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挪威语专业中唯一的特色，就是今天被我们称为“方言”的这种语言规则。这一内容与我本人也有关，我自己就是一个说方言的例子。我的语言属于“山谷方言”。在挪威的山谷、峡湾和山野地区，存在并保持着一些与众不同的挪威方言。今天，虽然为了发展水电，会架设新的电网，将奥斯陆的电网通到一座山或一个山谷里。但是，仍然不会有更多的人开车来到这些地方生活。因此，当地的文明程度和生活标准完全依赖于挪威在北海发现石油之前的水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某些场合说山区的方言可能会引起一些尴尬。但北欧系或者是民俗科学系的学生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当时最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之一。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能够说一口地道的方言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特别是当一个人可以使用古代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例如有趣的格和复数形式，发生在过去的变格或动词变化中。我自己说的方言是一种对过去的印欧时代的活生生的史前记录。在哈灵达尔，我们依然会在现在进行时中区分“我走”和“他们走”、“我看”和“他们看”、“我是”和“他们是”。我们也会在过去式中区分“我走了”和“他们走了”、“我看了”和“他们看了”、“我曾是”和“他们曾是”。
现在，我不会在语文学中迷失方向了。我只想补充一点，即我一直是说双语的人。哈灵达尔地区的方言一直被我使用至今，保存得很好。同时，我在来到奥斯陆的第一时间就掌握了巴克摩挪威语[9]。我还有一个说保守的“国语”[10]的父亲。更重要的是，我所读过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用巴克摩挪威语书写的，这让我有了很好的语言基础。
能够在两种语言中进行选择使用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不会透露出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在一些情况下，说哈灵达尔地区的方言会有好处。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和佩勒的对话都是使用巴克摩挪威语进行的，而且它似乎成为一种规则，但是他在回答我的时候，会使用哈灵达尔地区的方言。或者是反过来！我俩在角色转换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俩都是双语者。
阿格尼丝，我不知道你对我的语言是否有所反应。我假设你没有在这一点上多想，不过如果需要提示的话，因为我说话的口音不是典型的东部地区方言，所以我使用的都是无可挑剔的巴克摩挪威语的词汇。下一次我们再见面时，我会把口音变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哈灵达尔地区的口音。看看你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应该会很有趣。
现在，我不会表现得太自大。我其实并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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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奥斯陆的头几个月里，过得就像个嬉皮士。之前我也提到过。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遇到玛丽安娜和斯维勒的，还有乔恩，他们可能是除了佩勒之外的我在真实人生中的唯一的朋友，虽然他们出现的时间有限，只有几周，或者是一个月的时间。
但这已足矣！这是另外的时间段中另外的故事。皇宫花园的那段隔离期，我在寻求一种集体的形式。我并不是唯一个独自来首都闯**的人。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寻找群体，以求隐身其中。我相信，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饱读诗书，高于一般人的水平，但是我也可能想错了。
你应该去尼森伯格那里看看我们典型的嬉皮士装扮！绝对不会有人怀疑我是来自奥尔的农村大学生。我可以提一件我在这样一种亚文化环境中的小事，那就是我将自己称为佩勒，并且将斯克林多先生，也就是佩勒介绍给了乔恩，但是其实他本来应该叫雅各布。事情就是这样，我也不记得原因了，不过我记得当时嬉皮士的剧院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觉得雅各布不是一个非常适合“花童”[11]的名字。不过，我的大学注册表上还是写着雅各布·雅各布森。从这一点上来看，我有着双重的身份。当我在图书馆或在索普胡思·布格斯大楼中听讲座的时候，佩勒会坐在科林硕的学生宿舍的窗台上等待我。
