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阴县已百日无雨。渭水支流早已断流，河床上龟裂的缝隙宽得能塞进孩童手掌，晒得发白的河卵石间，嵌着去年秋收遗漏的谷粒，早已被骄阳烤成焦黑粉末。城外流民如潮水般涌入，扶老携幼，粗麻衣衫破烂得遮不住肌肤，裸露的胳膊腿上满是蚊虫叮咬的红肿与尘土凝结的血痂。最惨的是孩童，饿得脸颊凹陷，嘴唇干裂渗血，趴在母亲肩头有气无力地哼唧，眼神浑浊得像蒙尘的玻璃。
刘彦昌身着洗得发白的青布主簿官服，蹲在县衙外的空地上，将仅存的官仓粮食分发给流民。他动作麻利却轻柔，给老弱病残的份额总会悄悄多匀出一把，指尖被粗糙的麻布袋磨得发红，额角的汗水顺着下颌滴落，砸在干裂的土地上，瞬间洇开一小片深色，又很快被蒸发殆尽。
“刘主簿，官仓真的见底了！”粮吏赵三捧着泛黄的账本跑过来，声音带着哭腔，“最后这三石糙米，分完咱们县衙上下就得喝西北风了！”
刘彦昌直起身，望着眼前绵延不绝的流民队伍，喉间发紧。他上任三个月，每日处理的不是赋税纠纷，而是流民安置、饿殍掩埋。前秦苻坚推行的“汉化休养生息”政策，在华阴县早已名存实亡——士族垄断了八成以上的良田，流民只能在士族坞堡外围开垦贫瘠土地，如今旱灾来袭，最先活不下去的，还是这些最底层的人。“不能让百姓饿死。”刘彦昌的声音沙哑却坚定，“跟我去查库房公文，华阴县的田产、赋税、存粮，总得有个明细。”
县衙后院的文书房蛛网遍布，霉味混杂着尘土气息扑面而来。靠墙的木架上堆满了历年公文，大多是麻纸装订的册页，边缘被虫蛀得参差不齐，有些页面受潮粘连，稍一用力便会撕裂。刘彦昌搬来木梯，从最高层取下前秦建元年间（苻坚年号）的田赋册，指尖抚过“建元六年（370年）华阴县垦田清册”的字样，墨迹早已发暗，却依旧清晰。他将册页摊在案上，赵三提着一盏昏黄油灯站在一旁，豆大的火苗在闷热的空气里微微晃动。刘彦昌逐页核对，笔尖在麻纸上飞速演算：建元十六年，父亲刘怀安任县丞时，华阴县登记在册的垦田共计七千三百一十二亩，其中韦家名下一千八百亩，沈家坞堡一千五百亩，其余为散户与流民垦荒田；按前秦税制，士族田亩税率为“什一税”（亩产三石纳粮三斗），流民垦荒前三年免税，第四年起“什二税”；十七年，父亲“暴病而亡”后，韦家申报垦田骤减三百亩，理由是“渭河改道冲毁”，但当年河工档案记载“渭水华阴段平稳，无改道之兆”；近十年官仓接收韦家缴粮，年均不足两百石，按其申报的一千五百亩田产计算，亩产仅一石有余，远低于华阴县“旱地年均两石三斗”的正常水平；更诡异的是，十八年起，县衙粮仓“预备粮”条目下，每年都有“转运弘农郡”的记录，数额从五十石到八十石不等，却无接收方回执，签字的吏役正是当年与父亲交好、后“失足”坠河的县尉。
“不对。”刘彦昌指尖重重戳在账本上，“韦家是华阴第一士族，祖上世代为官，名下良田绝不止登记的一千五百亩。你看这里——”他翻到建元十五年的流民安置册，“当年安置南渡流民三千余人，划拨的垦荒田在县西‘柳林坡’，共计一千二百亩，可三年后这些田产竟全成了韦家私田，流民要么沦为佃户，要么不知所踪。”
赵三凑近一看，倒吸一口凉气：“这、这是强占啊！可韦家是郡里的赋税督导官，谁敢查他们？”
“还有存粮。”刘彦昌继续翻找，抽出一本《华阴县丰年存粮录》，“建元十七年之前，官仓与士族粮仓的‘互济粮’制度一直有效，士族需按田产比例储备救灾粮，韦家应存粮至少五百石。就算这十年有损耗，也绝不可能像他们说的‘仅存百石’。”
他的指尖划过账本上父亲当年的签名，字迹遒劲沉稳，与他幼时临摹的字帖如出一辙。十六年前父亲“暴病而亡”，恰逢韦家田产异动、粮仓账目出现断层，这绝非巧合。那枚贴身收藏的铜算筹，刻着的半个“韦”字，此刻如针般扎在心头。
