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单亲妈妈在社会上处于弱势。我能想象到，在一个人口稀少且很闭塞的山谷地区，这一定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会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耻辱同这种身份联系起来。同时，我父亲不定期的回家过夜行为并不会改善这种事情的声誉。或许他从不露面会更好。他在男孩开始上学之前也进行了一番思考。
当时，全班都知道我和妈妈单独住在一个农场里，而我的爸爸则是个流浪汉……我还听别人议论说，我父亲的鼻子上有一个疣子，我听到了关于这个疣子为什么长在他的鼻子上的极富想象力的“理论”。这不光是因为他是一个卑尔根人。
关于这些事，我有很多可以写出来的内容。但是我不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
不过，我想要澄清一件事：我从来没有说过关于奥尔和那里的居民的坏话。就算我是在奥斯陆或卑尔根长大，例如在奥尔沃勒或是菲林达尔，我或许会考虑搬到奥尔定居。今天，这里有一定的文化生活，河里面还有鱼，在一趟短暂的车程之后，就会来到一个名叫斯噶乌海姆[3]的地方。
少年时，我经常去爬山，特别是在我得到了一辆摩托自行车之后。这辆摩托自行车是母亲在我十六岁生日时送给我的。不过，如果没有我七岁之后父亲汇给我的钱，可能也买不了这辆车。而这件事是在我继承了父亲的那么一大笔遗产之后才想到的。我会带上自行车，要么是沿着送奶员的路线走，要么就是推车徒步数公里，离开奥尔，去到陡峭的山峰上的白桦林里。作为回报，我在回程的路上可以一路不用费力地冲下山，经过勒维尔德和沃特达恩。
我从没有搭过顺风车，虽然在当时山上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汽车会往返在路上，特别是在夏季，会有很多人到山上，住在林中小屋里，他们会在山谷里面上上下下。当时的车辆没有今天这么多，但是能够成功搭到顺风车的几率要比现在更高。在一些特定的路段上会有一定数量的拥有“志愿者精神”的司机。而且那时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私家车，所以搭顺风车不会被视为一种掉价的事。对我而言，站在道路两边，竖起大拇指是一件让人紧张的事情。我不确定谁会停下来，让我搭一段车。我也不知道他们愿意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我的旅行包中永远都会准备好盒饭、旅行的必备品，还有佩勒。我总是怕有陌生人来翻动我的包，这会让斯克林多先生感到不适。
在我长大的这座小村子里，人们不光知道我父亲的事，还知道佩勒的事。这是因为有一次，有人无意间听到了我和佩勒的对话，当时我们正在尼塞特里亚爬山。同班的两个女同学当时正在白桦林中采蓝莓，而我正站在路边，一只手扶着自行车，左臂上面放着佩勒。佩勒那天的心情不太好，所以他一直说个不停。我说话的声音很大，因此，他的声音也很大。那两个女孩儿几分钟后就发现了我们。她们看着我们咯咯地笑了出来。之后，这件事就像是病毒一样迅速地传遍了整个勒维尔德和奥尔。
这导致了我自小就被同龄人欺负和殴打，当然，我父亲的情况也是原因之一。于是，我很早就明白了，我这一生定会受到残酷的对待，而且是有原因的。今天，虽然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还是清晰地感觉到，我是一个遁世者，是一个局外人。
在奥尔这样的小地方，那时候还是有集体意识的。但是当电视出现了之后，有一部分人就不再热衷于聚在一起，不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电视并不普及。松德雷的那座老电影院和小圣堂[4]贡献了当时的“八卦传播”。搬到奥斯陆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电影院，也从来都没有踏进过小圣堂一步。不过，我确实去过正式的大教堂。我会在那里见到其他人，观察他们，甚至偶尔会和他们说几句话，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
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从视觉上，大教堂的屋顶都要比小圣堂的高出很多。我感觉自己很适合基督教的氛围，因此几年后，我选修了基督教这门课程，作为我的北欧相关科目中的一门，并且还选修过哲学系的一门基础课程。
我选择的这第三门课程，主要还是从兴趣点出发，不过也正因如此，我才具备了两门高中课程的教学能力：挪威语和宗教。哲学与基督教的结合是这一教学课程的重要保障和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世界宗教，其中也包括人生观和伦理学，以及其他的哲学内容。
我曾多次搭乘火车经过哈灵达尔去往卑尔根，当火车停在奥尔车站时，我会双眼泛泪，心脏剧烈跳动。每当这时，就会有一种耻辱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我会站在或坐在火车的车窗前，往事历历在目。虽然火车会在这个小站停靠几分钟，但是我从没下过车。走上站台，那会让我崩溃的。要是有一个我的老同学在挪威铁路局工作，出现在我的火车旅行中，或者即便他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旅客，也会让我受不了。
