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尼戴斯完善了一种赞颂伟人的赞辞，手法是回忆过去的某位英雄，然后与被赞者进行比较。因此，尽管被赞颂的对象可能已经被遗忘，但传说故事得以保存。
巴库利德斯是诗人身后成名怪象的例证。他的诗作失落千年，直到1896年才被发现少数抄写在埃及莎草纸上的作品，破碎而残缺。巴库利德斯的才华以及希腊胜利诗歌的精神，在一首赞颂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马的诗歌中得以展现。希腊人对竞技体育的重视程度比现代的大学生们更高，因为竞技比赛不仅与爱国主义有关（就像美国队与英国队在泰晤士河上的划船比赛一样），还与宗教精神有关（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诗人赞颂冠军马，也是在赞颂马的主人——锡拉库萨的统治者希罗。这首诗的价值在于其神话部分，这部分讲述了赫拉克勒斯与梅利埃格在冥界的会面——这是希腊文学中唯一提及这个故事的作品。在奥林匹亚、特尔斐以及其他城邦，为了向诸神致敬，希腊人会设置一些重大节日，举办各种展现英勇精神的竞赛，比如，摔跤、赛跑、音乐、诗歌、雕刻和哲学辩论。我们现在会听到某些学者抱怨人们太过于推崇只会体育的运动员，不论古代还是现代的观众，都在驳斥这种言论。当时，诗人能够献上庄严的颂歌，为赛马冠军或者战车比赛冠军庆祝，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品达是最伟大的胜利颂歌作者。他的地位不仅因为他的天赋异禀，还因为身后的荣光：他的作品大概有四分之一流传至今，包括好几首在奥林匹克、皮提亚、伊斯特米亚和尼米亚竞技会[47]上庆贺各种胜利的完整颂歌，以及好几百行残片。正因如此，品达几乎成为现代人心目中唯一的颂歌代表人物，尽管在希腊人心中他与另外几位诗人不分伯仲。
实际上，颂歌是由歌舞队一边演唱一边跳圆圈舞来表演的。第一节诗，舞者从右往左转，称为“strophe”，意思是“转动”；第二节诗，往相反方向舞动，称为“antistrophe”，意思是“反转”；到了后面的第三节诗，称为“epode”，意思是“站立不动”。这种三个诗节为一组的单元可以按照诗人的意愿一直循环下去。颂歌成为英语诗歌中一种重要而优美的格式，但是后者的结构比希腊颂歌更松散，主题也相差甚远。雪莱的《西风颂》、济慈的《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华兹华斯的《不朽颂》、史文朋的《维克多·雨果生日颂》和丁尼生的《威灵顿公爵颂》，全都是现代颂歌。它们与希腊人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相似点：主题高贵且情感庄重。美国诗人洛威尔的《（哈佛大学校庆）纪念颂》是一个不太振奋但相当有趣的颂歌例子。而另一个更坚定地遵守希腊颂歌形式的例子，是才华出众的威廉·康格里夫献给安妮女王庆祝马尔伯勒公爵获胜的作品。他第一个指出，真正的品达体颂歌，结构规律而准确，不能像17世纪的诗人考利收集的那些所谓“品达体颂歌”那样随意、不规则地组合长短行诗句。但是，品达体颂歌的优美并不完全体现在格式上，也体现在大胆、崇高的思想上。品达是一位对所有艺术都有所感悟的艺术家（这并非他独有的特点，而是希腊人整体的特点），只不过通过他的精巧诗句体现出来罢了。例如，他认同诗歌与雕刻之间的紧密关联，并且用美妙的诗句表达出来，这种美感即使经过了翻译仍然被部分保留了下来：“我非雕刻家，无法刻出永远慵懒地站立在基座上的雕像；但是，我的甜美诗歌将乘着每一艘运船、每一叶轻舟，从埃伊纳岛传往世界。”
提起雅典，我们都觉得它是希腊文化的先导者。它确实是，而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百年，主要是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但希腊文明从小亚细亚扩展到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艺术在许多城市与州省蓬勃发展。自称是荷马出生地的城市就有七个之多，这一点本身就很有意思。品达出生在底比斯城附近，巴库利德斯和西蒙尼戴斯出生于喀俄斯岛，阿那克里翁则出生在小亚细亚的泰奥城，阿尔凯奥斯出生在莱斯博斯岛的米提利尼，诸如此类。来自希腊其他城邦的诗人和艺术家对雅典非常向往，或者在那儿短暂停留，或者定居入籍，就像现在的法国作家迟早会去巴黎，或者英国作家都想去伦敦一样。只不过，雅典从来都不是现代大城市这种人口稠密的政治与商业中心。
