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事情不出所料，两三天之后，使小六陷于苦恼的佐伯家送来了回信。内容极为简略，不过是婶母亲笔写的。本来用一张明信片就足够了，却郑重其事地用了封口的信，贴了三分钱的邮票。
宗助从机关下班回家，把紧身的筒袖工作服扒下来，换了衣服刚在火盆前坐下，看到抽屉处插进了一封特意留了一些在抽屉外的信。宗助喝了口阿米斟好端来的粗茶，立即启封看信。
“哟，安弟到神户去了啊。”宗助一面看信一面说。
“什么时候的事？”阿米就这么保持着把茶碗端到丈夫面前时的姿势，问道。
“信上没写具体日期，只是说反正不久就回东京的。看来就会回来的吧。”
“什么‘不久就怎么、怎么’的，毕竟是婶母的说话口气呀。”
对于阿米的这种看法，宗助不置可否，而是径自把看过的信卷好，随手一扔，摩挲着自己那四五天没刮过胡子的脸颊，感到有些扎手。
阿米随即把信拾起来，却不大想读，只是把信放在膝上，望着丈夫的脸。
“信上说不久就要回东京，这算是什么意思呢？”阿米问。
“那就是说，一俟回来就同安之助商谈，然后当来拜访。”
“这‘不久就要’嘛，真够含糊的。应该写清楚什么时候回来嘛……”
“是啊。”
阿米出于慎重，把膝上的信纸展开来读了读，然后按原样折起来。
“请把那信封拿给我。”阿米把手伸向丈夫。宗助拿起位于自己同火盆之间的蓝色信封，递给妻子。阿米朝信封中“噗”地吹了口气，使封口张开，把信纸装进去，然后到厨房去了。
宗助就此把来信的事抛到脑后，不再理会了。他想起今天在机关上班的时候有同事谈及“在新桥旁碰见了不久前从英国来日本的基钦挪尔[6]元帅”，似乎成了那样的人物后，走遍全世界都会引起社会的轰动，不，实际上这种人也许生来就是那样的人物吧。宗助把自己迄今为止在人生道路上的遭遇以及紧接着将在自己眼前展开的未来，同基钦挪尔这种人物的境遇对照着比较了一下，觉得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宗助心里这么想着，同时不停地抽着香烟。屋外，自傍晚起刮风了，传来的风声仿佛是从远方认准目标奔袭而来似的。风不时停歇一下，碰到这种间歇时，显得寂静极了，竟比狂风大作更觉凄惨。宗助抱着两臂，想到现在已临近鸣警钟防火灾的时节了。
宗助走到厨房看看，见妻子把炭炉烧得很旺，在炒鱼片；阿清则弯着腰在水槽那里洗着咸菜。这两个人都一声不吭，专心致志地干着自己的事。宗助推开拉门，站着听了一会儿从鱼片上滴下油汁的声音，然后默默地关上拉门，回到原来的坐处。妻子是目不转睛地只顾炒菜。
吃过饭后，夫妇俩面对火盆相向而坐。
“佐伯家那里真伤脑筋哪。”这时阿米又搭讪道。
“嗯，毫无办法。看来只好等安君从神户回来再说了。”
“是不是先去见一见婶母，把事情说一说呢？”
“是啊。哦，我想这几天应当会有消息来的，暂且等一等吧。”
“小六弟要生气的呀，你说是不是啊！”阿米特别提醒丈夫注意这一点之后，微微一笑。宗助垂着眼，把手中的牙签插到和服的衣襟上。
隔了一天，佐伯家总算来了信，宗助便写信告诉了小六，并在信末按常例添上了表示这几天大概会有着落的话。这么一来，宗助感到在这件事上暂时松了口气。宗助的脸上露出“在事情的自然趋势未再逼至眼前时，还是把这事忘掉，免得烦神”的神情，每天到时候上班、到时候下班。他下班回家已经不早，一般回家后就懒得再出去了。来客几乎没有。没什么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就在十点钟之前让阿清去睡了。夫妇俩每天晚饭后都要面对面地坐在火盆的两侧，作一个小时光景的闲聊。话题不外乎日常生活上的事。不过从来不谈及诸如“这个月底如何付清米款”之类的家计窘境，也不作青年男女间那种艳情蜜语，关于小说或文学评论方面的话就更不用说了。他俩的岁数都不算大，却已像是那种过来人似的，天天过着朴实无华的日子。看上去，好像一开始就是两个极平常、极不显眼的人为了结为例行的夫妇关系而凑合到一起来似的。
从表面上看，夫妇俩都是无忧无虑的人。从他俩对小六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就不难想象了。但阿米毕竟是个女流，她曾经提醒过宗助一两次：“安弟还没有回来吗？你这个星期天去番町走一次行不行……”
“嗯，去一次也好。”宗助只是这么回答而已。等到这“去一次也好”的星期天到来时，却又像忘掉完事了。阿米见状也没有责难的表示。
如果哪天碰上好天气，阿米就说：“去散一会儿步吧。”碰上刮风下雨，又会说，“今天幸好是星期天哪。”
总算走运，小六此后没有来过。这个青年人有些神经质，执拗得很。他一旦有什么想法，绝不肯半途而废。这与学生时代的宗助十分相像；但有时也会突然变卦，现出把昨天的事完全忘却的神情。毕竟是同胞弟兄，凡此种种，小六极像早年的哥哥。此外，小六的思路比较清晰，他是把感情掺进了思路呢，还是在感情上套了理性这个框框呢？这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不讲清楚理由，小六绝不罢休；如果理由充足，他就一心要使这些理由起到作用。加上他的精力充沛，在程度上超过了他的体质强度，所以大都能凭他那年轻人的血气行事。
