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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介绍我们的方式自然得体，而且让我们之后一起参加追悼会也变得理所当然。我们很快就离开了饭店，两个人单独走在一起，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如何分开各走各路则变得有些模糊不清。
我们相伴散了一会儿步，绕着花园和帝霍尔姆山的码头走来走去。葬礼之后，我们都要回奥斯陆，但是我是开车来的，而你则要去谢维科机场搭乘当天晚些时候的飞机。我们最后决定由我开车将你送到机场，然后我再掉头向北开回奥斯陆。
我们走到我停车的地方，我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你打开副驾驶那一边的车门。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佩勒，我每次都会将他放在那里等待着我回来。我将他拿起，犹豫了一秒钟。我在想，我是否应该把他一下子扔到后座上。我的这种做法不会让他感到任何的伤痛，因为反正他也并没有生命……
但是当你打算坐下的时候，我只是将佩勒放到了我的左胳膊上，让他有了一次能够向你自我介绍的机会。他像是狐狸似的朝你鞠了一躬，然后用他独特的声音进行自我介绍：“我是佩勒·斯克林多。不过大家都叫我佩勒。”
你的脸上焕发出了光彩。你看着佩勒，对他说：“我是阿格尼丝。阿格尼丝·贝尔格·奥尔森。”
佩勒说：“或许你是那位传说中的北欧研究专家马格努斯·奥尔森的亲戚？”
奥尔森是一个很常见的姓氏，所以这么问其实有些奇怪。不过你还是点了点头。
“是的，我们是亲戚，不过离得比较远。”佩勒想要表现得俏皮一些，他接着说，“小姐，再远也是亲戚啊。你知道他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小城里长大的吗？”
你有些迷惑地说：“不，我还真的不知道。”“或者你知道他的侄子也是阿伦达尔人。他的侄子是卑尔根大学的北欧语言学家，名叫卢德维格·霍尔姆·奥尔森。”你饶有兴趣地微笑着说：“这我也不太知道。”斯克林多先生总结道：“不是人人都知道一切的。”你的目光没有从他的身上离开，但是你犹豫着是否要再说点儿什么。佩勒直接说：“你结婚了吗？”你一下子笑了起来。你先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佩勒冲着我也点了点头，说：“他也没有。”之后，你一直盯着斯克林多先生，并不看我。我能看到你脸上有一道阴影。你说：“我曾经结过婚。”你用一个意外的方式回答了佩勒的问题。然后，佩勒又冲着我点了点头，说：“他其实也结过婚，虽然这有些难以置信。不过他现在又恢复自由身了。你呢？”你又笑了起来，几乎笑弯了腰。但是，你依旧没有看我一眼，只是对着佩勒不停地笑，笑个没完。我将斯克林多先生从胳膊上取下来，扔到了后座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家伙的这一面，今天他表现得有些失控了。当我发动引擎，将一只手放在变速器上时，你也将手放在了我的手背上，大约只持续了一秒钟，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在我的手背上的重量。我踩了一脚油门，我们就上路了。
在我们开到18号高速公路的转弯处时，我本来应该朝左拐，把你送到谢维科机场去的。这时，你问我是否可以搭乘我的车回奥斯陆。你说，你觉得让我一直朝着反方向开车感觉不太合适。
于是，我们在回到首都的家的路上多相处了几个小时。我们一路上谈天说地。你让我告诉你关于格蕾特·西西莉的更多的故事，还有我们一起在奥兰斯达尔峡谷的那次徒步旅行。我看了你一眼，问你是不是认真的：我是否应该告诉你关于格蕾特·西西莉的徒步旅行更多的事情？你露出了神秘的微笑，并点点头。你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孩子，而我的故事就像一袋巨大的糖果，你怎么吃都吃不够。我于是将你想知道的都告诉了你。
我们开始聊起你的表兄特鲁尔斯的故事。或许这是我第一次问关于他前额的那道可怕的伤疤是如何来的问题。不过，回到奥斯陆的路程很长，你可以从头讲起。
你说你们俩人都是1957年11月出生的，是同龄人。你的亲哥哥们都比你大很多岁，在你的童年时光，特鲁尔斯更像是你的亲兄弟。长大成人后，你们俩的关系也很近。
特鲁尔斯还是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就和丽芙-贝莉特认识了，他们很早就有了孩子，他们的两个女儿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说你就像是她们的一个姨妈，而你没有自己的孩子。
现在，特鲁尔斯是一位知名的神经学家和心脏病专家，你毫不掩饰自己为他感到骄傲的心情。在他所研究的相关领域，他已经是享誉世界，他前不久还在奥斯陆负责了一个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类的大脑和记忆”，而这正好是特鲁尔斯自己的研究领域。
