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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小小“新世界”的心路历程
革命的潮流就在他的眼前突然发生，不管他在感情深处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革命的狂潮就像六月天里海面上突然而来的台风一样，这一次，革命党的势力虽然不是那么强大，却是不可阻挡的。
在一番考量之后，状元身份的张謇终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顺应共和潮流。他的顺应与一般人大不一样，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有所寄托，用他自己的话讲：“进我人民于参预政权之地，而使之共负国家之责任。”他想象中，他追求的这个目标也许还有可能实现的前景。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他以一股精诚之心，参与“南北议和”的幕后协调，参与民国筹建的宗旨讨论，还在北京政府担任公职，为经济立法想办法出主意。但是，最后他发现：“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这一次，差不多所有追求进步的人士，全被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给打蒙了。一时间，无论是真诚的革命派，还是真诚的立宪派，对辛亥革命以后的政局，都从希望的山顶一下子跌落到失望的深渊。失望之中，张謇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既拒绝袁世凯搞帝制的邀请，也不介入南方的反袁斗争，即护国、护法运动都不参与，而是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实业、教育中。此时的政治已经让他太失望，他这一辈子也努力地想用政治的路径救国，然而，中国顶层政治人物的变化无常让他越来越迷惘。
为什么那些站在台上的政治家，如袁世凯之流，他们明明白白说出来的话，怎么是假话呢？他可能没有找到答案，也可能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寻找答案。事实上，他选择远离政治主流，在军阀争夺地盘的缝隙中，千方百计保全通海一隅。
他再一次回归自我，再一次坚定地选择当初自己的选择，努力营造他用心血铸成的小小“新世界”。“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泪洒江风前。”我似乎看到一个老年人，在政治失望中，站在自己的家门口老泪纵横。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后的选择，并没有太多的无奈，却对国家的前途命运非常担心。
当他再一次站在自家门前时，他低头又看到了另一个事实，花了他30年精力，苦心孤诣营造的“新世界”，没能推广到全国，甚至都没能推广到江苏一省。
这一次，他悲愤的心情真的可以与古代的屈原有一拼了。
穷小子为何能办成大事业？
在我讲学时，很多学生提出了一个差不多同样的问题：仅仅凭借个人力量，张謇这样一个普通人——既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何以能够在通海地区办成这么大的事业？即使是今天，一个考上大学的普通人要办成这么大的事业，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此我还要再加一点条件限制，在那样一个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的落后社会环境中，他这个做生意办企业半路出家的人，能办成这么大的事业，的确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有人说，是张謇自身的人格、气魄、能力以及知人善任，让他走向成功。我认为这句话说了等于白说，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摆在那里：这样的人，无论是清代还是今天，都多得数不清，为何就他张謇能成事？当然，我的答案也是有的，两个字：机遇。我认为，是机遇给他提供施展抱负与才能的必要空间。
当我提出这个观点时，那些立即想否定我的人，提出一个他们认为可以让我自己打自己脸的问题：那你说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遇？
我还真的能就这个机遇扯出个一二三四来。首先说个总的看法，你也可以叫作指导思想。这个研究的成果来自张謇的一段话。
1903年访日期间，张謇有一个关于政、学、业三者关系的感悟。在日记中，他写道：“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
这段话读起来怪怪的，我来解读一下。“君相”即政府，“政”即政策，政府对于工商企业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呢？在中国的古代自然是打压政策，在古代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无商不奸。从日本的考察中，张謇认定，清政府应该改变过去的做法和观念，对工商企业持鼓励、保护乃至必要的优惠与补贴政策。
在张謇的观念里，玩政治的人往往玩虚招，善于忽悠，而农工商业是实打实的，赚到钱就是钱，赚不到钱就得哭鼻子，丝毫不跟你玩虚的。因此，他认为，政府对于企业的职能，除给予积极政策之外，啥也别做。一句话，政府不必干预企业的独立运作，当然更不应阻抑企业的正常运作。这些理论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政府给企业的运作以足够的空间。没有足够的空间，企业想活也会被憋屈死。
那么，张謇的那个时期，清政府给他足够的空间了吗？他遇上的是这样的机遇吗？
从资料中，我们看到张謇对清政府有颇多怨言，比如骂清政府的鼓励徒托空言，说清政府的补助有名无实，苛捐杂税繁多，官吏敲诈勒索，如此等等。但是，实际情况是，那时的清政府给企业运作留下的空间还是相对充裕的，不然的话，在30年时间内，张謇岂能办成那么多新式事业？何况其中许多是创新的举措。
上面说了总的，下面我要在一定深度上从不同的层面、角度分析。理论的分析较为无聊无趣，我会按照我的方式，力争让大家一路读来兴趣盎然。
机遇一：绅权的扩张。
这个概念表面上看有点儿专业，实际上也确实有点儿专业的味道。
我们知道，在中国君主专制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它的体制、观念、文化、精神等各个方面都已发育到极致，极为完备严密。就像一棵生长了两千年的大樟树，从树根到树身到树枝树叶，该生长的地方全部长到位了。但是，有一个地方，封建体制却给别人留下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个留下的空档是县一级政府与乡村之间，这之间的空档是由谁在把持呢？相信大家能猜得出来，是由“绅”这一群体发挥中介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