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
一
中国文化进展，根据上述，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是先秦时代。
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基本理想，即在此期建立，而同时完成了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的大规模，为后来文化衍进之根据。
第二：是汉、唐时代。
在此期内，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这是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间架，栽培理想文化共通的大园地。
第三：是宋、元、明、清时代。
在此期内，个性伸展在不背融和大全的条件下尽量成熟了。文学、美术、工艺一切如春花怒放般光明畅茂。
若照中国文化的自然趋向，继续向前，没有外力摧残阻抑，他的前程是很鲜明的，他将不会有崇尚权力的独裁与专制的政府，他将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上之畸形发展。他将没有民族界线与国际斗争，他将没有宗教信仰上不相容忍之冲突与现世厌倦。他将是一个现实人生之继续扩大与终极融和。
但在这最近一千年来，其文化自身亦有不少弱征暴露，这在前章里已叙述过。正当他弱征暴露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纯然新鲜的异文化，欧、美文化，挟持其精力弥满富强逼人的态势突然来临。这一个接触，从明代末年西历十六世纪开始，到今已逾四个半世纪了，越到后来，中国越觉得相形见绌。最近一百年内，中国表现得处处不如人。中国愈来愈穷，愈来愈弱，在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狂潮正值高涨的时代，几乎无以自存。
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国家，他一切以“安足”为目的，现在他骤然遇见了西欧一个以“富强”为冃的之商业文化，相形见绌了。因西方的富强，推翻了我们自己的安足，中国文化要开始在不安足的环境中失败而毁灭。如是中国人当前遇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
第二：是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斲丧或戕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
若第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国家民族将根本不存在；若第二问题不解决，则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世界上关心中国文化的人，都将注意到这两个问题。
二
让我们从中西交通的历史上先约略叙述起。
中国在世界上，是比较算得一个文化孤立的国家。但中国实不断与其四邻异族相交通相接触。中国的对西交通，有西北的陆线与两南的海线两条大路。尤其是汉、唐以下，中国那两条路线之交通频繁，是历历有史可征的。而且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举其最著的例，自然是东汉以下对于印度文明与佛教思想的那种态度，是值得我们赞佩与惊叹的。那时中国自己传统文化，至少已绵历了三千年，在那时虽说政治动摇，社会衰乱，到底并未到文化破产的征象，但那时的中国人，对印度佛教那种热忱追求与虚心接纳的心理，这全是一种纯真理的渴慕，真可说绝无丝毫我见存在的。
此下到唐代，印度思想之流人，虽逐渐枯绝，但中国对其更西方的大食、波斯一带的通商，却大大繁盛起来。那时中国各地，几乎全都有大食、波斯商人的足迹。只广州一埠，在唐代末年，就有大食、波斯商人集麇达十万人之多。那时中国除却佛教外，还有景教、祆教、摩尼教、回教等传入，这些宗教，虽在中国并不能如佛教般影响之大，但中国人对于外族宗教态度之开放，是很可注意的。
而且除却宗教信仰以外，其他一切，如衣服、饮食、游戏、礼俗，以及美术、工艺各方面，中国接受西方新花样的，还是不可胜举。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不论在盛时如唐，或衰时如魏晋南北朝，对于外族异文化，不论精神方面如宗教信仰，或物质方面如美术工艺等，中国人的心胸是一样开放而热忱的。因此中国文化，虽则是一种孤立而自成的，但他对外来文化，还是不断接触到。中国人虽对自己传统文化，十分自信与爱护，但对外来文化，又同时宽大肯接纳。
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文化是印度，第二次是波斯、阿剌伯，第三次始是欧洲。欧洲文化开始到东方来，那已在晚明时期了。中国人在南洋的文化势力，是儿乎与有史时期俱来的。安南占城，秦时即隶象郡，这早在中国疆土以内了。真腊俗称柬埔寨，至隋时始通中国。暹罗亦到隋时始通，缅甸则汉通西南夷时，已见于中国典籍了，那时称之为掸。爪哇在西元一三二东汉阳嘉时通中国，苏门答腊之三佛齐在南朝时代来贡，婆罗洲在西元六六九唐初来贡，只爪哇一处，自西历二世纪迄十五世纪，前后贡使，见于中国史乘的已有三十余次。
