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给袁总督的信中，张謇这样说道：日俄之战，较量的不是枪炮实力，而是立宪与专制两大体制。伊藤、板垣这些人能弄成宪法，我想，“论公之才，亦不在诸人之下也”。
张謇真是用尽心思，既给袁总督晓之以理，又给袁总督送高帽子。然而，这封信的结果是，张謇的这些话全都如泥牛入海，不见踪影。袁世凯的回答是“尚须缓以俟时”，时机未到，一切暂缓。对于那份折稿，袁世凯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说时机不成熟，叫你等。这就是**裸的“官僚做派”了，但遇上这样有实权的人物，你还能如何呢？
张之洞、魏光焘看了袁总督的复信，立即打消了向皇上呈送这份折稿的念头。
现实就这样残酷地摆在张謇面前：这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地方大员都说不能往上送，你张謇写的这折稿送上去还会有用吗？只怕是引来祸事吧！
那么多个夜晚激动得夜不能寐，辛辛苦苦写成的文字，无奈之中，张謇将其扔进了废纸篓。
折稿虽然扔进了废纸篓，张謇的耳朵却一直保持着灵敏，现在，他专门捕捉有关立宪的信息。
7月份的一天，终于有一个关于立宪的信息传到张謇的耳朵里。这一次，发出信息的是商部尚书载振，消息说，载振有赞成立宪的意思。仅凭这么一丁点可怜的信息，坐在家里的张謇就动了心思。想来想去，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用张謇的话来说，就是“北方殊有动机”，那么，我该如何做呢？“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翻译成今天的话说：北方政府那边现在终于有了立宪的动机，虽然有且只有那么一点点，不过我们南边强烈着呢。那么，我们就必须用火来给他们加加热，让他们的思想燃烧起来。
张謇这一想法合不合理？从南北的差异中，读者可以自己掂量出来。北方是政府中心，政府求的是稳定，稳定之人必定走保守路线。而南方呢，比如说上海，那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这里的人们接触外国洋人较多，思想也更活跃一些。那么，张謇现在就是要用南方人的开放去冲撞北方人的保守。
具体到做法上，就是怎样做才有可能把北方人的冷屁股烧热的现实问题。张謇想了两招。第一招叫修改，就是把先前的那份折稿从废纸篓里找出来，修一修，改一改，把过于激进的思想、用词往回收一收，期望用这样的做法让上面的领导接受。第二招叫出书，这出书不是自己动手写什么书，而是翻译日本有关宪法方面的书。
就这样，日本的《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被迅速翻译出来。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开始给主要领导送这几本书。如何把这些书送到最高领导的案头呢？张謇让人将12本《日本宪法》秘密地送入皇宫。这样看来，张謇还是想让光绪皇帝开开眼界，要想让皇太后慈禧看，那是想都别想的事。
在这些书上，张謇自己动手一一撰写序文。从这些序文与修改的折稿中，今天的人们还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张謇的那些想法。
如何挽救国家危亡呢？办法是有的，而且很容易很简单就能做到——改变现存的政体就行。那么如何改变政体呢？榜样是有的，东邻日本国的做法照搬就是。立宪后，皇帝的大权（君权）会不会被削弱呢？答案是：不会的。
那么到底如何立宪呢？张謇给出的答案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昭告天下，宣誓立宪。说白了，也就是发个文告，发个誓言就搞定了。第二步，派遣亲贵王公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第三步，如果到现在还不清楚那些复杂的玩法，就将所有立宪事宜依照日本早期宪法的章程、程序办理下来便是。
难吗？不难！
成吗？不成！
为什么不成呢？我认为，也许是张謇忘记了日本做法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成立政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当时他在日本考察时，应该看到了日本的多党政治体制。也许，他是有意规避这一点，认为在大清实在不适宜弄出多个政党，直接让皇帝下诏立宪就可以轻易地把这样的大事搞定。又或许，是他想走捷径？
当慈禧看到宪法书后
