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秦皇汉武之风的曹叡，一念之差埋下曹氏覆灭的祸根
魏明帝曹叡在位时间共计十三年，他登基时二十三岁（公元226年），死时三十六岁（公元239年）。
自登基以来，曹叡的表现非同凡响。特别在军事谋略上，堪称天才，即便是像诸葛亮、孙权这样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许多年的领袖人物，也未必能胜过他。刘晔把他比作秦皇、汉武，实非过誉之辞。《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不论是司马懿、曹休、曹真、满宠等久经沙场的将领，还是刘晔、蒋济这样的谋臣，都从心底佩服曹叡的英明。
曹丕去世前，担心曹叡没有政治经验，便指定司马懿、曹真、陈群几人为辅政大臣，协助他治理国家。没想到曹叡上台后，根本就不需要别人教导他。父皇留下的重臣，几乎都被他派去担任军区司令员：曹真坐镇关中，司马懿坐镇荆豫，曹休坐镇淮南。只有陈群留在中央，不过对皇帝没有什么影响力，“辅政”成为一句空话。
他打心眼里不相信任何人，这与他的经历有直接关系。谁可相信？父亲是杀害母亲的元凶，继母是杀害母亲的帮凶。一个人若是连父母都不相信，还会去相信自己见都不曾见过的人吗？登基伊始，他就下定决心，把权力牢牢握在手心，其他人只能是工具，绝不能凌驾于他之上。
他的政治才能来源于亲身经历人世沉浮后的顿悟。曹叡出身帝王之家，在他人看来贵不可言，是羡慕嫉妒恨的对象。然而其中的辛酸苦辣，外人又岂能知。母亲甄氏失去恩宠，乃至被逼身死，曹叡从齐公被贬为平原侯，已跌落至失势的边缘，他不得不从残酷的人生中学会生存之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其坚忍不拔之品质，差不多就培养于这一时期。沉潜的另一个好处是让他博学多识，他行事谨慎，从不结交任何官员，只埋头读书，同时学会冷静地观察他人，他几乎记得住每个接触过的人的姓名、官职、性格、经历乃至父母兄弟等。史书上是这样写的：“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这种过目不忘的本领，对他随心所欲地统御群臣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于长期沉默寡言，曹叡说起话来有些口吃的毛病，当了皇帝后，他的话也不多。他看上去有些柔弱，相貌得到母亲的些许遗传，长得十分俊美，特别是一头长发直垂到地面，颇引人注目。不过，柔弱的外表下是一颗刚毅的心，结结巴巴的话语背后是一言九鼎。他的智慧得到祖父的隔代遗传，具备了领袖最重要的能力：从纷繁芜杂的表象中抓住本质问题的能力；化复杂为简单的能力；在事件刚刚萌发时就看清未来趋势的判断能力。
在治理国家上，他抓住三个根本问题：其一，巩固权力在于驾驭群臣；其二，安定国家在于挫败吴、蜀的进犯；其三，安抚民众在于法制治国。
曹叡虽被比于秦皇、汉武，实无秦皇汉武的武功，问题不在于他缺乏武略，而在于他英年早逝。倘若多活几年，其武功想必大有可观。其实把眼光放长远点看，他的胜利意义重大。他耗尽了蜀国的民力财力，断了东吴的扩张之路，瓦解了鲜卑的崛起。
作为一国之君，曹叡对法律制度及诉讼事件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经常说一句话：“狱者，天下之情命也。”就是说，刑狱之事，关乎天下人的性命。当时在首都洛阳城北有个“平望观”，曹叡将其改名为“听讼观”，后来很多重大的刑事案件就在这里审理，曹叡经常前往旁观判案过程。
在法律上，曹叡是专家。史书中这样说：“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魏国延续了汉代的律法，汉代的律法是在秦法的基础上扩充的，而秦法的源头则是战国时代魏国李悝所著的《法经》。从战国到三国，数百年时间，法律条文变得冗杂庞大。最初李悝的《法经》只有六篇，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随着社会发展，法网愈加严密，法律条文愈加烦琐，《汉律》从九篇增加到六十篇，后又有《令》三百多篇，《决事比》九百多卷。简要地说，律就是国家基本法律；令是皇帝的诏令；比是判例。除此之外，还有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包括著名经学家马融、郑玄等人的注释。到了魏明帝曹叡时，这些法律条文总计有两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字数达到惊人的七百七十三万字。如此庞大的法典，不要说古代，就是放在当代也是大部头——这些典籍估计要盖一座大楼才能放满。
重新整理法律，精减条文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曹叡诏令陈群、刘邵等人修改法律，制定成《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多篇。尽管比萧何的法律要多得多，但比起之前的七百多万言，已是大大瘦身了。在解释法律条文上，只采用郑玄一人的解释，有效遏制了法令的碎片化倾向，提高了诉讼效率。
可以说，这是曹叡主持的一项伟大工程，也体现出他对法律的重视。
