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勒
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时候来到奥斯陆，之后开始参加葬礼。
我来自哈灵达尔一个叫作奥尔的小城，在首都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母亲在前一年去世了。从我六七岁开始，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样子。他有一头长长的黑发，鼻子上面还长着一个很大的疣子。他很爱笑，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不会让他发笑。
我的父亲叫爱德华·雅各布森。他是卑尔根人。奥尔只不过是我父亲当时旅行中的一站。从我出生起，到我开始学会走路，在院子里跌跌撞撞地走路，并学会在木材垛和谷仓里面躲猫猫之后，我不记得他是否在奥尔继续住过。但是在我模糊的印象中，他似乎回去过一次。我的母亲从来不会向我提及这类的问题，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她。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无论如何，自从我五六岁开始，她就已经是一个单亲母亲了。她保留着一些我和父亲的照片，那些照片中，我们或是在河边穿着长筒靴用钓鱼竿钓鱼，或是在家里的院子里面，还有几张是我们和一些从瓦茨来的朋友一起在雷纳斯卡维山上的合照。而这些都可以作为父亲从来都没有在奥尔居住过的一种标记。当时，人们不会在他们天天生活的地方拍照。我认为母亲当时拍这些照片是为了证明我曾经有一个父亲而已，而这也是一种家庭背景的证明。
我开始上小学的那年夏天，正是八月初的时候，母亲带我去参加霍尔日[1]的一场骑马婚礼。他们以这种方式举办婚礼要么是追求一种正规的、传统的结婚形式，要么就是为了展示古时候的哈灵达尔的婚礼是如何举行的。我们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婚宴，之后大家跟随着新人沿着霍尔斯峡湾行走，那个场景就像是在八月中旬欢庆挪威国庆节似的。我其实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当时只有七岁，不过我记得我们去了霍尔的地方博物馆，母亲还给了我一些钱，最后我通过抽奖活动赢得了一个很精致的手工制作的木偶。那个木偶就是佩勒，或者说是佩勒·埃林森·斯克林多。他在我的讲述中出现了很多次。
阿格尼丝，你是见过他的。我注意到，在我们准备从阿伦达尔出发的那趟乘车旅行的一开始，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给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你说过，你是喜欢他的。在我们的车开出去几公里后，你说自己已经完全地爱上他了。
若是将佩勒排除在外的话，我现在也不会给你写这封信。我是代表我们俩写给你的。
当我将佩勒第一次抱在我的手臂上时，他的高度能够达到我的肩膀。而在母亲怀里，他只能达到她肘部的高度。
就像你所见的那样，斯克林多先生永远处在他最好的年纪，他没有固定的职业，穿着深蓝色的西服上衣，上面有银色的纽扣，下身是白色的裤子。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一直相信他是一名船长。不过我现在不这么肯定了。我不知道他的过去。他就像是一个被领养来的孩子：在他来到我的生命以前的事情，我一无所知。但是从他出现的那天起，我们俩就几乎形影不离。
在那个八月的下午，从霍尔回家的路上，佩勒开始和我说话了。我非常认真地聆听了他的那些大胆的言论，并且用最真诚的心回答了他的问题。之后，我们开始了这一场终身的对话。
在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质疑过那不是佩勒本人说出的话。我知道，他只不过是不得不借用了我的嗓子发出声音而已。
斯克林多先生的到来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例如我在1959年的那次霍尔日的活动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父亲了。如果我的父亲曾经见过佩勒的话，我不会忘记这件事的；而且我的父亲也绝不会忘记这件事，因为佩勒非常善于交谈，善于用言语表现自己。他能够说出我无法说出的话，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挑起话头。
你在阿伦达尔已经见识过佩勒的厉害了吧。他能够向你提出很多直接而大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我永远不敢提的。我觉得他当时可能有些越界，因为他并不认识你，也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但是你却向他打开了自己的心扉，而且没有被惹怒。你只是看着佩勒的眼睛，真诚地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
