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低俗小说井喷式发展滞销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给你一沓纸、一支笔和几分钟思考时间，我们大多数人或许能列出一长串20世纪20年代正当创作盛年的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弗吉尼亚·伍尔夫、T。S。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多萝西·帕克、埃兹拉·庞德等。
但可能不会有人把哈罗德·赖特（HaroldBellWright）这个名字囊括在内。可当时赖特比上述任何人都更受欢迎，说不定他的书卖得比以上所有人加在一起还要多。1925年，他的小说《父亲的儿子》（ASonofHisFather）第一次在芝加哥印刷，装满了27个火车车厢。他出版于1911年的《芭芭拉·沃斯的胜利》（WinningofBarbaraWorth）深受粉丝喜爱，人们用它命名了一座宾馆、一条公路和一座学校。赖特的书伤感而忧郁，预测性很强——总是写一个人历尽生活艰辛，但从工作中和基督教友那里找到了幸福、找到了成功，但读者就是百看不厌。
其他许多作家早已湮灭于历史之中，如科斯莫·汉密尔顿（ilton）、阿瑟·罗奇（ArthurSomersRoche）、科宁斯比·道森（gsbyDawson）、斯特里布林（T。S。Stribling）、赫维·艾伦（HerveyAllen）、弗朗西斯·斯塔克·扬（FrancisStarkYoung）、赫尔曼·凯泽林（HermannKeyserling）、瓦维克·迪平（Warwig）、赛拉·温斯洛（ThyraSamterWinslow）、克努特·哈姆森（KnutHamson）、朱莉娅·彼得金（JuliaPeterkin）、吉恩·斯特拉顿-波特（Geon-Porter）、佐娜·盖尔（ZonaGale）和玛索·德拉罗奇（MazodeleRoche），他们当时全都有比第一段里提到的后世知名作家更好的销量，甚至更大的名气。
可没有谁能跟另外两位美国作家的成功相提并论——连火力全开的哈罗德·赖特也不行。这两位作家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作品销量无人可比，他们就是赞恩·格雷（ZaneGrey）和埃德加·巴勒斯（EdgarRiceBurroughs），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20世纪全世界最流行的两名作家。
这两人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来自中西部地区，相对较晚才开始了职业写作生涯（格雷30岁，巴勒斯35岁），获得成功就更晚了。两人在任何尺度上看都是相当糟糕的作家，如今没什么人再读他们的书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当年竟然有那么多人读他们的书。批评家伯顿·拉斯科（BurtonRascoe）评论格雷说：“很难想象还有哪位作家比格雷在文风和内容上都如此乏善可陈，却仍能留住读者的。”巴勒斯因为是通俗作家，连遭到蔑视的资格都不够，所以基本上没得到过这样的羞辱。但是，世界各国的读者对他们的作品趋之若鹜。没人知道他们的书卖了多少本——如果算上各国译本、遗作及杂志出版物，估计册数在2500万册到6000万册。不管实际总数到底是多少，对他们两人来说那都是一个令人深感欣慰的数目。
格雷是两人中比较有趣的那一个，他行迹有些鬼祟，挺好玩的。当时的报纸和杂志将他描写成来自俄亥俄州、生活愉快、不事张扬的牙医，闲暇时间写写冒险小说。1912年凭借《荒野情天》（Riderse）找到了致富之路，接着在近30年的岁月里，接连不断地炮制出了大量畅销西部小说。至少就他所处的市场而言，他开创了这一小说流派的许多套路，比如黑心恶棍、仗势欺人的牧场主和他纯洁漂亮的女儿，沉默寡言、身强体壮的牛仔。“除了格雷养的那匹鼻子暖乎乎的母马，他的心不属于任何女性”，一位作家曾这样恰到好处地指出。
格雷有个惊天的秘密，在私生活上他性欲极为强烈。他热心户外运动，经常带着意气风发的漂亮年轻姑娘（他妻子的两个年轻表妹和他的朋友）一起到旷野长途旅行，并且把她们睡个遍。有时候，他会一次性地带着4个女人。偶尔，他事后还把她们带回家。帮他作传的托马斯?保利（ThomasH。Pauly）说：“格雷拍摄了数目庞大、总量未知的**和他进行各种性行为的照片，这些照片还配有10本小册子，是格雷用自己编的密码所写，内含图片描述他的性冒险活动。”
在这些兴致勃勃的小插曲中，格雷平静地和妻子在宾夕法尼亚州拉克瓦纳市生活着。后来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来阿尔塔迪纳。他的妻子是个有着坚韧气质的女性。他每年写上两本或者三本书，一生共写了差不多95本书，1939年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留下了大量手稿，在他死后14年，哈珀兄弟出版社仍在出版赞恩·格雷的新书。在巅峰时期，格雷一年能挣50万美元，1927年时他的收入是32。5万美元左右。为便于比较，当时菲茨杰拉德收入最丰厚的一年也才赚到37599美元。
