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第二支飞跃大洋的队伍钱柏林与“秃头”莱文
1927年夏天，每当人们找不到贝比·鲁斯时，他准是在某处的电影院坐在前排靠中间的椅子里，大脸盘上带着骄傲和喜悦之情，看着一部他和瑞典女演员安娜·尼尔松（AnnaQ。Nilsson）主演的名叫《贝比回家》（Babee）的6集长影片。
当年1月，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第一国家电影制片厂耗时22天拍成此片，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部可怕的作品。电影的复制版无一流传，所以谁也说不准情节到底如何。有人说，电影基本上以贝比·鲁斯的生活为原型，但是在电影里，他不曾疯狂地大吃大喝满口粗话地骂人，或者频繁地在地板上**。这部电影很不成功。当年大热门的电影是情爱片《唐璜》（DonJuan），好莱坞万人迷小生约翰·巴里摩尔（JohnBarrymore）在片中对爱慕自己的女性献上了不下143个蜜吻——由于亲吻实在太多，没人记得它居然包含了一段配乐。虽然《唐璜》里只有录制好的音乐，没有对白（所以不算是“说话电影”），但从有声电影的角度看，它仍然比《爵士歌手》（TheJazzSinger）领先了几个月。
在曼哈顿，更为热门的电影不是故事片，而是福克斯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只在新建成的罗克西剧院（RoxyTheatre）独家播映，内容是林德伯格从罗斯福机场起飞前往巴黎的过程。这部纪录片里同样有新颖的声音元素。剧院两侧设有扬声器，技师瞅准时机播放独立声轨，发动机启动的啪嗒声和最后胜利的轰鸣都跟屏幕上的图像一一配合。即便在那个时代，它也并非最高科技，但每次播放时，6000名观众无不兴奋地起身热烈鼓掌。
和这两部片子都不一样，《贝比回家》略显乏味。它的上映时机也不怎么凑巧，是在5月22日，正是林德伯格抵达巴黎的那天，全世界都因林德伯格的壮举欣喜若狂。但电影本身也足够糟糕，根本找不到铁杆追随者。对尼尔松女士而言这一作品尤其丢脸，她从前每个星期要收到30000封影迷来信，此刻却被彻底遗忘了。1925年她骑马时摔下来受了重伤，用了一年时间才康复。《贝比回家》本来是她的复出之作，但却无声无息地落了幕，无人挂念——除了男主角。
此时还有另一个人渐渐归于沉寂，他就是越来越倒霉、越来越处于下风的弗朗切斯科·皮内多。皮内多和两名忠实的机组人员设法比林德伯格抢先一步到了纽芬兰，但随后却被大海汹涌的波涛阻挡——这是水上飞机不可避免的一个常见弊端。5月20日，林德伯格从他们头上径直飞了过去。3天后皮内多才脱身，但在离亚速尔群岛不到580千米的海面上，他又因为引擎故障动弹不得，只得请路过的葡萄牙渔船将飞机拖到法亚尔岛的港口。等他抵达目的地的消息传出，林德伯格早成了全世界的英雄，再没人关心被绳子拖到终点的意大利飞行员了。
皮内多继续前进，但他旅程的最后阶段成了讲述其他航空故事时顺口一提的小插曲。6月11日，他到达了葡萄牙里斯本。6月15日，《纽约时报》上一篇短文称，皮内多在飞往巴塞罗那的途中，在马德里附近受恶劣天气影响，只能搭乘火车完成旅途。
林德伯格在大海上漂**跟外界失去联系期间，世界渴望一些新鲜的刺激。好在罗斯福机场又开始出现**了。林德伯格成功完成越洋飞行后，剩下的两支队伍正在考虑接下来怎么办——是收拾行李走人还是继续完成预定飞行计划，没人说得准。这时候查尔斯·莱文的禁令解除了，他突然明确表示飞机还是要照常飞。
6月4日一大早，“哥伦比亚号”被推进草坪跑道，钱伯林穿着皮夹克、灯笼马裤和800米以外就看得见的方格袜子从机库钻出来，向观众挥手致意，只身进入驾驶舱。莱文的想法似乎是既然他没法比林德伯格更早赶到欧洲，至少能更有意思地飞过去。这次计划的方方面面都有点奇怪。一方面，他和钱伯林拒绝透露飞机的目的地是哪儿。另一方面，机舱里明明有可供副驾驶或领航员乘坐的位置，钱伯林为什么要一个人驾驶，原因就更没人说得明白了。
接着，更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钱伯林把飞机开到了起飞位置放慢速度，一个穿着西服的秃头矮胖子在场边狂奔，匆匆爬进机舱。众人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人便是查尔斯·莱文。