我问：“他是如何解释记忆这件事的？”你笑了笑，说：“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很多次了。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我摇了摇头。你说：“他不知道。特鲁尔斯是世界上一流的心脏病专家。但是他对记忆这件事并不了解。”这一次，轮到我笑了出来。我觉得我们俩聊得很愉快，阿格尼丝。你补充说：“每一个十二岁的人都觉得自己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大部分的男孩都认为自己了解关于宇宙的一切。然而天文学家却摇着手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两个都笑了起来。我接着说：“他前额的那块伤疤是怎么回事儿？”于是，你将关于伤疤来由的整个故事告诉了我。当你俩还是孩子的时候，总会去住在瓦勒的祖父母家度假。虽然特鲁尔斯是男孩，你是女孩，但是你们一直睡在同一间卧室里，一直到你们长到十来岁。你们的父母其实早就建议你们分开，但是你们一直反对。
你们俩会整夜不睡一直聊天，聊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暑假的时候，你们会一直聊到清晨。要不然，你们会一直醒着不睡，听着窗外夜莺的歌唱。夜莺的歌声非常优美，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和音色，你们会看着彼此笑出来。有几次，你们甚至会开心大笑到直不起腰。
有一次，当你们在苹果园玩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意外。当时，你们俩只有八岁，关于年龄这一点，你非常确定，因为那是格蕾特·西西莉坐在轮椅上的第一个夏天。特鲁尔斯和你当时移动着一个老井上的盖子。那个盖子是块非常沉的厚木板，但是它并没有被牢牢地固定住。你们俩把它朝一边使劲推开，想要看看井里有什么。那口老井里并没有水，但是你们还是想看看数米深的黑洞里有什么。
不过，你已经记不清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你说。当时可能由于意外，特鲁尔斯突然头朝下栽到了井里。你立刻高喊求救，四个大人马上赶来救援。他们将男孩从井里艰难地拉了上来，但是你强调说你记不清楚细节了。被救上来后，你表兄的脑袋上有一个可怕的伤口，而且在不停地流血。但是他的意识还在，也没有哭。
当时，瓦勒那里还没有通公路和桥梁，所以大人们必须乘船将特鲁尔斯立刻送到克洛克岛上去，那里有救护车在等待，他们会将男孩儿送到弗莱德里克斯塔的医院去。但是，你不能跟着一块去，只能待在岛上。你觉得一切都是你的错，大人们一定会因为这件事责怪你。当时，在半年前格蕾特·西西莉发生意外之后，你们家里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意外了。
当天晚上，特鲁尔斯和他的父亲从市医院回到家里。他的头上包裹着一大圈绷带。医生给他缝了十七针，之后，他的前额上就留下了那道伤疤。
你说，你的记忆中有一块很大的空白，这让你无法回忆起所有的内容。但是有一件事你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特鲁尔斯之后得到了一大包的糖果，而他在能够回到家里和你分享之前一直拒绝打开它。
讲完这件事之后，你坐在那里盯着窗外看了几秒钟。然后，你又看了看我，有些尴尬地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但是，这是我要求你告诉我的。这是我的请求。一切都很好。听到你讲的这些事，我觉得很高兴。我感觉我们已经认识好几年了。不过，问题又回来了：我现在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我为什么要坐在哥特兰这里重复着这一切？我们已经在车里都说过了啊。是的，阿格尼丝。我很享受重复讲述这些事的过程。你的讲述是那么的生动、温暖，而又尖锐。在我听起来，是那么的让人充满活力。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有任何别的这样的密友。
很多年后，当我进行更长的汽车旅行时，我会讲起这件事。和安德丽娜去奥斯高德海滩的那趟旅行是一个谎言。那只不过是我写出来的一个故事。
我经常让自己沉醉在这样的幻想中。
在我们回奥斯陆的路上，你曾有一次让我将车靠边停下，因为你想和佩勒聊天。他表现得还可以，不过你们的对话渐渐让我觉得有些难以忍受了。我想要打断佩勃，我觉得他提了太多的关于你的个人问题。而你则很有耐心地一一回答，而且是笑着回答的。不过，你很快就再次掌握了主动权，开始将问题抛回给他。他讲得真的很多，从1959年的霍尔斯日一直说到我在纸牌游戏上赢了他的事情。关于这之前的事情，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时，车开进了奥斯陆，我意识到，我们这趟漫长的旅行就要画下句号了。我们俩中的一个提议说，我们可以把车停下，在霍勒姆斯的一家餐厅吃晚餐。喝完一杯咖啡后，我们两个决定，我之后可以给你写信。我们没有相约再见。我们也没有再见的机会。但是我可以给你写信。这是你说的。最后，你请我给你写信。你想要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还有我为什么会出现在格蕾特·西西莉的葬礼上。
我还有一段关于那天的水晶般清晰的记忆。虽然我们没有相约再见面，但是当我们的车开进首都的时候，你说你希望能够再见到佩勒。另外，你要求我向你承诺，承诺你可以再见到佩勒。
关于我是否会把我自己的故事寄给你，我还没有做出决定。在我决定之前，我必须告诉你我在哥特兰的经历。这里还有一小章关于伦丁的故事。虽然我现在坐在这里写着信，但我不想和这里有任何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