当我们摇摇晃晃地开在18号高速公路上时，我转过身面对你，告诉你我为斯克林多的无礼行为而感到抱歉，但是你却说我不能为佩勒所有的玩笑话负责。我很赞同你的看法。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而且很有道理。我觉得自己不用为这个家伙所说的一切负责任。
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感觉，如果我的父亲真的见到了斯克林多先生，而且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应付他的这些关于真实和真诚的理想化言语“挑战”，他或许会一把抢过他，然后把他的脑袋拧下来，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会把他扔进火炉里面。
父亲并不是一个暴力的人，他从来不会对我施暴。他也没有任何理由要这么做。他到底能够有多么宽容，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测试过他。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忍受不了佩勒。
从我开始上学，佩勒就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唯一的间断发生在我和我的妻子住在一起的那几年。在那段时间里，他一直悲惨地生活在壁橱里，为此，我也觉得很对不起他。当他从壁橱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目睹了我的妻子是如何鄙视他的，这让我感到很痛苦。
当我像个孩子似的和佩勒交谈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在谷仓或是木工车间里，俩人聊天的声音也会很大。我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佩勒则会借用我的声音，用比我的声音更加低沉一些的方式说话，这是佩勒自己的声音，尽管他是这么地依赖我的嗓子来为自己发声。有时，当他一直不停地说啊说啊的时候，我会生气。因为最后嗓子疼、声音嘶哑的人是我，不是他。木偶的嗓子是不会疼的。
我们俩说话时，很容易就能够区分出谁是谁。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俩的声音不同，还因为我们俩的脾气不同，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尽管我们这么亲密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能够有多么不同，还是非常明显的。
有时候，当我们其中一方想要停止谈话，休息一下的时候，也会发生争执。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每当我想要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时，佩勒总是想要和我聊天，我不得不嘘他，让他安静。最近的几年里，这种情况尤其多，让人感到很烦恼。我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得好好休息。因为我必须要做一个精力充沛的任课教师。而佩勒不同，他每天只要待在家里享受生活就行。在我成年之后，每当我不想再听他继续说话的时候，我只要将他从我的胳膊上拉下去即可。但是，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却做不到这么狠心。
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无法否认这一点，而且我也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会去找佩勒，但是他却如同牡蛎一般沉默，可能是他因为什么事情不高兴，也可能只是一种报复，又或者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他已经有了足够丰富的内容，不再需要与我对话。从我的角度来看，他是在拒绝我。我试图强迫他回应我，我用我的左胳膊摇晃他，朝他大喊，但是无济于事。
随着我年龄渐长，佩勒也逐渐不再需要借用我的声音来说话了。我买润喉糖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一种心灵感应的方式进行沟通，很快地，当我们处在同一间房子里时，我们已不再需要用声音来交流。我培养出了一种能够从脑海里听到佩勒说话的能力，我只需要思考就可以回应他的问题。佩勒能够知道我在想什么，而这也是我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另外，我要说得更加明确一些：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超自然”的能力。因此，我会认为这是一件“壮举”。
