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济是个十分聪明的人，这几条匆匆开凿的运河，只是临时性的，不可能像都江堰、灵渠等有匠心独具的设计，如果先通了水，等水面平缓后再通行，那不一定通得过。要顺利把船队开到淮河，必须借助水灌入运河时的冲力。因此，蒋济事先建了一道土坝，截断湖水。等运河开通，船只被拉入河后，才掘开大坝，让湖水涌入，奔腾而下的水流强有力地把船只冲入淮河。这支庞大的舰队总算绝处逢生，避免了覆没的命运，不能不说是奇迹。
魏文帝曹丕对这个奇迹大感意外，他对蒋济大加称赞道：“我原本打算把一半船只烧毁，多亏您设法解救了。您每次提的建议，都合我的心意。从今往后的征伐计划，都要请您出谋划策。”
三次南征吴国，三次都无功而返，而且一次比一次狼狈。除了第一次南征时双方在三个战场同时血战外，其余两次南征，都只打雷不下雨，纯粹是劳民伤财。
早在出征之前，鲍勋就劝谏曹丕不要劳师远征，曹丕非但不听，反倒把他贬官。如今皇帝果然无功而返，等待鲍勋的命运又是什么呢？
鲍勋的父亲鲍信是曹操崛起的重要功臣，后来死于黄巾战乱，曹操找不到他的尸体，便刻了一个鲍信的木偶安葬。鲍勋是烈士之后，为人忠正耿直，不畏强权。其实早在南征吴国之前，曹丕与鲍勋的矛盾就很深了。
这个事情还要从曹丕当太子时说起。有一回，曹丕夫人郭氏的弟弟犯了法，被时任魏郡西部都尉的鲍勋给逮住治了罪。曹丕亲自出面说情，哪知鲍勋一点面子也不给，一口回绝了。前面讲过，曹丕的心胸是比较狭窄的，他容不下亲兄弟曹植，羞辱当过俘虏的于禁，这些例子都可以看出其气量小。从此，曹丕与鲍勋就结下仇了。
曹丕登基后，当了皇帝，便开始给鲍勋小鞋穿。鲍勋着实不太知趣，还一个劲儿地直言相劝，常把曹丕惹得勃然大怒，最后被贬官了。但事情还没结束。第三次南征，鲍勋随军出征，回师途中，曹丕每每见他，总觉得他的脸上写满“讥讽”二字，更是怒火中烧，是鲍勋戳破了他英明、正确、伟大的领袖形象，想到这里，曹丕不禁杀心顿起。
机会还真来了。
军队退至陈留郡时，陈留太守孙邕前来晋见皇帝。孙邕与鲍勋交情不错，拜见皇帝后，他便顺便前去拜访鲍勋。这本是一件十分寻常的事，岂料却给鲍勋带来杀身之祸。这时鲍勋的职务是治书执法，就是检举揭发违法乱纪之事。孙邕去见鲍勋时，没走大路，而是走的小路，这在当时是犯禁了。
读者们可能会奇怪，怎么走小路就犯禁呢？原来，军营不是一般的地方，何况是皇帝所在的军营，故而不能乱走，得走大路。那孙邕为什么没走大路而走小路呢？原因很简单，军营还没有建好。但是，营垒虽未建好，路标却已经标好了，你得从哪条路走，已是标定在那里了。孙邕就是图个方便，没有按指定的路行走，结果被巡营的军营令刘曜逮个正着。胡乱在营内行走，这是要治罪的，鲍勋认为营地尚未修建好，孙邕不算犯法，把事情压下来，没有举报。
这件事给皇帝曹丕知道了。曹丕这下子抓到鲍勋的小辫子，好啊，你鲍勋身为治书执法，知法犯法，他马上指示：“马上逮捕鲍勋，交给廷尉治罪。”
廷尉名叫高柔，这个官职相当于司法部部长，掌管天下刑狱，他知道皇帝对鲍勋有偏见，为了投皇帝所好，判处鲍勋五年有期徒刑。大家想想，就那点小事，判五年有期徒刑，这个量刑也太重了。参加会审的三名属官反对说：“依照律法，只应该罚金两斤。”
谁也不会想到，曹丕听到判决意见时，竟然龙颜大怒：“鲍勋应该判处死刑，你们竟然想为他开脱。把三名属官拿下交给有关部门问罪，我要把你们这群老鼠一同埋到坑里。”
什么律法，朕即律法。