莱文的妻子一脸莫名其妙，错愕地大叫道：“啊啊啊！他不是吧？他不是吧！”等她看出莱文真的要走时一下晕了过去，倒在了身后人的怀里。不过，钱伯林后来私下对记者说，莱文夫人其实一直知道自己丈夫要走，这一幕的出现只是为了打动媒体。
几分钟后，“哥伦比亚号”升空了，夏天里第二架前往欧洲的飞机上路了，尽管连飞机上的两个人都说不准自己是要往哪儿飞。他们的设想是到柏林，但事实上，只要能降落任何地方都行。
莱文很快就证明，他几乎全无用处。他完全没有航行知识，钱伯林曾想让他暂时操纵飞机，他立刻害得飞机差点儿打起了旋。整趟飞行中，他唯一的贡献就是伸手去拿座椅后面的东西，帮忙让钱伯林保持清醒。没过多久他们便意识到，为飞往欧洲的航线导航并不像林德伯格展示得那么轻松。等飞到罗得岛的新港之后，也即升空后还不到1小时，他们就偏离了航线6。5千米，机上装载的地磁感应罗盘无法正常工作了，自此以后他们就无法确定自己到底身处何处了。好在欧洲是个巨大的目标，钱伯林又是世界上最遇事不慌的飞行员。他坚持，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飞就没问题。
钱伯林即将成为仅次于林德伯格的风云人物——尽管时间短暂狂热度也不高。1927年夏天钱伯林33岁，他来自艾奥瓦州的丹尼森，是个跟林德伯格家乡利特尔福尔斯类似的小镇，不过因为靠近林肯高速公路，地理位置还略微好一些。钱伯林的父亲经营着一家珠宝店兼维修店，一家人衣食无忧。跟他同龄的还有另一个来自丹尼森的知名人物，即著名女演员唐娜·里德（DonnaReed）。直到今天丹尼森的人们都记得她，但几乎没有人还记得钱伯林了。
钱伯林的母亲是英国人，不知何因在钱伯林10岁左右的时候她们搬回了英国。奇怪的是，钱伯林的自传对自己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避而不谈——他甚至没提到自己妻子的娘家名，贯穿全书都只叫她“钱伯林太太”，他对这段短暂的英伦生活也没交代几句，只说很讨厌。过了大约一年，他们母子又回到丹尼森，恢复了往日的家庭生活。
高中毕业后，钱伯林进了艾奥瓦州立大学，取得了工程学学位。第一次大战期间他在通信部队服役，学会了驾驶飞机。他作为飞行教员从没上过战场，事实上连美国都没离开过。和大多数飞行员一样，在战后钱伯林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有一段时间他做过航空摄影师，从空中拍摄了若干重要活动，包括1923年洋基体育场的隆重开幕式。和林德伯格一样他也曾多次坠机，据估计，大概坠毁了10架飞机。1925年他参加空中比赛时，卷入了一起致命的事故，与他共同参赛的一名乘客身亡了。钱伯林都不怎么认识这位乘客，那只是个来凑热闹的年轻人。在自传里，钱伯林仅仅记录了自己在坠机事故中被撞得失去知觉，事后才听说“同伴死了”。钱伯林自己也受了重伤，医生告诉他以后恐怕都没法走路了。但很明显，事实证明医生错了。即便不说他有什么别的过人之处，至少他天不怕地不怕。
6月5日清晨，从瑟堡出发前往纽约的丘纳德航运公司“毛雷塔尼亚号”轮船上，乘客们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一架飞机从天而降，在轮船甲板上空盘旋。人们立刻认出这是“哥伦比亚号”。大部分乘客（碰巧还包括雷蒙德·奥泰格，他正从法国的避暑山庄返回美国，下一周要给林德伯格颁发奥泰格奖）都以为“哥伦比亚号”到访是在致敬，可其实钱伯林是在努力想确定自己的方位。他努力分辨船的名字，好跟自己带的《纽约时报》航行时刻表对照。根据船在海上航行了多少天，他能大概判断出自己还有多少里程要飞。他刚好错过了“孟菲斯号”巡洋舰，错过了跟林德伯格挥手——如果是那样的话，林德伯格一定会困惑得摸不着头脑吧。钱伯林根据“毛雷塔尼亚号”的位置调整了航线，回到云层中继续往欧洲飞去。
