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若被逼上绝路，总能迸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潜能与勇气。木偶皇帝面对梁冀时，总是心惊胆战，仿佛脑袋上架着一把刀——这个皇帝当得够窝囊的，哪天梁冀若是心情不爽，皇帝说不定就一命呜呼了。
为了自保，汉桓帝鼓起绝地反击的勇气。梁冀爪牙广布于朝廷之上，汉桓帝甚至不敢依靠宫廷之外的大臣，他唯一能依赖的，仅仅只是皇宫内与梁冀有隙的几个太监。梁冀过于轻心了，他既低估了傀儡皇帝，也低估了几个不入眼的宦官。宦官们凭着守卫宫廷的羽林军及虎贲战士一千余人（为了凑人数，把马夫也派上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包围了梁冀的老巢。
仅仅一天的时间，梁氏帝国灰飞烟灭，梁冀及其夫人服毒身亡。
皇帝这一旷世豪赌，居然赌赢了，他赢回了权力，赢得了未来。
一个黑暗的时代结束了，大家睁大眼睛，等待光明。
然而，帝国臣民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只是失望。
汉桓帝除暴并非为了安良，不过是为了夺回自己的权力罢了。去了一个梁冀，来了一堆宦官，政坛上依然黑云遮空。
就在这个时候，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悄然兴起。
富有正义感的士人们走到一起，他们深持传统的名教观念，淡泊功利，高蹈名节，不肯随波逐流。这些人被称为“清流党”。然而宦官集团仗着皇帝撑腰，大兴“党锢之狱”，禁锢清流党人。
公元167年，汉桓帝之死，把清流党人与宦官集团的生死较量推向了**。
向来力挺宦官的桓帝已死，新上台的灵帝不过才十二岁，大权落入外戚大将军窦武之手，而窦武正是清流党的支持者。堂堂一个大将军，手握天下兵权，要扳倒几个太监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吗？
表面上看，清流党人胜券在握。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急转直下。当宦官集团得悉清流党人准备剪除宦官的计划后，狗急跳墙，铤而走险，劫持了小皇帝，再次动用宫廷禁卫军的力量，矫诏捉拿窦武。
在宦官的反攻倒算之下，清流党溃败。大将军窦武自杀身亡，太傅陈蕃被杀，清流党领袖纷纷被捕入狱。
大太监曹节炮制了一份所谓的“奸党”抓捕名单上交给灵帝刘宏，小皇帝显然对“奸党”的概念不清楚，他天真地问：“什么是奸党？”
曹节回答道：“奸党就是相互勾结的党人。”
小皇帝听不明白，又问：“奸党犯了什么大罪，为什么非杀不可？”
曹节又说：“他们图谋不轨。”
小皇帝再问：“图谋不轨又怎么样呢？”
曹节看着呆头呆脑的皇帝，加重语气答道：“那就是企图夺陛下的江山社稷。”
小皇帝似乎明白了。既然要谋夺朕的江山，铁定是坏人了。
捕杀“奸党”的诏令下达，清流党领袖李膺、杜密、范滂、虞放、朱寓等，不是被拷掠至死，就是自杀身亡。
好人斗不过恶人，是因为不屑使用卑鄙手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党锢之狱”从汉桓帝持续到了汉灵帝时代，前后长达十八年之久。士人精英遭到大肆杀戮，社会正义受到空前摧残。
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亲小人，远贤臣”。
终汉灵帝一朝，宦官势力如日中天。
如果说外戚集团中尚有过几个识大体、能够扶植朝中正义力量的人，那么宦官们所做的事就只有陷害忠良、鱼肉人民。
举一个例子。
大宦官王甫有个干儿子名叫王吉。王吉本不学无术，有干爹撑腰，当了沛相。他大概是东汉历史上最坏的官吏，此人有一大爱好：杀人。他任沛相五年，总共杀了一万多人，平均每年杀两千多人，每月杀两百人，每天杀六七人。不仅如此，他杀人手段特别残酷。每杀一人，就将其尸体肢解成几大块，扔在囚车上，四处展览。尤其到了夏天，天气热，尸体容易腐烂，他便用绳子穿在骨架上吊起来，尸体散发的腐臭味数里之外可闻，路人都得捏着鼻子转过头，实在是惨不忍睹。
国家到了这个地步，简直国将不国。
官逼则民反，这是历史的铁定律。
从汉桓帝到汉灵帝，民众暴动日趋激烈，起义领袖自立为帝者不在少数：
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陈留人李坚起义，自称皇帝；
汉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扶风人裴优起事，自称皇帝；
汉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蜀人李伯起事，自立为“太初皇帝”；
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渤海人盖登起义，自称“太上皇帝”；
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人许昌起义，自称“阳明皇帝”。
以上所列举的几次暴动，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小民胆敢自称皇帝，显示出人们改朝换代的决心。对于走投无路的百姓来说，他们对东汉政府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至于没有打出皇帝旗号的起义，更是举不胜举。这些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狂风暴雨到来之前的预兆，东汉王朝已是摇摇欲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