大抵秦、汉到南朝，中国对南洋交通，早已极活跃了，唐、宋时代尤其旺盛，而更活跃的时期则在明代。当明成祖时，郑和奉使海外，修造二千料大海舶，明史称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据近人考订，应该是长十六丈多，阔二丈多的船，共六十二艘，随行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自此先后奉使达七次之多，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等凡三十余国。其第三次出使，越过印度南境而抵波斯湾。其第四、第五次，并横跨印度洋而达非洲东岸，那时尚在葡萄牙人甘马发现好望角之前数十年。可见中国虽是一个传统大陆农业文化的国家，他对海上活动，亦未尝没有相当的兴趣与能力。但因中国在上的政府，既无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野心，倘使有，亦常为下面和平民众所反对。在下的民众，又没有畸形的资本势力之推动，倘使有，亦常为上面的主持经济平衡主义的政府所抑制。因此中国的海上事业，在下只是些和平民众小规模的商贩活动，在上只是政府藉以表示中国文化远播之一种光荣礼节而已。而那些南方热带的海岛居民，他们的生活习惯到底与中国大陆农业相差过远，因此中国文化急切也不获在这些处生根结实。因此自秦以下直迄明代，几乎两千年的时期里，中国与南洋的交通，虽永远展开，但中国既不以武力占领之，而文化传播亦未达十分满意之程度，只是彼此间常保一种亲善的睦谊而止。但一到西洋势力东渐，那些南洋岛民的命运，便急剧恶化，而中国恰亦走上衰运，自经倭寇肆扰，对海事常抱戒心。当西元一六二三利玛窦初到中国之岁，那时明代万历盛运已过，政治社会一切动摇。此下恰恰二十年，便就亡国。满洲入主，那时一辈士大夫，还有什么心绪，能注意到西方的文化方面去呢？
满清入关以后，中国学术全在不正常状态下发展。那时一批第一流的学者，都抱着亡国之痛，对清政权不肯屈服。他们的行动，毕生都不自由，只有闭户埋头，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番彻底从头检讨的工作，他们自无心于旁骛。第二流以下的因应变局已感不易，更说不上什么贡献。清代自削平中国各地的叛变之后，又继续兴着好几次文字大狱，把中国学者的内心自由精神，痛切膺惩，待到乾隆时代，那时正当西方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直到十八世纪之末梢，中国社会亦算勉强地和平而繁荣了，一般学者，全都死心塌地，驱束到古经籍的校勘、训诂方面去，不问世事。而那时的西方，正是近代文化开始上路突飞猛进的时候，只可惜中国人又如此地白白糟蹋蹉跎过了。
嘉庆、道光以下，正当西方十九世纪开始时期，中国社会终于要昂起头来反抗满洲人私心狭意的部族政权之统治，但那时中西双方国力，便显著的不相平衡了，中国人要开始尝到南洋诸民族所遭逢的恶劣命运了。那时的中国人，内部尚未能摆脱满清部族政权之羁軛，外面又要招架西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压迫与侵略。中国人在此双重影响下，开始觉悟到要从头调整他的全部文化机构，来应付这一个几千年历史上从未遇到的大变局，那真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自西元一八四二鸦片战争，直到现在一百年内，中国人便在此情况下挣扎奋斗。我们若看清这三百年来中国人之处境，与其内心情绪之激扰与不安定，则在此时期内，中国人之不能好好接纳西方文化而加以消化，是不足深怪的。
三
而且当利玛窦等初来中国时，他们的一腔热忱，只在传教。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机构上，宗教早不占重要的地位。耶稣教偏重对外信仰，不能像佛教般偏重自心修悟，较近中国人的脾胃。因此明代的中国人，不免要对西方传教士抱几分轻蔑心理，这亦是很自然的。利玛窦等想把他们天文、舆地、历法、算数等知识炫耀于中国人之前，因此来推行他们所信仰的教义。但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天文、舆地、历法、算数等知识是值得欣羡的，他们的教义，则是值不得信从的。利玛窦等想把中国人从天算、舆地方面引上宗教去，但中国人则因怀疑他们的宗教信仰而牵连把他们天算、舆地之学也一并冷淡了。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起初利玛窦等因感在中国传教不易，因之对于中国固有的礼俗，一切采取容忍态度，在中国的基督徒也许祀孔祭祖，这是当时耶稣会一种不得已的策略。但在西方的教会，则始终反对是项策略。而在中国也同样激起了康熙时代，除却利玛窦派之外，一概不得在中国传教的诏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近三百年来的中西接触，前半时期，是西方教士的时期，他们在中国是没有播下许多好成绩的。