此言一出，众皆骇然。就因为鲍勋没有举报孙邕走小路，这么屁大的事，竟要砍头。这是哪门子的法律？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文武百官上前纷纷劝谏，没人敢说皇帝践踏法律尊严，只希望皇帝看在鲍勋的老爹鲍信的面子上，将其从轻发落。包括钟繇、华歆等朝廷重臣都来了，为鲍勋求情。曹丕杀心已定，坚持处死鲍勋。廷尉高柔原本判鲍勋五年徒刑，就遭到属下官员的强烈反对，认为量刑过重，谁料皇帝竟然判为死刑。说实话，高柔还是有点良心的，身为刑狱大臣，怎么可以这样草菅人命呢？对于皇帝的最高指示，他坚决不从。没你高柔，寡人还不能杀人不成？曹丕把高柔软禁起来，派人到监狱中处死鲍勋。
鲍勋之死，彻底暴露了曹丕心胸狭隘的一面。
杀鲍勋并不是一个特例，开国大将曹洪也差点成为曹丕的刀下之鬼。
曹洪是曹操的从弟，曹丕的从叔，他不仅是曹氏集团重要的一员大将，在与董卓的战争中，还救过曹操的性命。作为曹丕的长辈及魏国功臣，曹洪怎么也差点人头落地呢？原来曹丕当太子时，手中不宽裕，打算向曹洪借一百匹绢。曹洪是骠骑将军兼都阳侯，此人善于敛财，是个守财奴，吝啬得很，不肯借给太子。曹丕是个相当记仇的人，自己是国家的储君，未来的君主，在他看来，曹洪与鲍勋一样，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这笔账得记着，以后老子要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自曹操去世后，曹丕终结汉朝，把皇冠戴在头上。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他连续发动三次南征，讨伐东吴，但都宣告失败。这三次失败对曹丕打击很大，他总是疑神疑鬼，怀疑鲍勋、曹洪等人会因自己的失利而幸灾乐祸。在第三次南征后，曹丕的神经质已到了极点，几乎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似的，先是以微不足道的罪名处死鲍勋，而后又将屠刀挥向曹洪。
曹洪犯什么法了呢？
没有。这又是一件离奇的案子。犯法的人不是曹洪，而是曹洪的门客。门客犯法，曹洪就算有过失，也不足以致死。偏偏曹丕杀人杀得起劲，他心里老惦记着当年曹洪不借绢给自己，今天就要让你瞧瞧，谁才是真正的主子。他再次作出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逮捕曹洪，判处死刑。
朝臣大骇，纷纷出手相救，然而曹丕根本不为所动。如果说鲍勋只是个小人物，曹洪可是个大人物啊，哪能说杀就杀。今天能杀曹洪，明天还有谁杀不得呢？怎么办？大家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可以救曹洪，便是曹丕的母亲卞太后。
卞太后一听，气得差点吐血，她气冲冲地教训曹丕：“当年要是没有曹洪相救，我们哪会有今天！”老母出手了，曹丕会听吗？还真不一定。大家想想，曹丕与亲兄弟同室操戈，母亲眼看儿子们内斗也毫无办法，可见她讲话分量还是不够的，不一定能起到关键作用。卞太后知道这一点，所以她转而威胁皇后郭氏道：“曹洪要是死了，明天我便让皇帝废了你这个皇后。”以恐吓手段把郭皇后拉下水。
人总有弱点的，曹丕就是不听老母亲的话，也不能不听心爱女人的话。郭皇后担心卞太后真的会报复，在曹丕面前极力为曹洪求情，甚至痛哭流涕，眼泪如珠儿串串落下。在两个女人轮番的泪水攻势下，曹丕终于败下阵来，撤回处死曹洪的决定。不过，曹洪虽保住小命，官职、爵位、封地被统统削去，再也牛不起来了。
这一年，曹丕四十岁，正当壮年。
