便见人性皆恶。但反过来，在耶教教理方面，却不能轻易接受儒家思想，因为你若真相信人性皆善，则不得不接受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及禅宗所谓“自性自佛”的话，从此发展引伸，便要对耶教一切仰赖上帝的宗教理论，加以无形的打击了。循此而下，耶稣教势非亦变成一变相的儒家不止。因此儒家思想可以容忍耶稣教，耶稣教却不能容忍儒家思想。在晚明及清初，中国人可以接纳利玛窦，但西方教会则必须排斥利玛窦，便为此故。这里面并非全为中西双方民族性之不同，而双方教义性质之不同，实更为重要。
再以儒家思想与佛教教理言之，儒家思想之终极目标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的终极目标为“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在儒家思想的系统下，尽可容受此种“无余涅槃”之观念，无论大乘教义的或小乘教义的。宋、明新儒家便常有此种理论，这无异于成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境界。因此儒家尽可谈佛参禅，在儒家的功业上，再加以佛家的胸襟是不相妨的。依然不害其为儒。但佛家却不能轻易接受儒理，若佛家亦来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必蓄发回俗，不成其为佛，而转变为儒了。我们若明得此理，便知中国社会上有所谓“三教合流”乃至对于一切宗教之容忍，是不足为奇的了。
“科学”与“宗教”在西方是显相敌对的。信了科学便不能再信宗教，因此双方水火，互相排斥。但在中国固有文化的机构下，是既可容受宗教，亦同样可以容受科学的。就思想系统而说，西方近代科学界之新理论，他们所针对的是他们的宗教教理，并非针对着中国思想。在中国思想里加进西方科学成分，只是有益无损。《中庸》上说：
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物之性而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承认有“天地之化育”是宗教精神，要求“尽物之性”是科学精神，而归本在“尽己之性”与“尽人之性”两项下面，则是儒家精神了。儒家承认有天地之化育，但必需用“己”和“人”去赞助他。宋儒说：“为天地立心”，便是此旨，如此则便非纯宗教的了。儒家亦要尽物之性，但必着重在尽人性上下手，则便非偏科学的了。因此西方人的科学与宗教之相互敌对，一到儒家的思想范围串，便须失其壁垒。宗教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下，都可有他们的地位，只不是互相敌对，也不是各霸一方，他们将融和一气而以懦家思想为中心。
近代西方科学的趋势，已有些“尽物性而损及人性”的倾向了。《中庸》上所谓“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一句话，我们可从两方面分别讲述。先从浅一层向外方面言之，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衡的“自由社会”，是尽人性的共通大骨干，必先在这种政府和社会的控制下来发展科学，才是合于“尽人性而后可以尽物性”的意义。像西方科学界这样为人无控制的利用，在中国人观念下是不甚同情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一切失却轨道，无怪中国人对于西方科学的兴趣，要老是趦趄徬徨了。
《左传》上曾说过：“正德、利用、厚生。”中国人一向重视现实人生，“利用”“厚生”自然要讲究，但中国人观念里认为非先“正德”，则利用、厚生到底不可能。西方科学似乎仅注意在利用上，傥使专从利用的目标走去，是走不到正德的境界的，不能正德亦将不能厚生。“正德”便是“尽人性”，“利用”便是“尽物性”。
十一
再从深一层向内方面言之，中国人向来主张“天人合一”与“心物合一”，这在上面已说过。因此中国人的对物观念，常和对人观念般，认为他们中间也有融和一致的共通相似点。常认为“物性”与“人性”，一样是一种“天地之性”，应该不相违异。因此中国人的对物态度，与其说是“科学的”，毋宁说是“艺术的”。其实在中国人观念下，根本便不情愿把科学、艺术、宗教、哲学一样样分开，使之各立门户，不相闻问。中国人常愿将此种种差别同样的融和一气，不加区分。因此中国人常说：
技而进乎道。
又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技”与“器”应该属艺术还该属科学，是分辨不清的。“道”应该属宗教还该属哲学，一样分辨不清。“形上”“形下”，一气贯注，才是中国人的理想。我们若把西方通行语说之，他须是一个“宗教与哲学家”，他才可做一“理想的艺术家与科学家”，“与”字义，不同“或”字。
