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看到我的上司——那个正规军少将——正透过玻璃隔断急切地朝我做着手势。我起身走进他办公室。少将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和二战，胸前挂满绶带，但他此刻紧张得满头大汗。
“听着，”我说，“那老头告诉我该跟你谈谈，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排到名单最前面。我告诉他我不能那么做。”
少将愤怒地说：“他想怎么样就照他说的做。那老头是国会议员。”
“那名单怎么办？”我说。
“操他妈的名单。”少将说。
我回到自己桌边，国会议员和他年轻的继承人正坐着。我开始填征召表格，现在我认出了那孩子的名字，有一天他将会身家过亿。他的家族是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成功故事之一。而他却在这里，报名参加六个月项目好免去服两整年的兵役。
国会议员的表现堪称完美，他没有颐指气使，也没有炫耀他的权势逼迫我破坏规矩。他轻声说话，无比友好，恰到好处。你不得不钦佩他对付我的方式。他试着让我觉得自己是在帮他，还提到只要他能帮我任何事，我都应该打电话去他办公室。那孩子除了就他的征募表格回答问题外一言不发。
但我就是有些不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利用权势和它导致的不公平并没有道德上的反对。只是他们迎面把我碾压成齑粉，而我什么都不能做。或者也许是因为那孩子已经他妈那么有钱了，凭什么就不能为这个完全没有亏待他家族的国家在陆军里贡献两年？
所以我给他们使了个他们不可能注意到的绊子。我给那孩子加了条重要的MOS推荐，MOS指的是军事专长，他会受训学习这一陆军工种。我把他推荐给了我们小队里少数几个需要电子专长的岗位。这样做，我只想确保一旦有任何全国性的紧急事件，这个孩子将会第一批被征召。几率不大，但管它呢。
少将走出来，带着那孩子宣誓，让他重复誓言，内容包括他不属于共产党或其任何分支。然后大家握了握手。那孩子一直控制着自己，直到他和国会议员开始往我办公室外面走，那孩子朝议员笑了笑。
那是个孩子战胜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笑容，即便在孩子脸上，这样的笑容也会令人连连摇头，更不用说现在了。我明白，这个笑容并不能说明他是个坏孩子，但却瓦解了我对用MOS给他使绊子的内疚心。
弗兰克?阿尔柯在房间另一边，守着他自己的桌子看到了整件事，他一点时间都没浪费。“你还要当多久笨蛋？”弗兰克问，“那议员从你口袋里抢走了一百块，谁知道他能从中得到多少。大概几千块。如果那孩子来找我们，我至少可以从他身上榨出五百块。”他非常不屑一顾，这让我大笑起来。
“啊，你根本没把这事情当真，”弗兰克说，“只要你听我的，就可以赚到一大笔，也可以解决很多麻烦。”
“这种钱不是我该赚的。”我说。
“好吧，好吧，”弗兰克说，“但你得帮我个忙，我非常需要一个空位。你注意到我桌边那个红发孩子了吗？他愿意给五百块，他随时都有可能收到入伍通知，只要收到，他就不能再参加六个月项目了，那违反规定。所以我得今天就征召他，但我的小队里没有空位。我希望你能把他招进你的队里，钱我们对半分，就这一次。”
他听上去挺绝望，所以我说：“好吧，叫那人来找我。但你把钱拿着，我不想要。”
弗兰克点头：“谢了，我会留着你的那一份，免得你改主意。”
那天晚上，当我回到家，瓦莱莉端上晚餐，我陪孩子们玩了会儿才让他们上床。之后，瓦莱莉说她需要一百块给孩子们买复活节的新衣新鞋，一个字也没提她自己，但就像所有的天主教徒一样，为复活节买件新衣服几乎是一件宗教义务。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对弗兰克说：“听着，我改变主意了，我要我的那份。”
弗兰克拍了拍我的肩。“这才是好小伙。”他说。他把我带进男厕所以确保隐秘，然后从钱包里数出五张五十的。“我这周末还会有另一个顾客。”我没回答他。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真的做了不诚实的事情，我却没有特别难受。令我意外的是，实际上，我感觉不错，快活极了，在回家的路上还给瓦莱莉和孩子们买了礼物，到家后我又给了瓦莱莉一百块给孩子们买衣服。我看得出她因为不用找父亲要钱而大松了一口气。那一晚，我睡了多年来第一个好觉。
我决定做这生意，一个人，不跟弗兰克合作。我的整个人格都开始改变。当坏人非常有意思，那带出了我最出色的一面。我放弃了赌博，甚至放弃了写作。事实上，我对自己在写的新小说完全失去了兴趣。第一次，我全神贯注于我的政府工作。
我开始研究厚厚的陆军规章，寻找所有能让被征召的人逃脱兵役的法律漏洞。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是，健康标准是随意调整的，一个孩子即使这个月过不了体检被拒绝入伍，也可能六个月后轻易通过。一切都取决于华盛顿的招募名额，甚至取决于预算的分配。有条款规定，任何因精神紊乱而接受过休克疗法的都不能被征召，还有同性恋者，以及如果某人在私人企业中做技术工人，他就太有价值而不能去当兵了。