一到十八世纪终了，十九世纪开始，西方情形大变了，西力东渐的急先锋，显然不是教士而是商人了。那时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如初生之虎，其锋不可当。但在中国人心里，是一向看不起富强侵略的。中国人经过儿次挫折，也都知道自己力量不如人了，但还敌不过他内心中的一股义愤与鄙夷。因此在中国人眼光里，又不免要误会到西方只是些贪利与恃强的勾当，而忽略了在他后面策动的西方文化的真力量与真性质。在那时的日本，他虽说是中国文化之附庸，但到底薰陶不深，他受西洋势力的压迫，便翻然变计，一心一意慕效富强，学习侵略，在不久的时期内，日本早已现代化了，他也就变成一个富强而能发动侵略的国家了。但在中国则不然。日本人之学西洋，是举国一致，兴趣集中的；在中国则是随伴着一种鄙夷之心，由于不得已而学之的。在中国人看来，误谓西方一切，全是供作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吞噬攫夺用的一种爪牙，以及欺骗引诱人的一种假面具而已。在日本人则只要这一副爪牙假面具而已足，在中国人则内心实在讨厌这一些，而又不得不勉强学习他。中、日两国效法西化之一成一败，是有他双方心理上甚微妙的一种因缘的。我们亦可以说，西力东渐的第二期，他的商人先锋队，在中国所留下的影响，并不比教士们好些，而且是更坏了。
四
话虽如此说，这三百年来的中国人，对此西方异文化的态度，到底还是热忱注意虚心接纳。利玛窦初来，便得中国名儒徐光启与李之藻之笃信与拥护。清代经学家，对于天文、历法、算数、舆地、音韵诸学，他们一样注意到西方的新说而尽量利用。一到晚清末叶，中国士大夫潜心西方理化制造之学的也多了，后来越发扩大，对于西方政法、经济、社会组织、文、史、哲学，其他一切文化方面，在中国全都有人注意研究。一到双方接触渐深，中国人知道西方社会并不尽是些教堂与公司，牧师与商人，也不完全就是一个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富强侵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便突然浓厚。中国人那种追求纯真理的渴忱，又在向西方世界五体投地的倾倒备至了。
在不久以前，中国知识界里颇有一辈人主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文化机构都彻底放弃了，如此始好使中国切实学得像西方。但这一种见解流行不久，便为中国人民所厌弃。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渐渐懂得把全部西方文化分析解剖，再来与中国固有文化相比量。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渐渐觉得西方文化所最超出于中国，而为中国固有文化机构里所最感欠缺的，是他们的自然科学一方面。自然科学亦是一种纯粹真理，并非只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做爪牙。中国人学习科学，并非即是学习富强侵凌。而且这一次世界大战争，中国又身当其冲，中国人深感到自己传统的一套和平哲学与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实在对人类将来太有价值了。而中国的现状，又是太贫太弱。除非学到西方人的科学方法，中国终将无法自存，而中国那套传统的文化理想，亦将无法广播于世界而为人类造幸福。中国人在此两重观念下，始从内心真诚处发出一种觉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负最大使命之觉悟。此下的中国，必需急激的西方化。换辞言之，即是急激的自然科学化。而科学化了的中国，依然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使命里尽其责任，这几乎是成为目前中国人的一般见解了。
五
现在有一个新问题急待提出，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为何没有科学的地位呢？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傥无科学的地位，中国要学习西方科学是否可能呢？中国学得科学而把新中国科学化了，那时是否将把中国固有文化机构损伤或折毁呢？这些问题是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预期中国新文化前途的人所共同要遇到的，本书作者愿在下面约略申述一些个人的意见。