此后几个小时，再也没有人收到钱伯林和莱文的消息。到了6月6日上午在空中待了将近两天之后，他们降落在了德国东北部的一块田地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钱伯林还是莱文都没有想过要带上一份欧洲地图，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们在空中飞行了近43小时6284千米，以大幅优势打破了林德伯格创下的飞行距离与时间纪录。第一个冲上来迎接他们的是一位愤怒的农妇，因为他们的飞机毁掉了自己的庄稼。旁观者里碰巧有一个回家拜访母亲的航空机师。这位机师英语讲得很好，他告诉两人这里是艾斯莱本附近的曼斯费尔德，距离柏林大概177千米，他们的飞行方向错了。这位机师知道怎样订购航空燃料，否则仅凭他们两人是完全搞不到这东西的。但等油箱送来以后导油管塞不进飞机油箱，两人只好从农妇（这时候她大概平静下来了吧）那里借来了一口长嘴茶壶，费力地把油倒进油箱。
终于，飞机加满了油，两位冒险家知悉了正确的方向再次起飞。可很快他们又迷了路。钱伯林和莱文漫无目的、吵吵闹闹地飞了一上午，直至燃料耗尽又一次迫降。这一次，他们发现自己飞过了头，来到了靠近波兰边境一座叫科特布斯的小城[5]。
因为累得无法继续飞行，两人在科特布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家酒店里歇了脚，倒头便睡。等醒来时，他们发现自己成了英雄，一队军用飞机前来护送他们去首都。第二天早上，在护航机队的指引下，两人完成了前往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的最后一段路。现场有超过15万人在等着迎接他们。还有另外2万人被谣言误导去了华沙机场，结果失望而归。
德国人民为两位飞行员送上了不亚于林德伯格在巴黎受到的盛情款待与热烈欢迎。在德国，希特勒崛起之前再没有人能比他们吸引到规模更大、更热情的群众了。美国民众也变得跟林德伯格着陆时一样兴奋。整整3天，《纽约时报》把最显眼的头条献给两位英雄——厚厚3沓，8个整版事无巨细地涵盖了他们的每一步行动、每一个想法。广大市民也异常兴奋。莱文和钱伯林的妻子前往霍博肯码头搭船去德国时6000人到场送行——那可是在凌晨1点。
不过很快庆祝活动的氛围变得有点紧张起来。柯立芝总统从美国发去了贺电——但只祝贺了钱伯林。外界将他明显的冷落态度解读为反犹太主义。曼哈顿犹太人报纸《日报》（TheDay）发表评论：“两个人从纽约出发，两个人拿命冒险，两个人表现出英雄气概，创造了一个比林德伯格更伟大的纪录。两个人出发，两个人抵达，两个都是美国人。但美国总统却只向一个人表示祝贺，出于奇怪的巧合，总统认为名字不值一提的那个人名叫‘莱文’[6]。”
林德伯格在自己每天从“孟菲斯号”甲板上发给《纽约时报》的短讯里，同样慷慨大度地赞美了钱伯林，一次都没有提及莱文，不过这恐怕不是因为什么反犹太主义，而是因为他当初跟莱文交易时，惨遭调戏而心有怨念。
德国方面似乎同样对莱文有点小小的不满。柏林的一家餐厅卖起了钱伯林烤牛肉搭配科特布斯的土豆，还有一家啤酒厂贩售钱伯林牌啤酒，同样都没有提到莱文。
莱文自己也没有做什么向德国人民示好的举动。他没去拜访医院，没有去慰问寡妇，对德国飞行员没有丝毫赞美。他甚至对林德伯格也没说什么好话，只是认为林德伯格的成功主要是靠天气好，而非驾驶技术高明。“林德伯格运气好，我们却不是，”莱文告诉记者，“如果我们有林德伯格110的运气，一定能做得更好。”更叫德国和美国当局感到丢脸的是，一位德国商人朱利叶斯·普珀（JuliusPuppe）博士曾在一笔交易里被莱文骗走5000美元，如今他拿出了法院传票试图查封莱文的飞机。钱伯林的态度倒是和蔼可亲，但他说不出什么话，给人留下一种“不开飞机时脑袋里空空如也”的印象，这或许跟实情也相去不远。
世人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不怎么喜欢查尔斯·莱文，而从钱伯林那里又永远搞不出什么有意思的猛料，于是他们的注意力很快转到了别的地方。
林德伯格此时虽然还在遥远的海上坐着蒸汽船慢慢地回家，却在距离瑟堡还有3天路程时传回了被海浪扫下“孟菲斯号”甲板的消息，又一次引发了热议。《纽约时报》的标题是：
林德伯格险些丧命
海浪吞没了他，在巡洋舰的船头