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世界时，所有的希腊城市都失去了力量。虽然它们并没有立刻丧失个性与本地特色，但是文学的好几个方面开始渐渐衰落。天才们嘴里说出来的不再是人们自然表达的话语。虽然整个世界都在说希腊语，作家们也用希腊语创作，受众更加广泛、更有文化，但是文学没有了个性，不再像以往那么热情、多样。文学越来越脱离生活，渐渐成为书本上的东西，要么互相模仿，要么自作多情。当时主要的文学中心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由征服者建立于公元前4世纪末期。它的人口很快就达到了三十万，部分要归功于统治者托勒密家族建起的庞大图书馆——它吸引了大量学者、艺术家和诗人。亚历山大港、珀加蒙和其他新城、旧城的统治者当然会努力培养艺术和学术。学术确实蓬勃发展起来了，比如哲学、评论。但艺术，尤其是诗歌，停滞不前。
至于亚历山大时期的诗歌为什么会失去古希腊的风范与活力，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解释。有一个变化是，新诗人们创作的诗歌是用来阅读的，也就是说，为眼睛而写；而古老的诗歌都是用来朗诵、歌唱的，为耳朵而写。也有可能是，希腊天才们已经把所有能说的话都说完了，再也找不到新鲜的想法和形式来使诗歌重焕光彩。
不过，有一位名叫忒奥克里托斯的诗人，仍然有一些新鲜原创的佳作。他将牧歌发展至完美的程度，以至于他的名字成为这种诗歌形式的代名词，就像品达几乎成为颂歌的唯一代表人物一样。牧歌，正如其名字所示，是一种描写牧羊人的爱情、信仰及其居住地自然风光的诗歌。牧羊人之间的对话和歌曲是如此优雅和有诗意，以至于使后世某些较为武断的批评家质疑：淳朴的农夫怎能有如此细腻的感情呢？但我们知道，所谓普通人创作的民歌，其实充满了想象力，文字和韵律通常都很优美。事实上，忒奥克里托斯的“idylls”（这个词的意思是“小幅图画”）源自真实的牧羊人，他们每天坐在西西里岛的绿草茵茵的山坡上、碧蓝的天空下，唱着、奏着代代相传的曲子。虽然诗人以娴熟的艺术手段对手里的材料进行过加工，虽然他本身是贵族，但他手中材料的真实性以及它们与简朴的人民生活的关联性，使他成为活力四射的诚挚诗人。他的乡村诗歌就是他的代表作，当他放弃牧歌转向传统史诗主题后，他就再也不是西西里岛的大自然诗人，而是亚历山大港的书呆子诗人了。他的后继者彼翁和莫斯霍斯有两首诗歌传世：彼翁的《阿多尼斯哀歌》和莫斯霍斯的《彼翁哀歌》。这两首诗歌代表了牧歌当中为逝者哀悼、颂扬的特色，在这方面，牧歌是众多现代模仿者最推崇的一种形式。
牧歌成为现代语言当中的一个传统诗歌形式。维吉尔的《牧歌》是模仿忒奥克里托斯而写的。当时他很年轻，尚未找到自己的方向，因此《牧歌》显得相当谦卑，但自有一番风味，而且随着他的其他成熟诗歌的传播而变得越来越受欢迎。维吉尔对罗马国家以及英国的影响力，当然大于任何一位希腊诗人。牧歌能繁盛发展起来，部分要归功于他。现代人的牧歌作品多数显得虚伪和拙劣，如同以前在法兰西宫廷中穿着丝绸与蕾丝衣服假扮成牧羊人的那些傻瓜！不过，也有一些牧歌是天才之作，因为诗人是真心热爱郊野的。某位诗人如果称呼一位漂亮的英国女孩“克洛伊”[48]，就是说她很可人，意思和“泰丝”或“安妮”是一样的。
牧歌的发展有四个方向。首先，忒奥克里托斯和维吉尔的短诗在许多个世纪里都是最受诗人们喜爱的形式。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挤满了牧羊人，或者“深情款款”，或者“热情如火”，各种各样的都有。有些英语牧歌可爱而自然，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宾塞的《牧人月历》十二首，每个月一首，有意仿经典而作，但充满了英国风情。18世纪，约翰·盖伊在牧歌《牧人的一周》中刻意加入了英国特色，并且描述说：“相比西西里岛或者阿卡狄亚的牧人，我们自己这些诚实勤劳的农夫同样值得英国诗人费笔墨。”
牧歌的第二种发展方向是将少许的对白拓展为完整的戏剧。在意大利，最著名的例子是塔索的《阿明达》。而在英国最好的例子是本·琼森的《悲伤的牧羊人》，通篇散发着英国树林的气息。约翰·弗莱彻的《忠实的牧羊女》是受塔索的《阿明达》启发而写的，背景设定、角色名字和神话都源自希腊或者假托于希腊。还有，我们不能忘记艾伦·拉姆塞所写的满篇苏格兰方言的《温柔的牧羊人》，因为其中的角色栩栩如生而充满了简单真实的美感。
牧歌的第三种发展方向是散文体传奇，或者说，是散文与诗歌组合在一起写成的传奇，比如意大利人桑纳扎罗的《阿卡迪亚》。在此基础上，菲利普·锡德尼写了一篇文雅版《阿卡迪亚》，里面使用的言辞比乡村农夫，甚至比除文人墨客外的所有人的言辞都要艰涩。我们关注的牧歌散文只包括那些写给农夫看的传奇小说，例如法国人乔治·桑和英国人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他们也许不像忒奥克里托斯那样拥有传统特色，但与之同属于一个世界，因为他们的绵羊和牧羊人都是真实的。