严格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非没有科学。天文、历法、算数、医药、水利工程、工艺制造各方面，中闰发达甚早，其所到达的境界亦甚高，这些不能说他全都非科学。若把东方文物输入西方的重要项目而言，如蚕丝在两汉时代已不断由中国传入罗马，其后到西元五五〇南朝梁简文帝时，波斯人又将中国蚕种传至东罗马都城君士坦丁。造纸法在中国东汉时已发明，直至唐玄宗时，大食人始在西域获得纸匠，因在撒马尔罕设立纸厂，为大食人造纸之始。大食专利数百年，直到西历十二世纪，造纸法始入欧洲。如罗盘早见于南北朝时代之《宋书》，称为周公所作，西历三世纪初年马钧，西历五世纪中叶祖冲之，都造过指南车。此后到西历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里又记载到此种制造。欧洲用磁针盘供航海用，始于西元一三〇二年，那已在元成宗大德六年，尚在沈括所记之后二百五十年。这也是由阿剌伯人从中国传入欧洲的。雕版印刷术，中国发明尚在西历九世纪以前，前章已叙述过。到西历十一世纪前半期宋仁宗时，毕昇又发明活版印书。至欧洲方面德国创始活字版，已在西元一四三八明英宗正统三年，后中国四百年。又如火药，中国古时已有。据《三朝北盟会编》，西元一一二六北宋靖康时，已见火炮。南宋虞允文造霹雳炮，以纸包石灰硫黄为之。孝宗时，魏胜造炮车，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这些都在西历十二世纪内。至欧洲德人初造火药，已在西元一三五〇元顺帝至正十年，那已是十四世纪之中叶了。至于发射火药之炮，在欧洲使用，则已在十五世纪了。又如清代北京的天文观象台，建造始于西元一二七六年元代之郭守敬，较之欧洲最早西元一五七六年丹麦人所建天文台，尚早三百年。而郭守敬所造仪器，还都是模仿宋人的。至若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十八卷，书成于西元一六三七，中间所载一事一物，何莫非中国人从科学经验中得来的可宝贵的知识。谁又能在近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工艺技巧之间，分划出一条截然的鸿沟来呢？
所以我们若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科学地位，这是一句冤枉话，不合历史情实。平心论之，在西历十八世纪以前，中国的物质文明，一般计量，还是在西方之上。只在西历十九世纪之开始，西方近代科学突飞猛进，这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之日异月新是至可惊异的，而中国在此时期里，反而步步落后。我们若专把这一段切线来衡量中国文化，是要陷于短视与偏见之诮的。
六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虽说未尝没有科学，究竟其地位并不甚高。中国全部文化机构言之，科学占的是不顶重要的部位，这亦是事实。到底科学在中国不好算得很发达，这又为什么呢？现在试再举要论列。第一：中西双方的思想习惯确有不同。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则好向外看。这一层上面已约略说过。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与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爱在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里去领悟。
科学与宗教，在西方历史上虽像是绝相反对的两件事，但在中国人眼光看来，他们还是同根同源，他们一样是抽象的逻辑的向外推寻。在中国既没有西方人那种宗教理论与兴趣，因此西方人那样的科学兴味在中国也同时减少了。譬如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方是一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因其与他们的宗教理论宗教信仰恰相反对之故。但在中国，根本便没有西方般上帝创世一套的宗教，虽则在社会上亦有天地开辟等传说，但在整个学术思想上，本来没有地位。佛教思想亦不重这方面。因此中国人听到哥白尼地动说，达尔文进化论等，只觉其是一番证据确凿的新知识，并不觉得他有惊天动地的伟大开辟。因此中国人对于此等科学新说之反应，反而好像是有些平淡与落莫了。这是说的科学思想方面。
再说到科学应用方面。科学发展，多少是伴随着一种向外征服的权力意识而来的，那种意识又并不为中国人所重视。在国际政治上反对帝国侵略，在社会经济上反对资本剥削。科学发明，在此两方面的应用，遂不为中国人所奖励，有时把他冷淡搁置，有时尚要加以压迫摧残，如此则西方般的科学发明自然要中途停顿。即如上述火药、罗盘、雕版印刷三项大发明，只有印刷术一项，在中国社会上始终为人看重。火药则用来做花爆，放在空中，变成一种佳时令节的娱乐品。这早已十足的艺术化了。元、明、清三代，每遇战事，便要感到大炮威力之需要，他们只向西方临时取法。一到战事消弭，大炮的重视也冷淡了，再不关心了。如此则中国的军用火器，便永远停滞，落人之后，不再进步了。又如罗盘，一般社会用来定方向，测日晷，建屋筑墓，应用到鬼神迷信方面去了。中国虽很早便有相当的造船术，相当的航海技能，但中国人没有一种远渡重洋发展资本势力的野心，因此罗盘应用也不能像西方般发挥尽致。
在西方的名言说：“知识即是权力”，中国人决不如此想。尤其是近代的科学知识，这真是人类最高最大的权力表现，但中国人心目中不重视权力，故而西方般的科学发明又少了许多鼓励与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