原来，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这位全世界最受爱戴的英雄晚饭后出舱散步，走到船头时一波大浪突然从侧面冲击甲板，把他跟船只的其他部分隔断了。林德伯格只好紧紧地抓住一条救生索，以免栽倒被卷入海里。瑞安航空公司的老板马奥尼当时也在场，只不过波浪袭来时他安全地站在船的另一侧。林德伯格等了十多分钟，海浪才放缓势头，他潇洒地大步回到安全的地方。“真是一场叫人兴奋的经历。”林德伯格事后说。不过，这对紧张的船员们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一艘“孟菲斯号”巡洋舰是新近才接过了1916年在加勒比海“疯狗浪”（RogueWave）中沉没的老“孟菲斯号”的名字，而那次事故中有40多人丧生。也难怪许多水手说，“孟菲斯”是个受诅咒的名字。
林德伯格暂时没消息，美国人需要些毫无意义的八卦来分分心，一个绰号为“沉船凯利”（ShipwreckKelly）的人为此做好了准备。6月7日上午11时，凯利爬上了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圣弗朗西斯酒店楼顶15米高的旗杆顶端，坐了下来。这一天他就做了这件事，结果人们都被吸引过来，从四面八方赶到纽瓦克市围观。
凯利从小生活在曼哈顿最可怕的街区“地狱厨房”（Hell’sKit），处在一个极度残忍无情的环境里。出生前7个月，他在建筑工地上当装配工的父亲因为助手不小心拉错了脚手架的控制杆，落地摔死了。由于痛失家庭支柱，凯利的母亲伤心欲绝死于分娩过程中。在意外中错手害死凯利父亲的那个助手收养了凯利。13岁时凯利就到外洋出海谋生，此后1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以水手为业。按《时代周刊》的说法，凯利在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中幸存下来，故得了这个绰号，但这好像是记者信马由缰编出来的故事。事实上，凯利之所以叫“沉船”，是因为有一阵子，他想以“水手凯利”的名号去当拳击手，但他输的次数太多了——曾经连输11个回合，所以才被人叫成“沉船凯利”。据凯利自己所说，他换过许多工作，当过高空作业工人、飞机特技表演员和“飞人”（出于宣传目的爬上建筑物），从5次沉船、2次坠机、3次撞车和1次列车脱轨事故中侥幸逃命，却毫发未损。1924年他找到了“静坐在旗杆上”这档营生，1927年他基本上就以此为业了。
接连数天甚至几个星期，凯利会一直坐在大厦楼顶旗杆顶端的小垫子上——大小跟酒吧圆凳差不多。最热心的观众可支付25美分到酒店楼顶从相对近的距离观察凯利，甚至跟他进行对话。其余的群众挤在酒店下的街道上造成了交通拥堵，甚至他们还践踏花坛并靠着人多势众突破了防护栏。下面的人用绳子把食品、剃须用品、香烟等物传给凯利。为了防止睡觉时掉下去，凯利将自己的脚踝围着旗杆交错盘起，大脚趾塞进座椅侧边钻出的两个孔里。通常他打盹时间不超过20分钟，并未进入意识全失的深度睡眠。为定期取悦观众，也为了缓解僵硬的肌肉，他时不时地从摇摇晃晃的平台上站起身——这个动作需要相当大的灵活性，甚至还需要不少的勇气，尤其是起风的话。他待在旗杆顶端期间始终不曾离开软垫。没有记录表明他是怎样处理内急的。从两天之前爬上旗杆开始，整个静坐期间他都没吃过固体食物——只喝牛奶、肉汤和咖啡（这或许部分解答了上述问题）。他每天抽4包烟，要不然就只是呆坐着。他标榜自己是“活下来的最走运的傻瓜”。
纽瓦克爬杆多多少少算是“沉船凯利”短暂事业生涯的巅峰了。他在暴风雪、电闪雷鸣和其他种种危险天气里坐过更多的旗杆——最长的一次坐了49天，但世界逐渐对他和旗杆静坐失去了兴趣。凯利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1941年8月他因在康涅狄格州酒驾而遭短暂监禁。1952年时他穷困潦倒，因心脏停搏死在了纽约街头。他死时带着一本贴满自己往日功勋的剪贴簿。有关他年龄的说法不一，从59岁到67岁都有。
即使是1927年的纽瓦克，报纸对凯利的兴趣过不了几天就逐渐减退了，因为除了他还坐在旗杆顶上的事实，其他实在没什么可报道的内容。等到12天又12个小时之后他下来吻了自己新婚6个月的妻子，公众早已不为所动，媒体也几乎没注意到。
这时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事抢走了人们的关注：林德伯格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