然后我研究了我的顾客们。他们的年龄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不等，最炙手可热的通常是那些二十二三岁的，刚从学校毕业，为即将在美国陆军里浪费两年而恐慌。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加入只服六个月的预备役现役。
这些孩子要么自己有钱，要么来自有钱人家。他们都接受了训练，即将进入某个行业。有一天，他们将会成为中产阶级的上层、有钱人、美国生活方式各方面的领袖。在战时，他们就会削尖脑袋想进入军官预备学校。现在，他们则情愿做部队糕点师、缝补制服或维护卡车的技工。其中一个才二十五岁就已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一席之地了，另一个是个有价证券专家。那时华尔街正生机勃勃，新股一上市就会大涨十点，而这些孩子正越来越富，财富滚滚而来。他们付钱给我，我便还了欠亚蒂的几千块。他非常惊讶，还有些好奇，我告诉他是赌博走了运。我太惭愧，没法告诉他真相，我极少欺骗他，这是其中一次。
弗兰克变成了我的顾问。“小心提防那些孩子，”他说，“他们是真正的骗子。对他们狠一点他们才会更尊重你。”
我耸耸肩，完全不理解他的这些细微道德区分。
“他们就是一群该死的会哭闹的孩子，”弗兰克说，“他们凭什么不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奉献两年，非得指望这个六个月的狗屎项目来逃脱？你和我，我们俩打过仗，我们为自己的国家战斗过却什么都没有，我们是穷人。这些人呢，国家对他们那么好，他们的家庭都过得很好。他们有好工作、远大的前程。而这些混球甚至都不愿意服兵役。”
我有些惊讶于他的愤怒，他平常很随和，从不说人坏话。我知道他的爱国情感是真实的，作为一个预备役中士，他极为勤恳，只是当公仆时才变成坏人。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没遇到任何麻烦就找到了常客。我列出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官方的轮候名单，一份是我的行贿者名单。我很小心地不要贪婪，十个名额留给付了钱的人，十个给官方名单上的人，每个月无比准时地赚一千块。其实，我的顾客们已经开始互相竞价，过不了多久，一个名额的价钱就变成了三百美金。当一个穷孩子走进来时，我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在被征召之前及时排到名单前列时，会觉得内疚。这让我纠结到最终决定完全忽略官方名单。我每个月让十个人付钱，然后十个好运的家伙免费入伍。简单来说，我利用了自己的权力，这是我一直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做的，但并不坏。
我当时不知道，但我已经在我的小组里建立了一支朋友之军，他们之后救了我的命。另外，我还定了另一项规矩：只要你是个艺术家、作家、演员或菜鸟戏剧导演，你就能分文不花地入伍。那是我的补偿，因为我再也不写作了，再也没有下笔的冲动，也为此而愧疚。实际上，我积攒负罪感的速度就跟赚钱的速度一样，所以想通过做好事这种经典的美国方式来赎罪。
弗兰克批评我缺乏生意直觉，说我人太善良，必须得变得更强硬，否则人人都会占我便宜。但他错了，我可没有他和其他人想的那么善良。
我的眼光更远。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这个骗局总有一天会曝光。太多人参与进来，几百个拥有我这样工作的平民都在收受贿赂，几千个预备役军人都是花了一大笔钱才能进入六个月项目。这一点仍然让我别扭：人们竟然愿意花钱参军。
有一天，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带着他儿子走了进来。他是个生意人，有钱，他儿子是个刚刚开了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那父亲手上有一堆政客的信。他跟正规军少将谈了谈，然后在小组会议的当晚又跑来见预备役的上校。他们对他非常客气，但用通常的名额不够的说辞打发了他，叫他来找我。所以那父亲跟他儿子一起来到我的桌边，把那孩子的名字登进了官方的等候名单。他姓西勒，而他儿子叫杰里米。
西勒先生做汽车生意，专卖凯迪拉克，我让他儿子填了问卷，随便聊了聊。
那孩子什么都没说，他看上去很羞愧。西勒先生说：“他得在这个名单上等多久？”
我靠在椅背上给了他通常的答案。“六个月。”我说。
“他在那之前就会被征召，”西勒先生说，“如果您能做点什么帮助他的话，那就太感谢了。”
我仍回以通常的回答。“我只是个文员，”我说，“唯一能帮到你的是你已经见过的那些军官，或者你可以试试看找你那区的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