“去韦家。”刘彦昌合上账本，眼底闪过一丝决绝，“就算不能强征，也得借粮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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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家坞堡占地百亩，夯土城墙高达丈余，墙头插着“韦”字旌旗，在烈日下猎猎作响。朱漆大门紧闭，门环上的铜狮被擦得锃亮，与城外流民的惨状形成刺眼对比。家丁通报后，足足过了半个时辰，侧门才吱呀一声打开，出来迎客的是韦家二公子韦仲，身着绫罗绸缎，手摇折扇，脸上带着居高临下的傲慢。
“刘主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韦仲皮笑肉不笑，“只是不巧，我家粮仓也快见底了，旱灾无情，我等士族也难处啊。”
刘彦昌并未寒暄，直截了当地拿出田赋册：“韦公子，按建元十六年登记，韦家名下田产一千八百亩，就算近年减产，年均缴粮也该在两百五十石以上，可县衙记录年均不足两百石。柳林坡一千二百亩流民垦田，为何三年后成了韦家私田？按前秦‘互济粮’制度，韦家应储备救灾粮五百石，如今旱灾肆虐，还请公子开仓，救百姓一命。”
韦仲脸色微变，随即冷笑：“刘主簿是刚来华阴不懂规矩？柳林坡的田，是流民自愿投靠韦家，甘愿献田为佃户，何来强占之说？至于存粮，去年冬小麦歉收，今年又逢大旱，粮仓确实只剩百石，还要供坞堡内三百余口人度日，实在无粮可借。”
刘彦昌早有准备，取出另一本册页：“这是建元十八年至二十五年的粮价记录，华阴县粮价一直稳定在‘斗米三十钱’，唯有去年秋收后，韦家大量收购粮食，粮价短暂飙升至‘斗米八十钱’，随后又迅速回落。若真是歉收，韦家为何逆势购粮？”
韦仲被问得语塞，脸色愈发阴沉：“刘主簿是怀疑韦家囤积居奇？休要血口喷人！”
刘彦昌语气恳切：“韦公子，我已算过。韦家名下田产按实际数额，至少能存粮八百石。如今华阴县流民加本地百姓共五千余人，每人每日耗粮三合，撑过这三个月雨季，秋收便能恢复。八百石粮，拿出三百石便可救急，绝不会影响韦家根基。”
韦仲脸色阴晴不定，沉默许久才道：“刘主簿说得轻巧，可粮不是说拿就能拿的。”他似乎有难言之隐，又似在拖延，“这样吧，华山舍身崖有座祈雨台，传说心诚者能感动山神，降下甘霖。你若能独自登上舍身崖，在祈雨台斋戒三日三夜，无论是否求到雨，韦家都愿拿出三百石粮。”
刘彦昌心中一凛。舍身崖地势险峻，西侧是万丈悬崖，常年云雾缭绕，稍有不慎便会失足坠落。韦家这是明着让他去送死，可他别无选择。若拒绝，韦家只会更快动手，不仅他活不成，还会牵连那些信任他的流民。
“好。”刘彦昌答应下来，却话锋一转，似有所指：“我已派人将华阴县缺粮之事告知沈家坞堡的沈堡主。沈堡主与先父有旧，想必会关注此事。三日之后，还请韦公子遵守承诺，开仓放粮。”
他赌的是韦家忌惮沈家，不敢公然杀他。可他不知道，韦家与沈家虽有利益纷争，却同为北方士族，在“通晋”这件事上，早已形成默契——淝水之战前夕，前秦对士族猜忌日深，韦家通晋的秘密若败露，不仅韦家灭族，沈家也会因“知情不报”被牵连。沈敬之收到消息，只会压下此事，绝不会为了一个旁支孤子，冒险搅动这潭浑水。
韦仲眼底闪过一丝狠厉，表面却故作坦然：“刘主簿放心，韦家向来言而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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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县城的老槐树下，日头正毒，晒得地面发烫。刘彦昌刚从韦家坞堡出来，刘彦昌刚从韦家坞堡出来，肩头还凝着韦仲那番“祈雨方肯放粮”的冷硬话语，忽觉后领一紧，一股枯朽的力道猛地将他拽停。
“刘怀安？刘怀安？”