日常生活中，事情也有凑巧的时候，重大历史事件更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日本宪法》传进宫中以后，七传八传，居然传到了慈禧的手上。我猜测，是不是慈禧在没收这些乱传的书时，也拿到手上多看了一眼，然后，居然越看越起劲——就像我们小时候在课堂上看小说，被老师没收，最后，老师拿去看居然也看上瘾了，还跑来跟我们讨论小说里的故事情节。不管是何种传播路径，反正这书最后传到了慈禧的手上。
慈禧看过之后，立即召集大臣们讨论这件事。大臣突然听到慈禧说出了这样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对于这样的一句话，大臣们听了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下朝后立即跑到书店里抢购日本的宪法书。快看看啊，再不看一看，下次太后说日本宪法时，总不能搞得连宪法是一种什么奇怪的法都弄不清楚吧，那也太搞笑了啊。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作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日本的势力成功地挺进中国的东北。咱大清的后院里突然住进日本人，而且人家还拿枪带家伙的，咱大清人的日子还是人过的吗？奇怪的是，这场民族危机没有引得大清人跟日本人算账，反而是大清国内立宪的舆论逐渐高涨起来。人们的思维在某个时间段上的确是有点邪门，似乎那时人们的思维是：自己不强大，不能怪他日本国是强盗，而是要怪自己没有弄立宪政体。
今天的人们可以想想：立宪政体真的有那么灵验吗？不管如何，那时的人们就是那么想的，也是那么做的。
立宪的呼声一高涨，张謇就坐不住了。这折稿也修改了，日本立宪的书我也印发了，还偷偷送到皇宫里去了。上层，或者说京城那边的高层为何就不见什么动静呢？
估计慈禧看了日本宪法的书，然后喊“好”的消息还没传到张謇的耳朵里。又或许大臣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书是张謇偷偷送进去的，也就没人来告诉他慈禧皇太后的反应。
总之，张謇是无论如何坐不住了，一坐不住他就开始动笔。既然以大臣的名义给最高领导写奏折等于石沉大海，那我就给实权人物写信，给袁世凯做思想工作。先把实权人物的思想做通，再做皇帝的思想工作也不迟。
要是把袁世凯的思想工作做通，这立宪的大事不就成了一半吗？这份手头上的奏稿放在书柜里都快要布满灰尘了，不就是因为袁世凯说时机没成熟，还要等一等吗？是的，现在日俄战争结束了，国内立宪的呼声高涨，这位袁总督还能认为时机没有成熟吗？
张謇将墨磨得更起劲。“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是的，这信中要给袁总督戴高帽子，你呼一声，这立宪的事瞬间就成了。立宪是“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这么大的好事，别人一辈子都碰不上，给你袁总督碰上了，你难道就一点儿也不动心吗？
人家张謇都来两封信了，再不答复一下看来是不行的。袁世凯想了想，决定给张謇回一封信。这信该如何回呢？袁世凯想到一个办法——玩太极拳。你不是要我点头吗？那我就把你推到台前，让你在众目睽睽中找找感觉。在给张謇的回信中，袁世凯这样写道：“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大意就是：你张謇那是全国有名的状元郎，在外国就叫绝代精英，这立宪的大大好事，还是你先上吧。
在书信来往之中，张、袁之间的立宪联盟算是结成了。
这个时间段上，朝廷也感受到来自各方要求立宪的压力，1906年9月1日，慈禧下了一道诏书，答应搞一个预备立宪的活动。
不管如何，有预备总比没有预备强吧。张謇认为，这事总算是小有成就了。
非暴力求合作运动——国会请愿
1906年，应该说是大清宪政史上光彩夺目的一年。这一年，预备立宪方案终于出台，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事也最终确定了下来。9月24日上午，准备出国旅行的五位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正从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时，突然遭遇炸弹袭击。
当晚十时，张謇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奇怪啊，这么让人看好的好事，到底是谁要来破坏呢？投炸弹那个人已经不明不白地死掉了，而且身份不明。一切变得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