《易经》里面把中国古代一切关于人事方面之制造与发明，即艺术与科学，统统归之圣人的功绩。圣人略犹如西方之哲学家。而圣人所以能制造发明这些东西，则全由于他能“法则天象”，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此即宗教。正为“天”“人”“物”三者中间，有一个共通一贯的道理。也可说是一种共同相似的倾向。天、人、物三者间，因有这一种共通的道理和倾向，所以才能形成这一个共同生息的宇宙。这一种道理或倾向，儒家称之为“性”。物之性太杂碎，天之性太渺茫，莫切于先了解人之性。要了解人之性，自然莫切于从己之性推去。因为“己”亦是一“人”，“人”亦是一“物”。合却天、地、人、物，才见造化神明之大全。这是中国思想整个的一套。在此一套思想里，尽可有科学家的地位。
上面说过，中国人的科学天才，是偏长于对有机完整的全体作一种“直透内部心物共鸣的体察”。这是宗教、哲学、艺术、科学同根共源之点。若使科学在中国获得长足进展，一定在这一方面有他惊人的异采。本节所用“宗教”、“哲学”等名词，皆就西方术语用之。在西方文化系统上，宗教与科学为两大壁垒，而哲学则依违两可于其间。在中国根本无哲学，在西方人眼光下，中国仅有一种“伦理学”而已。中国亦无严格的宗教，中国宗教亦已伦理化了。故中国即以伦理学，或称“人生哲学”，便可包括了西方的宗教与哲学。而西方哲学中之宇宙论、形上学、知识论等，中国亦只在伦理学中。西方学术重区分，中国则重融通，故西方科学必另自区分为一大类，中国科学则仍必融通于此一大全体之内。西方科学家观察外物，全从一种区分精神。中国有科学家，亦仍必以完整的全体的情味来体会外物。此虽非绝对如此，然双方畸轻畸重之间，则必有如此的趋势无疑。
十二
上文所说的科学，乃专指“自然科学”而言。我们若再进一步深细言之，则自然科学之外还该有“人文科学”。近代的西方，自然科学突飞猛进，而人文科学落后赶不上，两者间脱了节，遂致形成近代西方文化上种种的病态。
但人文科学毕竟与自然科学对象不同，质性相异，我们不能用同一的心习，或同一的方法来驾驭来探究。若“就性质言”，自然科学是重在“抽象”方面的，而人文科学则重在“具体”方曲。若“就方法言”，自然科学是“推概”的，而人文科学则是“综括”的。
让我们粗略地把各项学科依次作一序列。数学与几何学，是最抽象最推概的，他是自然科学之柱石，若无数学，即不能有自然科学。但物理、化学，较之数学与几何学，已不能全重抽象，全用推概的方法了。天文学、气象学乃至地质学等，更具体了，既属具体，则便须综括，不能推概。如二加二等于四，三角形内之三角等于两直角，如此之类是最抽象的，可以推一概万的。力学中之杠杆，以及化学中之氢二氧为水之类，便渐由形式而落到实体，渐从推概中稍带有综括的意味了。若至天文、气象、地质，你决不能专据一隅而推概万方，你只有在各地方的具体事象中综括出一通则来。以上都说的物质科学。若依次轮到生命科学，如生物学，虽亦属于自然科学之一边，然因其有了生命，便不能不有相互间之变异。既有变异，便不能推概，更须综括。若由生物学转到人类学，再转到社会学、历史、文化学之各部门，那距离自然科学更远了，其相互生命间，各有个性，变异更大，更不能抽象地推概。
我们若明白得这点，我们亦可说，西方人的心习，和其惯用的方法，使他在自然科学方面更有成就，更见成绩。中国文化是一向偏重在人文科学的，他注重具体的综括，不注重抽象的推概。惟其注重综括，所以常留着余地，好容新的事象与新的物变之随时参加。中国人一向心习之长处在此，所以能宽廓，能圆融，能吸收，能变通。若我们认为人文科学演进可以利用自然科学，可以驾驭自然科学，则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容得进近代西方之科学文明，这是不成问题的。不仅可以容受，应该还能融化能开新。这是我们对于面临的最近中国新文化时期之前途的希望。
十三
现在我们将结束本书，不妨把中国文化演进分成几个阶段的观念在此重新提掇一遍。
第一：是先秦时代，那时中国人把人生大群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确定下来了，这是中国文化演进的大方针，即中国文化之终极目标所在，在此时期明白提出，以下则遵循此路向而前进。
第二：是汉、唐时期，那时的中国人把政治、社会一切规模与制度亦规划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了。这是人生的共通境界，必先把这一个共通境界安顿妥贴，始说得上各人的个别发展。
第三：是宋、元、明、清时期，那时的中国人，更显著的发展，是在文学与艺术方面。人生的共通境界安定了，个性的自由伸展也开始了。
第四：是我们当前面临着的最近将来的时期，人事上的共通方面与个別方面都已安排照顾到了，下面应该注意到四围的物质环境上来尽量的改善与利用。
概括言之，第一时期，可说像是两方的“宗教与哲学时期”，此处所用宗教与哲学两词之含义已释在前，即对人生之理想与信仰。第二时期，可称“政治与经济时期”，政治采用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主张财富平衡的自由社会。第三时期可称“文学与艺术时期”，文学艺术偏于现实人生，而又能代表一部分共同的宗教性能者。第四时期可称为“科学与工业时期”，科学在理论方面，必然将发挥圆成第一时期之理想与信仰。科学在实用方面，必然受第二时期政治与经济理论之控制与督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