埃德加·巴勒斯的生活比格雷要平淡些（谁能跟格雷比呢），但写的东西更生猛。巴勒斯比格雷小3岁，在1875年出生于芝加哥的一个小康家庭，但他跟周围有些格格不入，一直挣扎着寻找自己在生活里该扮演什么角色。年轻时，他曾到西部当过仓库管理员、放过牧、淘过金，还做过铁路警察，但都不成功。后来，他发现自己有几分写故事的天赋。1912年时他35岁，出版了一本热卖小说《人猿泰山》（TarzanoftheApes）。
巴勒斯没有什么玄妙的写作手法。他使用低俗小说的情节，但写得很优雅，仿佛不怎么明白这一流派的风格似的。以下是《人猿泰山》的开场白：
这个故事我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他其实不该讲给我，也不该讲给任何人。这得归功于一瓶陈年佳酿在那位讲故事的人身上产生的奇妙作用，才引得他开了头；也得归功于我对这个奇异故事的后半部分持怀疑态度。
这样的文字或许跟托尔斯泰的没法比，但显然跟当时廉价小说常见的文字简单、开门见山式开场白相去甚远。巴勒斯的写作生涯持续了近40年，共写了80多本书，包括26本泰山系列，大量科幻小说和几部西部小说。他所有作品都以爽快的动作、衣着清凉的女性、对优生理想坚定的支持为特点。泰山本人可以充当优生学运动的代言人。想必很多读者都知道，泰山是英国贵族遗留在非洲丛林里的孤儿，由猿猴抚养长大。幸运的是，因为他是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天生勇敢、坚强、果断、善良，发自本能地讲究道德，能聪明地解决一切问题。他甚至教自己阅读——考虑到他不说人类的语言，初次看到书时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此事可谓惊为天人。感谢上天赐予他的种族优越性。
创造或者维护优越人种，是巴勒斯一辈子的努力方向。他写的几乎所有外太空故事都讲的是到火星或金星培育高贵种族[2]。在《迷失金星》（LostonVenus）一书中，他以仰慕的口吻描写了这样一个社会：“有缺陷的婴儿不得活下去”，“在身体上、道德上或精神上存在缺陷”的公民“接受处理，不能将类似的下一代带到这世上”。反观现实，他为《洛杉矶先驱考察家报》（LosAngelesExaminer）撰文主张，如果把所有“道德低能者”系统化消灭，世界会变得更好。他甚至将自己的一本书取名为《大桥和奥斯卡卢萨之子》（BridgeandtheOskaloosaKid）。奥斯卡卢萨是哈里·劳克林的出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勒斯的写作愈加草率。他反复使用相同情节，行文漫不经心得令人诧异。他在1927年只写了《酋长》（WarChief）这一部小说。小说的开头是这样：
野人战士全身**，只裹着一片遮羞布，脚踏一双粗糙的草鞋，披挂着少许兽皮，头戴水牛饰物，随着鼓声跳动起舞。
四段之后，读者又看到：
野人战士全身**，只裹着一片遮羞布，脚踏一双粗糙的草鞋，披挂着少许兽皮，头戴水牛饰物，在参天大树的缝隙间无声前行。
偶尔，他干脆陷入了说胡话状态。在1920年的《火星少女》（MaidofMars）一书中，名叫杰达的火星战士向火星少女图瓦娅倾诉甜言蜜语：
啊，潘塔斯的图瓦娅啊，哪怕看着我炽热的爱情爆发迸射，你也是这么冷漠无情！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你的心更坚硬，也没有什么比这张支撑你神性与不朽身躯的幸福长凳更冰冷！
这样的段落还能持续颇长篇幅。几乎完全不影响销量。1950年3月，他因心肌梗死在加利福尼亚过世，时年74岁。即便在那时，人们仍分外投入地购买他的作品。
1927年夏天，严肃小说家里只有辛克莱·刘易斯的书卖得火爆。《埃尔默·甘特里》（ElmerGantry）无疑是当年最畅销的小说。在书中他讽刺传教士，遭到了全国各地以传教士为主的严厉谴责。福音传道教士比利·桑戴（BillySunday）听说了书的内容，呼吁上帝“赐刘易斯一死”，这话听起来可不像是基督徒说的。在刘易斯的故乡，明尼苏达州索克森特公理教会的牧师斯帕克斯（C．S．Sparkes）恨恨地将刘易斯与圣洁的林德伯格相对比，说刘易斯的思想“死了，对上帝、对纯洁和正义的人来说，死了”，而林德伯格则“思想和灵魂都干净无暇”。
好几个城市查禁了《埃尔默·甘特里》，在波士顿，销售此书是可遭到公诉的罪行，而不是较轻微的行为失当，足以说明它有多么令人不快。当然了，这样的禁令只不过让那些想要一睹为快的人更想看它了。小说上市第一天就卖出了10万册，夏天结束时正朝着25万册迈进，这个数字连格雷和巴勒斯也型尘莫及。