还有的时候，我会开车去奥尔蓝或耶罗，路上经过奥尔。但那是在高速公路被建成通车以前。在我搭乘火车的时候，甚至会看到我曾经居住过的农庄。如果开车走新修好的高速公路的话，就看不到了。
我搬到首都之后，曾经有一次专门搭乘火车，仅仅是为了再看一眼从小长大的那个农庄。我在芬斯那站下了车，深深地吸了几口山间的新鲜空气，然后重新搭乘反方向的火车回到了奥斯陆。我在路上看到曾经生活过的农庄。那时，已经有别人搬进去住了。我在想，是否会有孩子也住在这个农庄里。
有时，我会漫步在山间古道上，一路走下去不会遇到什么山村。这听上去可能会有些奇怪，但是每到夏天的时候，就有一条从赫姆塞达尔开始的私人收费公路开放，这条路被称为“法尼图尔之路”，它一直通到哈灵达尔的奥尔。夏季，会有很多办法去到雷内斯卡尔威特的山顶，而不必开车经过勒维尔德和瓦茨。
哈灵达尔的群山永远都不会使我厌倦。它们不会让我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只会让我思念。在这样的风景中旅行也不全然都是放松的。我经常会突然遇到一个认识的老乡，但是乡下人不懂得享受一趟真正的山间徒步旅行的意义。不过，在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西部地区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也开始学会享受徒步旅行了。
不过这样的相遇也没什么大不了，例如我遇到的人如果知道我父亲的鼻子上为什么会有一个疣子的话，我也已经提前想好应对的解释。我会告诉他我是从海姆斯达尔来的，来这个山谷是因为有一个很特别的任务。我甚至编造出了一些详细的故事，并且可以一口气说完。
曾经有一次，我和妻子一块进行了一次山间旅行。当时，挪威汽车协会出版的路程指南放在她腿上，她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选一条既陡峭又坎坷的不舒服的路来走，而不走那条距离更短也更加舒服的经过勒维尔德和沃特达尔的7号高速公路。不过，这样的距离和舒适的感觉有时也不一定，而且是相对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癖好。就我而言，经过海姆斯达尔的那条路就是距离更近一些的。
那之前，我将我在奥尔长大的经历告诉了我的妻子，其中包括我曾经受到的欺凌。当我们认识彼此的时候，我就曾清楚地告诉她，我是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长大的。莱顿并不认为自己嫁给了一个“受害者”，我们的关系中，没有耻辱的部分。
一次山间旅行之后，莱顿在衣柜里发现了佩勒，她是在一个我专用的抽屉里找到的。那天，我参加完一个非常特别的学术会议回到家时，她站在走廊里，手里举着佩勒。我挑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把他放在我的左臂上，向莱顿介绍了佩勒，并且和他进行了一个愉快的对话。我让斯克林多先生用他自己独特的音色畅所欲言，他的声音并不比我更加低沉，而是更高亢一些，不过这是因为我必须进行语音的变化，其实佩勒的说话方式和以前一样。他直接和莱顿打了个招呼。但是她并不喜欢他。这也并不意外，或许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把他藏在衣柜里的原因。
我的妻子看起来很美丽，她的眼睛很漂亮，但她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她对角色扮演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我曾经试着让她戴上墨镜、白色的太阳帽，穿上花哨的百慕大短裤。但是她拒绝了。在这之后，她好几个星期都让人难以接近。有一天晚上，我穿了她的红色睡衣，躺在她平时睡觉的那一侧。这把她气坏了。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要让我给妻子一个赞美的评价的话，那一定是：她是一个无时无刻都井井有条、一本正经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但是莱顿从来都没有喝醉过。
那次的山间旅行其实是我在努力挽救我们的婚姻，但最终没有成功。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莱顿也许愿意去到那些田野和山间，亲眼看看我童年生长过的地方，去看看那个山谷。但是她不为所动。我越是想告诉她这里的山林自然是我曾经作为男孩子时的避难所，她越是抵触。我感到用我在山林中的老家的这些“奇怪的行为”来打动她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通过我的这些表述，可以清楚地知道莱顿从来都没有读过或是看过《培尔·金特》[5]，她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她很顽固。她在这些风景中只看到了一个可怜的受害者的影子。她不同意格蕾特·西西莉的那种“自然的神秘”的观点。我指着一处名叫劳威达斯布莱亚的地方，告诉她佩勒·斯克林多和我曾经坐在那里畅谈关于宇宙奥秘的话题。但她充耳不闻，就像是一个聋子一样，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的妻子对我回程时反对开车经过勒维尔德和沃特达尔也表示出不理解。我不想改变主意，这是绝对不能讨价还价的。我发誓，对我来说，开车开到哈灵达尔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当我们开到索克纳的时候，她解开安全带，要去上厕所。我将车停下，让她下车去了一间叫鲁斯达的咖啡厅。这是这趟旅行中她唯一一次开口对我说话。我坐在方向盘后等待着她。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否关掉了汽车的引擎。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回到了奥斯陆的家中。我知道佩勒在衣柜里，这时莱顿已经进入了卧室，我也在卧室里。我一直醒着，等待着莱顿睡着。因为我害怕她可能会去攻击佩勒。