这种在公园中进行的“花童”风气并不是一种随机的活动。嬉皮士运动在很多层面上来看，是一种哲学性的运动，一部分源自印度。在我来到奥斯陆之前，我已经受到过印度哲学的启发，特别是其中的“不二论”[12]。在梵语中，Advaita的意思是“不二”，或者是“不是双重的”。我们也会说一元论或非二元论的哲学。在Advaita中的A是一个古老的否定前缀，就像是希腊语中的A（在agnostiker“不可知论者”），或是挪威语中的U（在umulig“不可能的”），而dvaita在印度是二元哲学的名字，它与挪威数词中的“二”有词源关系，来自原始印欧语中的*dwo-，在哥特语中是twai，在德语中是zwei，在英语中是two，在拉丁语中是duo；这种印欧语间的亲缘关系还明显地出现在瑞典语的tv?和挪威语的单词短语中，例如tvetydig（模棱两可的）、tvekamp（决斗）、tveegget（双刃）、tvekj?visyn（矛盾）、tviviholde（紧握）中。几乎所有的印欧语中都保留着这种原始印欧语中的数词，dvaita自然是来自拉丁语汇总的外来词汇dualisme（二元论），并且其词源和哲学含义都是外来的。
在我进入皇宫花园之前，我已经读过了《奥义书》[14]和《薄伽梵歌》——它其实在《摩诃婆罗多》中只占一小部分，而《摩诃婆罗多》则有10万“颂”（诗节），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史诗。这让我在这一环境中有了能够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过，我得注意不能在学术方面谈论此事。我只提了一些简单、不相关，且在嬉皮士的传统中相对核心且重要的东西。它们都会给人留下印象。我不会去背诵梵文中的一些单词。Ahambrahmāsmi的意思是“我是婆罗门”，或者是“我是宇宙”“我就是我”。我也可以指着尼森贝尔格那里的一个玫瑰丛，说它是在表达一种对生活的冷静态度，具有几乎深不可测的认识内涵：tattvamasi——那就是你！
这丛玫瑰花，它就是你！当时我所说的并不是它的词源，tvam就是“你”，asi就是“是”。这就像是在踢肥皂泡。我的信誉或许已经被踢开，破碎了。我在尼森贝尔格的事业会在一切开始之前就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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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生活了几个月之后，我开始参加葬礼。不过我这里的措辞不是非常准确。我从未“开始”过这类的活动。我只记得我和佩勒坐在一起，翻看着《晚邮报》，我的目光扫在了一则讣告上，它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并非是一种渴望，而是对思念的一种好奇心。
在所有闪闪发光的人名之后，我感到了一个大家庭的存在，他们会在父系这一边的人离世之后聚在一起见面。讣告是一种激发家庭凝聚力的存在，它是一种最后的邀请函，告诉大家，所有人都被欢迎参加葬礼之后的追悼会。
我找出我从奥尔带来的一套深色西服，这是一套我参加礼拜时穿着的西服，因为我当时没有别的衣服。我参加了第一个葬礼。你可以将它称为我的“处女秀”。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表达方式是充分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葬礼，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是在参加一个一次性的活动，我将它视为一次社会实验。
当我走进北岸的教堂里时，既没有出汗，也没有呼吸急促。那里面人头攒动，联想到在讣告中出现的人名，这并不意外。我可是经历过在哈灵达尔的那些大型葬礼的人。
我不紧张的原因有很多。我在这座城市中，除了奥斯陆大学的几个学生，还有一些嬉皮士之外，不认识别的人，这里没有供我感到羞耻的地方。一个人会感到羞耻的前提是要有供他感到羞耻的环境，这样羞耻感才有存在的意义。只有那些长时间拥有最少的社交网络的人，才能够“忍辱偷生”。耻辱和耻辱感的存在都要依赖于“他人”，或者是至少要有一个“你”。阿格尼丝，当我提到你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有任何的夸张，而你是让我最有耻辱感的人。
通过一份完整的讣告，能够让我研究出我在参加葬礼时如何谈论关于我与死者结识的内容，如果有必要的话。在哈灵达尔，这样的准备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只不过说说而已。因为在那里，全山谷地区的人或者是半个山谷地区的人都会来参加任何一个葬礼。你与死者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你在葬礼上面受到的尊重也会更多。城市中的葬礼在这一点上也是绝对相似。
像我这样一个未经训练的人，总是尽量让自己成为一个背景。我已经编好了一个我是如何与死者认识的故事，但是它还不够完整，或者说具有创造性。如我所料，我后来也不太需要它。在喝一杯咖啡的过程中，我只被提问过一次，问我是哪一边的家人，我当时还是一个青年，比死者要小六十多岁，我只是摇了摇头，这让我避免被问到更多的问题。