牧歌的第四个发展方向最高雅、最有诗意，弥尔顿的《列西达斯》和雪莱的《阿多尼斯》就是例证。诗人在为好友所写的哀歌中，将自己与好友都化身为希腊人。在《阿多尼斯》里已经没有多少牧歌的痕迹，而主角——逝去的济慈——并没有化身为牧羊人，而是诗人，以下面的句子悼念道：
他爱过的一切，铸造成思想。
诗中唯一的希腊元素只有名字而已。但是在《列西达斯》中，弥尔顿运用了牧歌的象征手法。他和金是大学时的好友：
在同一座自我的山坡上接受照料，
在同一个羊群中成长，享受着相同的喷泉、树荫与小溪。
在任何国度，写给逝者的挽歌都比较婉转，可是戴着希腊面具表达对英国朋友的悼念，真是格外兜转。弥尔顿当然处理得非常精妙，马修·阿诺德在《色希斯》中以博学的希腊学者形象出现——他确实是。我认为，再往后的同类诗歌中就没有值得关注的作品了。除了以往的杰作，我们已经厌倦了那一类诗歌，它们不会在现代文学中再度出现。
现存的希腊诗歌——包括所有类型的诗歌——当中，最珍贵的古籍是《诗选》。它收集了公元前6世纪—公元6世纪的许多位作者的短篇诗歌。这些作品包括短颂歌、短牧歌、短讽刺诗、短爱情抒情诗，涵盖了人类能够用简短的语言表达的所有情绪，与那些宏伟的史诗、戏剧和历史记录相比，它们更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希腊人生活的核心，或者内心的某个角落。
《诗选》由公元前1世纪的诗人梅利埃格编选。梅利埃格收集了大约四十首诗歌（包括很多先前世纪里流传的杰出抒情诗人的作品），并且将自己的选集命名为《花环》，这也是《诗选》的名字“anthology”的意思。这本书大受欢迎，不断地得到后世编者的模仿与补充，终于在梅利埃格去世十个世纪后，一个名叫康斯坦提勒斯·塞法拉斯的人——此人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信息——制作了一部选集中的选集，从以往版本中挑选并补充自己看中的作品。《诗选》本身的历史，就是悠长的书籍传奇当中一个精彩的篇章。14世纪时，一位名叫帕鲁德的修道士制作了一个新版本。他删掉塞法拉斯版本中的许多优秀内容，加入其他许多或优秀或平庸的作品。就这样，帕鲁德的选集成了标准版本，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塞法拉斯的选集渐渐失传，被遗忘了。直到17世纪早期，一个年轻学生在海德堡大学发现一份塞法拉斯的手稿。这份手稿，从即将湮没的命运中被拯救出来，继续冒险之旅。在三十年战争[49]期间，德国境内一切能被毁坏的东西都不安全，于是它被送往梵蒂冈。然后，在18世纪末期，法国征服并掠夺意大利时，将手稿带到巴黎，引得学者们蜂拥前去观瞻。
《诗选》是一件无价之宝，保留了很多诗歌。如果没有它，那些诗歌早已消逝。不仅因为《诗选》中收藏的数千朵小花都那么雅致优美（但必须承认其中也有一些矫揉造作的作品），还因为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覆盖了一大段历史时期的人类感情与经验。《诗选》揭示了希腊诗歌——尽管我们对单独的某位诗人了解甚少——从清晨的活力四射演变为傍晚的暮气沉沉的整个过程。在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古国（也许除了中国），我们还能找到一个持续如此长久、拥有如此多声音的合唱团吗？希腊人（并非某一个希腊人，而是一个民族）深知如何表述人类曾经想过或者感受过的任何事物（我的意思当然是指人类文明的基本事实，而不是指希腊衰退后才出现的那些细节，那些只有现代文明才有的想法）。希腊人是一个能言善辩、才思敏捷、直言不讳的民族。他们可以一边将一首双重含义的讽刺诗当作匕首扎向敌人，一边自豪地翘着嘴角、皱起眉头，凝视人类最后的敌人与朋友——死亡（这是《诗选》喜爱的主题）。
英国诗人给这些完美小诗做过许多精彩的翻译。下面我引用其中一首诗作为例子。作者叫卡里马科斯，是公元前3世纪的一位诗人和学者，还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译者是19世纪的一位英国诗人和学者，名叫威廉·科里。
他们告诉我，赫拉克利特，你已经去世，
他们带来的悲痛消息传入我的耳中，
苦涩的泪水垂落我的脸颊。
我哭泣，我怀念你，
我经常从日出聊到日落，连太阳也听得倦怠。
我亲爱的卡里亚老朋友，如今你已躺下，
只剩一把灰烬，永远、永远地长眠，
但是你那如同夜莺般动人的嗓音，仍然醒着；
死亡虽然带走你的一切，却带不走我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