从鲍勋、曹洪两个事件可以看出，曹丕杀人已经不需要理由，而是随心所欲，他扭曲的灵魂随着权力无限制扩大而越发变态。
曹丕气量狭窄，睚眦必报，鲍勋顶撞过他几次就落得尸首异处的下场，曹洪不借他东西险些人头搬家。他的报复心那么强，实属罕见，这是因为他太要面子，自尊心太强。自尊心太强的人，往往内心深处充满自卑。
笔者尝试做个分析：曹丕虽然当了皇帝，实际上他一生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父亲高大形象的阴影之下。谁都心知肚明，曹魏帝国是曹操一手打造出来的，曹丕只不过是摘了成熟的果子罢了。论治国，论智谋，论行军作战，曹丕哪一样比得上父亲呢？且不说跟父亲相比，论文学，论风度，他比不上曹植；论武功，论勇敢，他比不上曹彰。
应该说，曹丕内心是比较自卑的。自卑的人往往比别人表现得更自尊，更要面子，同时也更为敏感，会放大别人的敌意，同时也不惜以强硬手段捍卫、维持自己的尊严。这些心理不仅表现在对鲍勋、曹洪的打击报复上，也表现在对孙权的打击报复上。在外交战场上，孙权纵横捭阖，极尽诡诈之能事，令曹丕大丢面子。为了报复孙权，曹丕三次南征，只是孙权不是鲍勋、曹洪，想捏死他可不是容易的事。
前文讲过，任城王曹彰的暴死是个谜。以正史的记载，曹彰是病死；然而据野史的说法，曹彰是被曹丕毒死的。野史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鲍勋、曹洪顶多就是让曹丕丢了面子，而曹彰却是有觊觎国家神器的野心，起码是一度动过这种念头。以曹丕的狭隘心理，毒死曹彰也算不得意外。
正当曹丕铆足劲向暴君之路急驰而去时，善良的命运女神挽救了他，让他的声誉不至于继续下坠——曹丕死了，一个人死了，就没法作恶了。
我想，曹丕之死，与他心理狂乱有关系。
曹丕之死，距鲍勋、曹洪事件不过几个月，他的狂乱已经表现出来了。导致心理狂乱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南征的失利。南征暴露出曹丕性格上的许多弱点，他好高骛远，刚愎自用，既渴望建立不朽之功业，又没有实际才能，理想与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特别是在后两次南征时，先是受惊于风涛，后又魂飞魄散于敌人的偷袭，这两次他都险些丢了性命，更让他内心充满不自信。我猜他的英年早逝与这两次遇险受惊吓也有关系。舟师北撤途中受困，他竟然想放火烧了战船，显然自信心已全然崩溃。为了掩饰内心深处的脆弱，他只好用快意杀人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力量，可以说，此时的他已经有点精神错乱了。
与父亲曹操、弟弟曹植一样，曹丕的文学修养很高，他流传下来的诗作有四十多篇，其中以《燕歌行》最为有名，乃是古代最早的七言诗。另外，他还有一篇《典论·论文》，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帝王，他算不上优秀，如果不是死得早，恐怕暴虐程度不亚于南北朝时的那些变态君王。
他窃取汉室，把皇冠戴在头上，不过这个帝王有点水分，只统治了中国的北方而非全部，在位时间也仅仅只有六年。
曹丕之死，对于蜗居西南的蜀汉政权与盘踞江南的东吴政权来说，是进取中原的大好时机。诸葛亮与孙权能否抓住机会，给予曹魏政权致命一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