刑法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一块基石，但自汉代以来往往受到轻视，学习商鞅、韩非子的刑名之学，那是被瞧不起、被排斥的。同样，狱吏直接掌握老百姓的生死，这么重要的职位，往往是由不入流的人担任，你看过哪个正人君子、读书人去当狱吏呢？
尚书卫觊是有眼光的，他认为国家败坏的原因，就在于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素质不高的原因在于大家觉得这个职位名声很烂，好人都不想去，去的都是坏人。为了改变社会偏见，卫觊建议，设置法律博士。汉代时设立的五经博士地位很高，卫觊提出设法律博士，是把刑名法学提高到与儒家五经并列的地位，这的确是高瞻远瞩。这个提议得到曹叡的认同并付诸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法家的恶名总算得到了清洗。
与秦皇、汉武相类似的是，曹叡在个人生活上穷奢极欲，对大兴土木情有独钟。
上台伊始，曹叡便开始大造宫殿以及母亲甄氏的陵园，司徒王朗见百姓劳苦，上书劝谏，以古代明君大禹、越王勾践、汉文帝、汉景帝等为例，劝说曹叡节省民力财力。不过，曹叡非但没听，还在洛阳兴建皇室祭庙，这座祭庙花了三年多时间才修好，供奉曹腾、曹嵩、曹操、曹丕四位先祖的神位——有趣的是，魏国尊曹腾为高帝，这个大太监恐怕做梦都想不到，隔了几代后，自己居然成了魏国朝廷追认的皇帝，历史真是开了个大玩笑。
公元232年（魏太和六年），曹叡最疼爱的女儿曹淑夭亡。他贵为皇帝，少年时丧母，成年后丧女，悲恸欲绝，不顾朝臣们的反对，亲自送女儿的灵柩下葬。这段时间曹叡心情低落，遂从洛阳移驾许昌，重修许昌皇宫（当年汉献帝的皇宫），建景福殿、承光殿。
皇帝一旦欣赏起宫殿艺术，对百姓来说绝不是福音。在许昌宫之后，曹叡又兴修规模更大的洛阳宫，这座宫殿的主体是昭阳殿、太极殿，并筑一座高达十余丈的总章观。为了这个庞大的建筑，四周民夫都被征调，导致农田抛荒，无人耕种。
对此，司空陈群上书进谏，指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将令吴、蜀两国有机可乘，会动摇国家根本。曹叡不以为然地答道：“帝王之业与帝王宫殿是并行不悖的，等到把敌人消灭之后，就不会大兴土木了。”接着他又盯着陈群说：“造宫殿应该是你的职责啊，当年萧何不是主持兴建了未央宫吗？”
言下之意，你陈群不仅不能责备我，而且不积极修宫殿还是你的失职。
陈群一听，这哪跟哪呀，这不是强词夺理吗？他耐心地规劝道：“现在跟从前的情况不一样。当时，汉高祖已经将与其争天下的项羽消灭，加上秦国的宫殿已被烧光，萧何才修建了一些必要的设施，可如今吴、蜀两国都还未平定，怎么能跟古代一样呢？人为了满足私欲，借口多的是，何况帝王是没有人敢违抗的。如果陛下一定要兴建，臣下说再多也没用。以前汉明帝要修建德阳殿，钟离意劝阻，明帝便停止修殿。作为帝王，岂会害怕一个臣子，只是为天下百姓考虑罢了。如今我无法使陛下回心转意，比起钟离意来真是自愧不如。”
曹叡毕竟是聪明人，道理他能不晓得吗？只是欲望战胜了理智，他无法克制。陈群是先帝指定的辅政大臣之一，说话的分量比他人要重，曹叡虽不能全盘接受，也不得不给他点面子，稍稍压缩了建筑的规模。
不过，对于建宫殿，曹叡确实像着魔一般，过了段时间，他又突发奇想，打算把北芒山的山顶铲平，在上面建造台观，这样可以坐在台上遥望远处的孟津。卫尉辛毗告诫说，削平高山，既违背天理，又损耗人力，民不堪役。曹叡这才作罢，不过，这只是皇帝的一丁点让步而已。
宫殿建筑始终是曹叡与臣僚之间最大的问题。
在所有大臣中，反对最力者当属少府杨阜。最初杨阜的批评比较温和，只是委婉地说吴、蜀未灭，应该减少建筑工程，厉行节约。曹叡倒是挺客气的，下诏对杨阜的建议表示赞许。然而，说归说，做归做，修宫殿根本停不下来。
杨阜豁出去了，写了一道言辞激烈的奏折，大意是说：以前尧、禹、商汤、周文王、武王这些明君，所居的宫殿都很简单。夏桀、商纣、楚灵王、秦始皇这些暴君大造宫台，结果国家很快就完蛋了。陛下只关心自己的宫殿台阁，势必会颠覆社稷、祸害国家。最后，杨阜说，倘若我的死能补救万分之一的过失，也算死而不朽了，我已经准备好棺木，沐浴更衣，随时等待陛下的诛杀了。
这叫死谏，豁出命去了。
不过，曹叡没杀他，反而被他感动了，亲手写了诏书安慰他。
批评大造宫殿后，杨阜又批评后宫女人太多。曹叡与其他皇帝一样好色，后宫女人，包括妃嫔与宫女，有好几千人。杨阜上书皇帝，请求把没被皇帝宠幸过的女人遣散出宫。他召来御府官吏，询问皇帝后宫有多少女人。官吏回答说：“这乃是宫中秘密，不能泄露。”这倒不是御府官吏摆架子，宫中还真有这条规定。杨阜闻言大怒，骂道：“老子是九卿，国家对我没秘密，对你这种小吏倒有秘密。”不容分说，将御府官吏责打了一百棍。曹叡知道杨阜这个人厉害，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
有像杨阜这样刚直不阿的大臣做榜样，其他大臣也纷纷进谏，包括散骑常侍蒋济、中书侍郎王基、尚书孙礼、太史令高堂隆等，主要都是针对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问题。这些进谏作用都不大，曹叡对建筑的热情已是走火入魔，对品质更是精益求精。在一片反对声中，他又开工兴建九龙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