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一本看法，又如何分别善恶呢？他又说：
就一人言心，都唤做人心。就一人言性，都唤做气质之性。以其只知有一己者为心为性，而不知有天下之公共者为心性也。惟合宇宙言心，方是道心。合宇宙言性，方是天地之性。
这一分别极明白，极深透。宋儒亦本此意，但没有说得如此明白。而又太着眼在每一人之身上立论，于是要钻向里面去寻找一本体的心与性，即其所谓道心与义理之性来。现在一本则教人推扩到外面去，人人所同然的即是心之道与性之义理之真面目与真所在。所以他说：
卦必三画，见得戴天履地者始是人，非是以一人为人，必联合天地而后为人。
他又说：
心者，三才主宰之总名。天地之心，天地之主宰；人心，人之主宰。只单以人言心，一而不三。通天地人以言心，一而三，三而一，别无两心。谓人心道心，八字打开。谓道心为主，人心听命。谓性是先天太极之理，心兼后天形气。性是合虚与气，心是合性与知觉，俱要理会通透。
这里他把宋儒许多重要的话，都重新作一番解释。他认为，若照他解释法，则宋儒许多话，还都可存在。所以他又说：
先须开辟得一个宇宙匡廓，然后可望日月代明，四时错行于其中。
这是说，若要求真理，不该把宇宙外界暂时搁起，各自向每一人的心和性上求，却试把人之心性安放在整个宇宙匡廓里来求。但他这一番意见，也不是如周、张诸人般，暂把人之心性搁起，先从宇宙外面求，于是遂有宇宙论与人生论之分别。他说：
际天蟠地，皆人道也，特分幽明而谓之人与鬼神耳。
鬼神是人道之幽，除却人道无鬼神，也可说除却宇宙无心性。所以他又说：
开辟得一个天覆地载规模，心量方现。充拓得一个天施地生气象，性量方现。
人之心性，必向外充拓开辟去，放进宇宙，以宇宙为量，以天地为准，才见得真心性。所以说：
盈天地间，皆化育流行。人试自省，化不化？育不育？但有不化，直是顽砾。有不育，直是僵块。
僵块顽砾，那是人的心性呢？他又说：
孟子说求放心，求仁也。不仁则心放，仁则心存。后学忘源失委，以心为心，而不以仁为心，知所以求心，而不知所以求仁，即念念操存，顷刻不违，只存得一个虚腔子，岂所以为心邪？
这一分辨，更直捷明白，却更重要。单言求心，便不免要向渺茫中求本体。一言“求仁”，则所谓宇宙匡廓，便宛在目前了。所以他又说：
不见头脑之人，尽饶有静定工夫，如池沼之水，澄静无汩，岂不亦号为清泉，然终不称活水。
要使人心如活水，便该把此心安放在天地间，便该先认识此心之仁。所以他又说：
如不长以天下国家为一物，即此混然中处之身，皆绝头截尾之朽株，断枝残柯之末桔，安得谓之有本，而能以自立？
如是则人之本在天下国家。人要自立，便该自立于天下国家之里。离开天下国家，便无本，便不能立。所以他说：
面孔上常有血。
这可说是他另一种的本体论。心性离不了人之血，义理也离不了人之血。离了才，不见性，离了血，也就不见本，又从那里见心与性。所以俗语说血心、血性。我们可以说，血是心性义理之本体。若照传统雅言说，则仁是心性义理之本体。他又说：
古人为宗庙以收魂气，死亡且然，矧于生存。一无所收，则放逸奔溃。释收于空，老收于虚，与博弈类。圣人本天，天覆地载，天施地生，心之所也。学以聚之，收于学也。故曰：“悠久无疆。”
这我们也可说，那是他另一种的工夫论。原来义理散在天地间，却待人来收聚集合。否则便放逸奔溃了。释收于空，老收于虚，因他们看天地间本一空虚，一切义理都空虚，所以他们教人也收向空虚处。但如是般做工夫，必将教人面上不见血。换言之，则成了一不仁的人。那就更使天地闭，贤人隐。最好也只如博弈般，仅是无所用心戏翫过日子。他教人把宇宙间一应道理，将学问来收集会聚，才可使那些道理悠久而长存。试问：若没有人的心性才气即人之仁在那里做工夫，天地间那会有这许多灿然明备悠久长存的道理会聚着？天地间道理正待人收集与会聚，才像天地面上也有血，天地也有生气和仁心了。所以说：
仁、人心，即本体。义、人路，即工夫。
宋、明儒长期争辨的本体与工夫，他轻轻把先秦儒“仁义”二字来代替了。再由此推上到宇宙论，他也说：
即气数，即义理，无气数之非义理，《中庸》天命之谓性亦如此。
此说与孙慎行全相同。天地除却气数，再不见本体，再不见义理，则周敦颐所谓“无极而太极”，张载所谓之“太虚”，朱熹之所谓“理先气”，皆都可以不再深求了。他又说：
道之废行皆命，譬时之昼夜皆天。要有行无废，是有昼而无夜也。只昼里也是这个天，而处昼底道理不同于夜。夜里也是这个天，而处夜底道理不同于昼。今或昼里要知夜里事，夜里要做昼里事，小人不知天命者便如此。
这处所谓天命，也就是气数，义理即在气数中。不是除了气数别有义理，昼有处昼的理，夜有处夜的理，气数变，义理亦变。所以他又说：
生知之“生”字，人人本体。学知之“学”字，人人工夫。谓生自足而无待于学，古来无如此圣人。
如是则本体只是一个“生”，那是何等直捷而易知的本体？学也便限定在生，不再要离开生而别寻一种本体以为学，那又是何等直捷而易知的工夫？这一意见，却显然是中国思想自先秦以来之旧传统，但宋、明儒要绕了六百年长期的大圈子，到东林诸贤才再明确提出此观念，这不能不说佛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之深刻，而东林诸贤结束宋、明下开将来之贡献，也可想见其伟大。实亦因王学流弊，人尽逃儒归释，儒学全成为禅学，人才败坏于下，政治糜烂于上，东林讲学精神，略似北宋之初期，而惜乎其终不可救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