《埃尔默·甘特里》是刘易斯获得一连串商业成功的第5奉重要作品，这让他成了当时最受人崇拜的作家。其他几本书分别是1920年的《大街》（Mai）、1992年的《巴比特》（Babbitt）、1925年的《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和1926年的《捕人陷阱》（Mantrap）。1930年，他将成为美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也不是人人都喜欢他。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写给编辑的一封信里说：“如果我写得像那个雀斑崽子那么草率、蹩脚，我能年复一年地每天写上5000字。”虽然刘易斯本人不知道，但1927年是他写作生涯成就的顶峰。他后来的小说跟时代脱节，他最终会变成绝望的酒鬼，患上严重的震颤性谵妄，被送进精神病院。1927年，海明威没有写出新的长篇小说。他主要在专注于个人事务，夏天的早些时候，就是林德伯格匕到巴黎那阵子，他跟妻子离了婚，不久后又再婚。但他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叫《没有女人的男人》（MenWithoutWomen）。多萝西·帕克在《纽约客》上说：“这是一本真正的杰作……我不知道还能在哪儿找到更精彩的短篇小说集了。”但这本书并未激起公众像对他前一年的小说处女作《太阳照常升起》那样的兴趣。同样深受好评，但商业上不太成功的还有两位新秀作家的作品：桑顿·怀尔德（ThorntonWilder）的《圣路易斯雷大桥》（TheBridgeofSanLuisRey）和威廉·福克纳的《蚊群》（Mosquitoes）。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位美国大文豪（可惜他旧时代的人并不这么认为）在1927年没出新书。相反，他第一次到访好莱坞接受委托为一部叫《口红莎（Lipstick）的电影写剧本，费用是2500美元，如果剧本得到采纳还可以另外再拿到12000美元。但这一回，他的剧本被认为存在缺陷，遭到了拒绝，所以大部分的费用从未支付。菲茨杰拉德还去参加了一轮选角，但也没做好。最后，加州之行的花销远远超过了他赚到的钱。1927年，菲茨杰拉德正迅速过气。两年前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已经失败了，没卖出的库存本囤积在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公司的仓库里，到1940年菲茨杰拉德去世、破产、彻底被人遗忘时都没卖完。直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才重新认识了他。
1927年，出版行业处在一种有趣的波动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长期存在的偏见导致的。传统上，出版行业对犹太人是不开放的（除了最底端、最边缘的行业）。所有老牌出版公司，如哈珀兄弟、斯克里伯纳、道布尔迪、霍顿米夫林和普特南，都是纯白人（且多为新教徒）开的公司，他们的产品一般谨慎保守。1915年起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广告公司高管之子、年轻的犹太人阿尔弗莱德·克诺普夫（AlfredA。Knopf）开办了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出版公司。克诺普夫为美国带来了弗洛伊德、卡夫卡、萨特、加缪、安德烈·纪德、D。H。劳伦斯、E。M。福斯特和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他出版的书大多出自外国作家之手，原因倒是很简单，许多美国经纪人不愿跟犹太出版商做生意。
所有这一切都跟老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出版商的保守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克里伯纳出版公司是一家成立于1846年的家族企业，自诩多年来从未出版过任何能叫姑娘看了脸红的书，但如今它发现自己很难跟上眼下不断变化的社会风气了。1927年年初，出版社里最资深的编辑马克斯维尔·帕金斯正着手研究前文所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他觉得自己必须要提醒公司老板查尔斯·斯克里伯纳（CharlesSer）二世：书里有不少可能冒犯他的话。帕金斯是个老派人，他自己说不出那些话来，只好把它们写了出来。有一个词，他连写都没法写。这些词到底是哪些，它们后来是否出现在最终出版的书中，没有记录流传下来。
有趣的是，虽然斯克里伯纳公司在低俗语言方面过分拘谨，但在1927年，它毫不犹豫地出版了那个年代美国最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本书，即业余优生学家洛思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Stoddard）所著的《重铸美国》（Re-fAmerica）。斯托达德先生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的前一本书《有色人种上升趋势威胁了白人的优势地位》（TheRisingTideainstWhiteWorldSupremacy）中更明确地透露出了他的立场。在《重铸美国》中斯托达德认为，美国应该建立一个“双种族”社会，他的意思不是人们和谐混杂相处，而是恰恰相反：白人与非白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保持隔离，以免交叉混血而玷污两方血脉。许多人都对此书做出了赞赏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