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
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故诋之如此之甚。
可见他已是明白背师了。
尹焞字彦明，洛人，学者称和靖先生。他是程门四大弟子中天资最鲁的。人言其家居，终日竦然，家人问饥渴饮食，然后唯阿应之。不尔，不言。朱熹也说：
和靖直是十分钝底，被他只能一个“敬”字做工失，终做得成。
又说：
和靖不观他书，只是持守得好。他语录中说持守涵养处，分外亲切。可知学不在多，只在功专志一。
问龟山之学。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自得于燕：闲静一之中。”李先生侗。学于龟山，其源流是如此。又曰：“龟山只是要闲散，然却读书，尹和靖便不读书。”
伊川自涪归，见学者雕落，多从佛学，独龟山与上蔡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杨、谢长进。”
然后来程门连谢、杨也都走近禅，只焊不然。朱熹说：
和靖日看《光明经》一部，有问之，曰：“母命不敢违。”如此便是平日缺却“谕父母于道”一节。
二程最称正学，便最是辟佛的大师，然他们门下实在有些不振气。所谓“儒门澹泊，一辈豪杰都为禅门收拾去”，其语真不虚。
程门除四大弟子外，又有张绎，字思叔，河南寿安人。本酒家保，喜为诗，虽拾俗语，往往有理致。一日，见县官出入，传呼道路，颇羨之，问人何以得如此？或曰：“读书所致。”始发愤从人学。入县学，被荐，忽感科举学不足为，因至僧寺，见禅师道楷，有祝发意。时周行己官洛中，告绎曰：“他日程先生归，可从之，无为空祝发也。”颐归自涪陵，绎始往从学。我们看了这一条，即可想见程门教法在当时的重要性。时佛学思想尚盛行，治国平天下，就佛学讲，依然是俗事。一辈好髙的学者，还有鄙薄而不为，何况是科举，更受人轻视。只程学也说尧舜事业如浮云之过眼，但却教你不须祝发去。但这一种教法仍有病，说得太高了，没有真力量，真见识，后梢仍会染杂上禅学。因此程颐之后，必得出朱熹，始把程门与禅学划分得清楚。
程颐门下又有王苹，字信伯，福清人。其父始徙居吴。苹师事颐，于杨时为后进，时最许可之，谓师门后来成就者惟信伯。后明儒王守仁极称之。全祖望云：
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黄震。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
或问苹：“致知之要？”
曰：“宜近思，且体究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又曰：“莫被中字误，只看未发时如何。”
他又说：
学者体究，切不可以文义解释，张思叔所谓劝君莫作聪明解。
问：“仁，人心也，而又曰以仁存心，何也？”曰：“观书不可梏于文义。以仁存心，但言能体仁耳。”
这些处，显是沿袭程门教法，所谓“鞭辟近里”，所谓“天理二字是自己体贴出来”，皆是此意。但循此而下，便开了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之先声。苹又自己说：
非某于释氏有见处，乃见处似释氏。
胡宏尝谓：
河南之门，得其指归者，零落殆尽。今之存者，叩其所安，亦以规矩宽纵，不加严谨，后学将何所正？如王学士说：“佛实见道体，只是差之毫厘，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若佛氏实见道体，则涂辙何容有差？伊川谓其略见道体，今王氏改略为实，岂不迷乱学者？
后人谓释氏之说“弥近理而大乱真”，此须二程以后始有此说法。若依宋初诸儒，似说不到释氏之弥近理。只为二程有些说法说得弥近释氏了，故觉释氏之说弥近理。无论是说他“略见道”，抑是“实见道”，总之程门与佛学实有其弥近处。所以湘学胡宏一派，想在理论上重新再建立，朱熹则受有胡宏影响，陆九渊则略近王苹道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细参学术思想之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