***
初中毕业后，我开始在高尔市上高中。高尔市离奥尔不远，也在哈灵达尔山谷，就在山谷的下方。在那里见到的其他年轻人带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我深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道理已经流传了千百年。很快，高中里所有的同学就都知道了我的事情。
我站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一个来自内斯的女孩儿聊天，毫无缘由地，她突然问起关于我父亲鼻子上的疣子的问题。当时，我已经有超过十年没见到父亲了。但是他的这个疣子却还在“跟着我”！还有一次，我在和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可爱的女孩儿聊天，我又被问到了“玩娃娃”的问题。数年之后，我们班上的这两个女孩儿去了一趟尼塞特里亚山采蓝莓。
虽然在我开始上高中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摩托自行车，这件事还曾一度帮助我吸引了一些同龄人的目光，而且能够帮助我减少不必要的骚扰，但我还是会乘坐校车。从奥尔到高尔的路程太远了，骑摩托自行车不合适，而且油费也很贵。满十八岁之后，我每周都能挣到一些钱。另外，夏天的时候，我会在贝尔高市[6]的杂货店打工，在那里开二手车挣零花钱。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挣出了买一辆车的钱。和其他大多数人不同，我将这辆车当作是学校的车。我把这辆老福登停在教学楼前的教工停车场里，正式将我的车“介绍”给了大家。我不认为我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在学校期间，我仍然是一个遁世者，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了自己的车。有几次，当有人在周末喝了酒，我会被叫去做司机。这类经历让我有了一种融入集体的感觉。
哈灵达尔的高中期间真正拯救了我的，是一位循循善诱的挪威语老师。他名叫哈拉尔·尹德雷艾德，是松莫勒人。毫不夸张地说，是他让我变成了今天的我。他唤起了我对语言和语言史的兴趣，尤其激发了我对如同民族服装上的银饰一般的北欧文化、传奇故事和那些古老的神话传说的好奇心。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冰岛人确实非常不公正。北欧文学绝对不是“古挪威”文学，而是冰岛文学。
教科书中谈到“印欧语”时，只是草草地总结为一种具有日耳曼语和古北欧语背景的语言。但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渴望了解更多的内容。当我发现在印欧语和北欧神话之间存在着的可能联系时，我就走上了如今我所从事研究的这条道路。而且我必须说，巧合的是，尹德雷艾德老师当时给我讲的就是乔治·杜梅泽尔。他明确地说，他为能够有一名我这样的学生而觉得感恩。他借给我很多书。所以说，在我搬去奥斯陆之前，便开始了我的研究之路。我已经成为了一名语言学家。
当然，不能把我的学科研究发展全部都归功于哈灵达尔高中的这位挪威语老师。为了完成我的家庭阅读作业，我可以把它称为我的早期研究，我还从佩勒·斯克林多那里获得了大量帮助。每天，他会帮助我背诵我之前学习的内容，其中包括我的挪威语老师课上讲的内容，因为他的记忆力明显要比我好得多，头脑比我聪明得多。与他相比，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可是从来都一点儿信心都没有。哈拉尔·尹德雷艾德从来都没有发现，我其实在学习的时候“作弊”了，因为我是在佩勒的帮助下完成的。我在挪威语平时水平测试和最后的公共考试中先后获得了满分6分[7]，其中我的新挪威语[8]、第二外语和挪威语口语也都是满分6分。这里其实应该说是“我们”得到的分数。
几年后，斯克林多先生有一次曾经说他是个“欧洲的斯克林多”。每当他说这样的俏皮话时，都会在我面前探出半个脑袋。
通过入学测试之后，我开始学习挪威语，更准确地说是“北欧语”——这是我所学的专业的正式名称。我本人当然会挪威语，但是当时我一点儿都不想学其他的，例如法语或是意大利语。北欧语还包括瑞典语和丹麦语，在那时也具有足够的异域风情。不要忘记，还有古北欧语，它和瑞典语及丹麦语有些不同，但也非常具有吸引力。我们现在谈论的自然是我自己的母语的来源，它是北欧语和北日耳曼语的一个分支。但是在印欧语的这棵大树中，日耳曼语下面有很多的分支，另外的分支还有印度-伊朗语族下的一些语言，以及意大利语、凯尔特语、波罗的-斯拉夫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它们旁边是已经灭绝了的一些语言，如安纳托利亚语和吐火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