宗助每次看见弟弟小六，总感到那是昔日的自己再次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眼前似的。宗助有时候会产生惴惴不安的情绪，有时又会觉得心里很不痛快。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宗助心里就会想：“这是不是上苍故意把小六摆在我眼前，以便尽量反复地唤醒我对往事的苦痛回忆呢？”这是多么可怕！“难道我这个弟弟就是为了重蹈我的命运而降临人世的吗？”想及这一点，宗助越发感到惴惴不安了。有时候毋宁说是感到很不愉快。
但是迄今为止，宗助既没有对小六提出过什么说得上是意见的话，也没有对他的前途指点些什么。他对待弟弟的态度，是极其平庸的。宗助现在的生活是消沉的，以致不能想象他是一个有过那种过去的人，他在对待弟弟的态度上，也不大摆出自己乃是有过什么不凡经历的长者腔。
在宗助同小六的中间，本来还有两个兄弟，但是都过早地夭折了，所以这兄弟之间竟相差了十岁光景。再说宗助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故转学京都，兄弟俩一起生活的日子遂告结束，那时小六是十二三岁。那时候小六是一个脾气犟、不听话的捣蛋鬼，这使宗助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父亲还活着，家境也不坏，家中的下房里还住有长雇的包车夫，一家的生活过得很宽裕。包车夫有一个比小六小两三岁的孩子，这个孩子老是同小六在一起玩。有一年夏天，太阳火辣辣的，两人在长竹竿的一端安了个装点心的袋子，到大柿树下捕蝉。宗助见状，叫道：“小阿兼，你这样脑袋顶着太阳，会中暑的啊。喏，把这个戴上！”说着，把小六的旧凉帽给了那个孩子。小六见哥哥把自己的东西擅自给别人，很恼火，一下子夺过孩子接下的帽子，摔到地上，同时一个箭步踩住帽子，把一顶麦秸草帽踏得不像个样子。宗助赤着双脚从廊庑上奔下来，揍了小六的脑袋。自此以后，小六在宗助的眼睛里就成了一个可恶的坏孩子了。
二年级的时候，宗助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大学，而且不能回东京的老家。他从京都径直去了广岛，在那儿生活了半年光景，父亲去世了。母亲是六年前先于父亲去世的，所以老家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父亲的小老婆，二十五六岁；一个是小六，十六岁。
宗助接到佐伯家拍来的父死讣电，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东京。在葬仪等事宜了结后，宗助觉得应把家务处置一下，清查之后，发现家底竟出乎意外得可怜，而且债台高筑，简直令人大吃一惊。他去同叔叔佐伯商量，说是别无办法，只好卖房子。最后商定，付一笔钱给父亲的小老婆，打发她立即离开这里；小六嘛，则暂拜托叔叔家照顾。但是，主要的问题——那房产绝不是想卖掉就顿时可以脱手的。无奈之下，宗助只好央求叔叔暂且张罗一下，先把眼前的难局打发过去。叔叔这个人染指过各种事业，都失败了，可以说是个爱冒险的事业家。宗助从前在东京的时候，叔叔会时常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说动宗助的父亲拿出钱来。宗助的父亲也可能有他自己的贪欲，但他掷到叔叔事业里的钱，确实相当可观。
在父亲已经去世的当时，叔叔的情况好像没多大改变，不过碍于父亲生前的情谊，加上这一类人的一般规律——碰上某些场合，还是表现得比较能够通融的。叔叔很爽快地接受了侄子的委托。而宗助就把变卖房地产等一切事宜，交给叔叔全权处置了。换言之，宗助仿佛是把房地产当作急于取到钱而给人的一种报酬似的献了出去。
“反正我看哪，要是没找着这些东西的合适买主而卖掉的话，是会吃亏的呢。”叔叔说。
至于家具之类只会占地方而又不值钱的东西就悉数出卖了，只有五六幅挂轴和十二三件古董交付叔叔保管，宗助接受叔叔的意见——还是耐心地物色到适当的需求者再卖，以免吃大亏。除去一切开支后，宗助那次净得了两千元左右。但是，还必须从中拿出一部分来给小六作学费，如果将来分月邮寄给弟弟，那么，在自己尚未站稳脚跟的当时来说，恐怕会陷于难以兑现的局面。所以，宗助虽然感到有些进退两难，还是断然分了一半钱交给叔叔，作为照料小六之用。他想，自己已经半途失学，至少该让弟弟就学成材；并且抱着一线很不可靠的希望——手头这一千元钱用完后，总有办法可想的，也有可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些钱的——回广岛去了。
大概是半年之后吧，叔叔寄来了一封亲笔信，信上说：“房子终于卖掉了，请放心。”但是压根儿不提卖了多少钱之类的话。宗助回信去询问，隔了两个星期才来了回音，说是“反正足够还清上次垫付的款子，别挂念就是了”。宗助看了这封回信，颇感不满，但是见信里还写着：“详情日后面告……”便想立即到东京去一次。他半带商量地对妻子说：“其实是这么回事……”阿米现出了不胜同情的神色，说：“不过，你去不了呀，真没办法呢。”她又照例笑笑。宗助这时才像是从妻子嘴里听到宣判的人似的，抱紧着两臂沉思了一会儿，确实，自己是处于绞尽脑汁也无法摆脱的境遇之中，只好听其自然了。
事不得已，又通了三四次信，结果毫无新的进展，对方的回信老是像印出来似的，一味重复着“详情日后面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