当然，在我们的交流中并没有什么绝对的规则，因为即便是当我们之间没有物理上的距离时，我也可以通过低声细语或者是高声大喊来回应佩勒。当我在奥斯陆乘坐火车或汽车时，我会注意自己周围的环境。过去的几年中，这里发生了一系列较为激进的社会变革，而且对我来说很有利。因为在能够将麦克风别在外套或衬衫胸前的手机被发明出来之后，我和佩勒对话的行为就变得不太引人注目了。之前，我会被别人看作是得了“杜尔雷斯综合征”[2]的患者，而今天，我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走在城市马路上，或者森林小路上的，在和张三或李四通话的人。因为人们很难分辨出我到底是在和佩勒说话，还是在和电话另一边的对象说话。在这种无线的形式中，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无线，但却依然联系得很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进行正常的交流了，我指的是有声音的交流。一般来说，每当我们聊天的时候，佩勒都会坐在我的左臂上，但是今天他没有这么做，他不想和我进行一次真实的意见交换。当我们不在同一个房间里，他没有坐在我的左臂上时，我们通常只会进行很简单的交谈，他也可能会呐喊，或者会在爬上我的手臂之后匆忙地说点儿什么。
每当我外出旅行或出差的时候，总会带上佩勒。这不光是为了他的缘故，也是因为我想有一个能够说说话的伴儿。外出时日子总是漫长的，而我又不是一个典型的“电视控”，但是我很喜欢让佩勒坐在我的手臂上，待在饭店的房间里。我们俩之间有聊不完的话题，而且这么多年以来，我还是会对佩勒的所思所想感到好奇不已。我经常会在吃早饭的餐厅里看到一些互不搭理的夫妇，或许是因为他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吧。我为他们感到遗憾和心痛。
另外，当我在西部地区做讲座的时候，也给佩勒安排了一些角色。我不只是为了进行自己的演讲也是为了和佩勒进行对话，例如我们会谈一些关于古代印欧语中的继承词的很细节的话题。我确信这种方式给我这个演讲者的角色带来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完美搭档”雅各布森和斯克林多如暴风一般的演讲……》
我还曾经试着将佩勒带到我上课的教室里去，例如他可以作为我教授的新挪威语语法课上进行重复性联系的助教，但是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因为我发现一些学生在这之后开始把我叫作“佩勒”，不是当着我的面，而是在背后私下这么做。而且这件事也引起了其他教师的讨论。我的一位同事问学生们为什么把我叫作“佩勒”。而这名同事就是和你的姐姐一起研究物理学的那位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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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信托公司的帮助下，卖掉奥尔的农庄搬到奥斯陆之后，我的父亲住到了另外一个山谷地区，正好在我所在城市的东南方。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他留下了一个同居的伴侣，或者说是一个和他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很久的女人，我记得她名叫托尔维格。不过，他们俩并没有孩子。作为唯一的继承人，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大笔钱。因为这笔钱很多，让我对他到底是如何生活的产生了好奇。
我小时候就没怎么见过他，不过，要是他曾经来看过我的话，他一定不会避免一次亲子鉴定的。就连我看过他的照片后也有这种想法。他曾经给我寄圣诞卡和生日礼物，一直寄到我满八岁为止，他愿意这么做。我将所有的圣诞卡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上大学时，我曾经在科林硕的学生城里住过一段时间。不过我一直都自食其力。在那段求学的岁月里，我其实一直都可以跳出学生的身份，给自己买一间公寓的。
我没有兄弟姐妹，但是在老家奥尔，我有一个表弟和一个表妹。我可以在这里将他们的名字写出来，不过这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父亲是我母亲唯一的一个兄弟姐妹，但是安布里克舅舅在我母亲离开娘家之后，就在一次拖拉机事故中去世了。
我在奥尔的表弟和表妹并非我与这个我长大的小村庄之间联系的纽带。这种家族之间的从属关系从来都不会引诱我回去拜访，无论是圣诞节还是新年，又或者是关于牧草和养羊这样的事情。我曾经被邀请参加一些大的活动，例如婚礼。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方便的”时间。
要是我有自己的孩子的话，他们会在奥尔有四个表兄弟姐妹。我曾经收到过年轻一代的照片，他们中的一两个已经成功地组建了家庭。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张新生儿的照片，看上去是个男孩儿。他看起来很健康。
我很喜欢旅行，而且非常喜欢在自己的国家旅行，到处游历。也曾经出过几次国，去过瑞典和丹麦，还有一次是去冰岛和法罗群岛。不过，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奥尔。我不去奥尔只有一个原因，因为那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出生的第一年中，要么是和父母同住；要么是单独和母亲住，同时父亲不定期地来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