枯瘦的手指像鹰爪般扣住他的衣袖，指甲缝里嵌着泥垢，力道大得几乎要嵌进布料。刘彦昌心头剧震，转身便见那终日游荡的邋遢老者，头发花白如蓬草，用破麻绳胡乱束在脑后，几缕发丝黏在汗津津的额角，身上的粗布衫补丁摞着补丁，酒渍与泥污混在一起，散发出刺鼻的酸腐气。
刘彦昌心头一震，不动声色地抽回衣袖，指尖悄悄攥紧怀中的铜算筹，算筹的棱角硌得掌心生疼，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顺水推舟低眉应道：“我便是刘怀安，你是谁？找我何事？”
老者咧嘴一笑，泛黄的牙齿间淌着涎水，酒气混着尘土扑面而来：“刘怀安？你早该烂在渭水里了！韦家粮仓堆成山，流民饿倒在门旁，你当年咋不睁睁眼？”说罢又胡言乱语起来，“晋家官，胡家兵，百姓命如草芥轻……韦家粮，晋家饷，谁管活人饿断肠！”
刘彦昌瞳孔微缩——这哪里是疯话？句句都戳在要害上。他心念电转间，他露出一脸颓然，重重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疲惫与无奈：“老丈说得是。我查田赋查了三个月，韦家账面田产一千五百亩，实际却占了柳林坡千亩垦荒田，粮册上的缴粮数连三成也不到。可沈堡主只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官仓见底，流民快饿死了，我这县丞当得，与废物何异？”
老者眯起眼睛，浑浊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审视，嘴角却勾起讥讽的笑：“你穿胡人的官服，吃朝廷的俸禄，看着流民饿死不吭声，连废物都不如！”
他这话像淬了冰，既带着对刘怀安当年“助胡为官”的不屑，又藏着自己忍辱负重的愤懑——当年他为“汉人衣冠”奔走，却落得装疯卖傻的下场，既愧疚刘怀安之死，又恨自己无力回天，便想借着这话刺痛眼前人，看看这刘家后人是否还有几分骨气；也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刘彦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胸膛剧烈起伏，却没有恼怒，反而猛地抓住老者的手腕，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声音发颤却带着韧劲：“我虽穿胡人的官服，却从未忘了‘为民请命’的教诲！减赋税、济流民，我一日未敢懈怠！可您呢？”他盯着老者眼底深处的清明，字字诛心，“您整日在街头游荡，看着流民受苦，听着韦家的丑事，就只会说几句风凉话？您若真知晓内情，为何不站出来？”
老者浑身一震，脸上的痴傻瞬间褪去大半，浑浊的眸子像被风吹散了雾，露出底下沉淀的痛苦与不甘。他甩开刘彦昌的手，踉跄着后退半步，背靠着老槐树，指尖无意识地抠着树皮上的裂纹，声音低沉下来，却依旧带着几分讥讽：“站出来？我当年站得还不够直吗？”
他顿了顿，像是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话匣子，语气里满是苦涩：“我是韦家前代家主的亲弟韦承礼，当年韦家粮道全归我管！淝水之战前，谢安派人求援，是我乔装成货郎，连夜穿越胡骑防线，把韦家半数存粮送往北府军大营，赌的就是‘复汉’的希望！”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压抑多年的悲愤，“你爹找到我时，手里握着韦家通晋的证据，却没要好处，只说‘让流民多留些口粮’。我劝他睁只眼闭只眼，乱世之中保全自身最重要，他偏不听，非要去劝韦家主放粮！”
“然后呢？”刘彦昌急切追问，掌心的汗已经浸透了铜算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