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参加了一个葬礼。一周后，我必须说，这种行为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很多人都会说它是一种负担，但是我没有其他的家庭生活。
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佩勒坐在科林硕学生宿舍的书桌前。我们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上面有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儿子、女儿，这些词都有不同的印欧语来源，既有现存的，也有已经消亡的。实际上，这六个词语都可以追溯至原始的印欧语形式，分别是：ph2tēr、*me2htēr、*swesōr、*bhreh2tēr、*suHnus和*dhugh2tēr。上述的家庭关系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生活的基础和支柱。但是我并不拥有他们中的任何一部分。我从未正式拥有过父亲，也不再拥有母亲。我未曾拥有过兄弟姐妹，也不想要一个儿子或女儿。
我和我父亲的照片被我母亲挂满了房间，但是这无法弥补他只偶尔来到这座山谷中看望他自己的孩子和孩子母亲这件事。这座山谷中的很多儿子和女儿都不曾拥有一张自己的照片，或者是理解这件事的背景，但是这种空虚会一瞬间被他们的父母的存在所填满。在挪威的山谷地区，有长达数千年的口口相传历史的传统。当冬天到来时，在漫长的冬夜里，人们会讲述太阳升起落下的故事。这是每家每户一日三餐时的一项重要的活动。我和我的母亲也被卷入了这一漩涡中。
还有另外一项更加严重的农民的“原罪”：虽然我们住在这座老农庄里，但是我们并不种地。我们在山上有羊，在农舍里有牛和鸡，还有白桦林，可以砍伐我们需要的木材。有一次，我了解到我们的居住情况是一种市政治理的结果，是奥尔市银行确保了我和母亲的生活。因为有银行贷款债务，也要感谢这笔债务，让我在卖掉农庄之前不能得到摆脱。我不想在奥尔这里有任何的羁绊，所以我就把农庄卖了。因为卖掉农庄的钱能够帮助我还清所有的债务。此外，我还卖掉了一些家具。
我们和其他人不同。我们不属于任何“集体关系”。我们被很多人视为“寄生虫”和“社会渣滓”。
来到奥斯陆之后，我可以一切从头开始，而完整的大家族则对我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我对从属于这样的大的集体关系有一种渴望。我并没有比大多数人更加友善。但是生活让我变成了一个独特的渴望家庭的人。
我喜欢父母、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叔叔阿姨。我也喜欢在这样紧密的家庭关系网中的温暖和归属感。我享受这其中的所有角色，我也非常羡慕，可能是由于任性冲动而走进这些关系的人，他们通过婚姻这种方式进入了这样坚不可摧的亲属关系。
我结过婚，至少经历了数年的二人生活。因此，伤痛带来的智慧使我不会歌颂婚姻或家庭生活。这是一种名为“婚姻问题”和“同胞嫉妒”的东西。还有一种名为“精神虐待”的东西。我很了解这些。但是，和我成婚将近三年的女人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她既没有阿姨也没有叔叔，她和我一样，是独生子女。我们的婚姻也没有任何“家庭”可言。我们的同居生活中没有孩子，甚至也没有佩勒的存在。莱顿和我生活在“两个人的寂寞”中，它只不过是孤独的另外一种形式罢了。
说到这里，够了！参加葬礼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我变成了一个追踪家庭生活的“猎犬”。我通过这种方式，“偷取”到家庭生活，因为我需要这么做，因为我没有家庭。
我从来不会作为一个“偷窥者”出现在这些场合里，我不喜欢外人的角色。正好相反，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到目前为止，成为集体关系中的一部分。
教堂的钟声在每一个葬礼前敲响的时候，它们是在为我而鸣。
我每次都会为那些逝者进行一番真诚的思考，将其视为一个刚刚离开人世的活生生的人，并且为他们的亲属真切地担心，而我只是从讣告上面知道了他们的名字。
对于那些按照规矩在葬礼上和他们打招呼的逝者家属，我从来都不会在哀悼仪式结束后将他们忘记。我会小心地保存那些讣告和任何我参加过的葬礼的文书或日程，可以表达出我的精神支持和哀悼。这些特别的文件，大部分都是报纸，被我按照时间顺序叠放在雪茄盒中。你可以说，它们构成了我曾经在生活和死亡的道路上遇见过的家庭或单独的个人，或者说是构成了我的剧目。这样说可能听上去挺令人反感的，或许其他人会在脸书上这么做，但是我没有。而且，他们有能够去参加他们葬礼的家庭成员，而我没有。
我喜欢将我放在雪茄盒中的这些名字作为一种生活中的同伴的名单。或者如佩勒所说：这是一项你自己的人口普查。除了你之外，没有人会在抽屉里面放这样的东西。
佩勒·斯克林多先生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自己也在抽屉里面待过，而且就是和这些雪茄盒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