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妻子发现佩勒的存在时，她已经看到了那些盒子，或许已经看过了十多个。一开始，她对佩勒最为不满，特别是在我将他放到胳膊上，比我自己更加敢于对她直言不讳之后。后来那些雪茄盒也让她抓狂……
当我和我的妻子还在一起时，我并未频繁地参加葬礼。我努力地克制自己，因为现在我有了自己的生活，我有了莱顿。在此期间，我只参加了几次葬礼，我的妻子曾怀疑我参加的那些葬礼的对象，可能与我只有很浅的交集。因此，在参加过这些葬礼回到家里后，我必须向她重复我在追悼会上说的关于我和逝者之间关系的话。这些故事当然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们如黄金一般经得起检验。
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否相信我。有一次，她问我，为什么我以前有那么多的朋友，但是现在的生活中只有她一个人。在之后的日子里，当我们谈论这一话题时，她变得越来越不满。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访客来我们家？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邀请什么人来家里吃饭？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家里待着，就在这间公寓里面两个人面对面？
我会受到那些开放的内容的吸引，比如“欢迎大家在葬礼后参加追悼会”这样的说辞——因为追悼会要么会在教区的房子中举办，要么会在品味不错的餐厅中进行。
葬礼的最后，牧师会代表逝者全家欢迎所有的出席人员参加之后的追悼会。我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包括进了这一开放式的邀请中。不然的话，我会认为牧师是在说谎，或者是在说客套话？
一般来说，会有一位家庭成员作为代表，在葬礼上进行“筛选”工作，他会小声地在出席的人们中进行耳语，欢迎其参加之后的追悼会。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失败，没有被邀请参加之后的追悼会。我只对我周围的人点了点头，然后就离开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体验过这种失败的角色了。但是，既然我已经精心打扮了一番，我还是会到附近的餐厅或是饭店的酒吧里，点上一杯酒，为自己纪念一会儿。在教堂或小教堂里的活动已经足够发人深省了。这种哀悼仪式中往往会充满了各种叙事元素，我一直十分欣赏优美的歌曲和音乐。
有一次，我不知怎么地来到了一间小饭店里，那里正在举办一个封闭式的追悼会。追悼会在餐厅中进行，那里有酒吧，还有高脚凳。当我无声地坐在吧台旁，独自点了一杯白葡萄酒，或是一杯威士忌之后，很多人都在偷瞄我。但是我没有起身离去。举办追悼会的这家人并没有包下整个饭店。或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嫉妒我的葡萄酒或是威士忌，因为在隔壁铺着白色锦缎桌布的桌子上只有饮料和不含酒精的啤酒。我又点了一杯，没有离去。
我只是想补充一点，我充分理解有的家庭希望追悼会能够屏蔽掉除了最内部的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的想法。我只不过是想要成为被他们选中的人而已。
如前所述，我并非唯一的外人。我看到还有一个人也在葬礼上溜达。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男人，他经常和我出现在同一个葬礼上。我不是这艘“教堂之舟”上唯一的“偷渡者”。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们从未交谈过。但是我们都知道彼此。很多年前的一次，我们开始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相互点头致意。但是有理由相信，我们都在试图避开对方，至少是亲密的眼神接触。
关于这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男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同事，或是竞争对手，而且我深深地鄙视他。或许，我必须承认，这也是我的一种自我厌恶的表现形式。
漫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葬礼上不断地见到埃里克·伦丁的子孙。但是，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家族很大。彩票的总量越大，一等奖的开出才越引人注目。因为人们已经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财产。
说到财产这件事，我可以多说一句：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可观的财产。这笔钱使我多年来能够生活无忧，特别是在我还没有开始讲座的时候，能够照顾我贫穷的家庭生活。我看到了这里的一个悖论：如果我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父亲，就不会想去参加这些葬礼。但继承了父亲的遗产的同时也弥补了一些我个人家庭生活的缺失。
每次在参加一个葬礼之前，我都会尽可能深入地研究他或她的家庭。在几十年前，这或许是一件耗时的工作。但是今天，它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去往教堂或小教堂的路上就可以解决。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我这样的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了。由于公共空间的膨胀，使得私密空间受到挤压，不断变小。孟德斯鸠的格言“生活在秘密中”已经成为了一门存在于远古时代的艺术。
有时，我也会即兴冒险，或者我将之称为“盲目的会面”，即我在没有阅读讣告，事先并不知晓对象的情况下，去参加他或她的葬礼，致以最后的道别。这就需要另一种形式的注意力，或者是几乎如同变色龙一般的适应性。这种做法自然是非常大胆的，或许还有些冒险，例如参加一个多少有些公众影响力的人的葬礼。不过，参加一个受欢迎的艺术家或政治人物的葬礼不需要太多的合理性。因为这样的葬礼都是公开的，就像是那些大型的农村葬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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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伦丁是一位我非常熟悉的教授和老师，我与他结识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奥斯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私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我三十年后参加他的葬礼时，我的身份只是“他的一个学生”。
当伦丁在每周二的11点15分到13点之间研究《瓦洛斯帕》的时候，我抓住了那个时间，并带给了我灵感和决心。在这一伟大仙境世界中，我获得了一次新的机会，我坐在教室里，思考着一个与这首不朽神诗的最后一章内容相关的问题。
《新约抄本》的最后一节写道：
黑龙飞来，下方是蛇，来自尼达山；
承载着它的翅膀，飞跃平原，尼德霍格，一具尸体。
现在，她将下落。
我记得当我用我自认为粗鄙的哈灵达尔方言向教授提问时，我的双腿在颤抖，心脏怦怦直跳，全身是汗，而且很僵硬。因为这是我向他表示尊敬的方式，之前我从未与他交谈过。
我装作自然的样子向他提问，关于这个中世纪著作的最后一节中，应该是女巫“s?kke（下落）”或“synke（下沉）”，而不是那个名为尼德霍格的怪物。在我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发现了一些能够说明这一相反结果的推论。
伦丁教授睁大双眼说这是一个相关的问题。然后发生了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他邀请我去他威格朗的家中喝咖啡，那里也是他的办公室。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样一个非正式会谈的自发式的邀请是很罕见的，因为我们当时都知道，在学生和教师之间有一条明确的政治分裂的鸿沟。因此，埃里克·伦丁教授的邀请可能会造成一个不小的轰动。而我，这个来自偏远的哈灵达尔农场的“弃儿”，则对我该如何将脚步迈入教授的办公室而感到无法控制的紧张。
之后发生了更多的意外。我们俩意见不一致，但却把我们逗乐了。伦丁教授和我——当时微不足道的平庸学生——我们对关于世界末日的神诗的注解意见相左。
伦丁教授首先辩论道，他认为很有可能是女巫或占卜者，因为一切都在往回和“下沉”。但是，他同时指出：也可以说是尼德霍格，因为最后一个场景或激烈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战争的终结，所有好的神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失败者只有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胜利的力量，然后“下沉”或后退。
关于最后一行内容的解读，我与教授的观点不同。代词hón指代的一定是“女巫”，因为drake（龙）和Nidhogg（尼德霍格）这两个词都是阳性的。
如我所预想的那样，伦丁说《新约抄本》中最初的文本中代词hón没有写全。在那份古老的牛皮的文书上面只写了h，而在索普胡思·布格斯的版本中将它补充为hon——很明显后面的那两个字母是不同的书写斜体。此外，也没有正式的参考可以说明它与Nidhogg（尼德霍格）有关。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我向他借了一支铅笔和几张纸。在他那个学术版本的《埃达》诗歌中，我发现索普胡思·布格斯做了一个标记。伦丁教授看出了我询问的眼神，于是我说：“他在这里做了一个缩写符号，就在h的后面，并在旁边写道：hon就是ho，而不是hann。”
伦丁教授点点头，他说：“是的，在《豪客之书》中，关于女巫的代词并没有什么疑问。”
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两个版本的来源都强调了，应该是女巫下沉，而不是尼德霍格怪物。当然，在索普胡思·布格斯1867年那一版的《埃达》中就对这一问题表示了疑问。
伦丁教授优雅地点了点头，我们两人无言地看了看对方，然后他开始收拾书桌，标志了这一场讨论的结束。
我们俩人以前从来都没有交谈过，而且在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交流过。不过几十年后，我们曾在索菲斯·布格之屋和弗莱德里克服务中心之间的几条小路上碰到过。我们只互相点头致意，并没有寒暄。我在几十年后参观埃里克·伦丁教授的纪念馆时，依旧怀着崇敬的目光向他致意。
关于我那段短暂的婚姻，我已经在这个故事中进行了足够的描述，我尽量将它按照记忆中的样子准确地表述了出来。在我搬走之后，我们之间仍有一些联系，比如我们之间依然共有的那辆丰田卡罗拉轿车。另外，我在那段时间中会时不时地去看住在奥斯高德的养老院的阿姨。我会帮助她报税。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从奥斯陆打车到奥斯高德的沙滩去。
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德丽娜·锡格德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最后一次见到她的名字，是在《晚邮报》上看到了她的讣告。她是我离婚后第一次约会的人。当我听到牧师的悼词，看着葬礼一旁的红色奔驰车，前面放着安德丽娜美丽的照片时，我在厄斯特海姆参加的那场追悼会的故事才变得完整。我将我所讲述的内容的顺序进行了调整：我在提到牧师的讲话之前，就已经说明了我和安德丽娜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