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代助没能向嫂子借到钱，离开那儿时已经夜深了。他拼命赶，总算在青山大路赶上了末班电车。但是在同嫂子交谈时，父亲和哥哥一直没有回家。只是在交谈的时候，梅子被叫出去接过两次电话。由于嫂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示，代助也就没主动询问。
这天晚上，天阴欲雨，阴霾的天空与地面同色。电车站的红色柱子旁边，只有代助一个人在等电车。只见一个小红点在远处出现，摇摇晃晃地冲破黑暗，径直向代助这边开来，带来一种令人寂寞不堪的感觉。代助登上电车，发现一个乘客也没有。代助处在穿黑色衣服的售票员同驾驶员之间，随着电车发出来的声音前进。行驶着的电车外面漆黑一片。代助一个人坐在光明之中，好像觉得电车带着自己在永不停歇地行驶，不会有下车的机会似的。
驶近神乐坂后，只见寂静的道路夹在两排二层的房子中间，前面的路挤成狭长形状了。电车爬到半坡时，突然传来急骤的鸣响。代助估计那是风被房顶所挡的缘故，便站着望望黑魆魆的房子。当视线由房顶向空中扫去时，顿时有一种恐怖感迎面袭来。门扇以及玻璃窗的碰撞声越来越大。当代助醒悟到“不好，是地震”的时候，他站在那里，双脚开始哆嗦了。当时，代助觉得左右两侧的二层楼房屋好像会一齐倒下来把坡道填没。突然，右侧一所房子的小门哗啦一声打开，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孩子跑出来，嘴里喊着：“地震，地震，是大地震哪！”代助听到这个男人的喊声后，好容易才有些定心。
回到家中，见老女仆和门野在大谈地震的事。不过，代助觉得他俩远不及自己的感受深切。躺到**后，代助又考虑起如何解决三千代借钱的事来，但是无法集中思想。他又琢磨父亲和哥哥近来这么忙是为了什么事呢。他决意要把结婚一事往后拖。就这样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报纸上首次披露了关于日糖事件[49]的报道——制糖公司的要人用公司的钱收买了好几名众议院议员。门野见公司要人和议员被拘捕，照例称快不已，呼叫“痛快，痛快”。但是代助并不感到有什么痛快。在接着的两三天中，受到传讯的人越来越多，事情在社会上流传，像是出了重大的疑案。有一家报纸说：这次拘捕是做给英国看的。并解释说：英国大使买进了大量的日糖公司股票，由于受到损失而大为不满，于是日本政府搞了这一手来向英国表示歉意。
在日糖事件发生之前不久，还有过另一桩事件。那就是东洋轮船公司[50]发表了《按百分之十二的比率分红利后，下半期亏损达到八十万元》。代助对此事是记忆犹新的，他还记得当时报纸上就这一报道发表述评，认为此事不足信。
代助一点儿不了解同自己父兄有关的公司是什么情况，但他常常想：也许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的。代助也不信父兄在所有的地方都是神圣的，他甚至怀疑：如果仔细审查审查，父兄也许都有被拘捕的资格。即使尚不至于如此，代助也绝不像别人都认为的那样，去相信什么父兄的财产全是父兄凭真本事挣来的。明治初期的时候，为奖励人们移居横滨，政府曾实施把土地分给移居者的政策。有些人就靠着当时白白拿到手的土地，现在成了大富翁。不过，这应该说是上天赐予的偶然良机。代助认定，像父兄那样的人，则大概是人为地和策略性地造就了这个光为享得个人幸福的偶然温室吧。
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代助对报纸上的那些报道并不特别吃惊，也不傻乎乎地去为父兄的公司操什么心了，倒是三千代的事总叫代助放不下心。然而代助觉得空着手去看她也甚尴尬，便暗自拿定主意，天天钻在书本中，就这样过了四五天。但奇怪的是平冈和三千代再也没来谈那借钱的事。代助本来在想：三千代大概又会一个人到他这儿来听回音的，所以翘首以盼，但是没有出现这一局面。
后来，代助感到厌倦了，便想上什么地方去逛逛。他查了《娱乐指南》，觉得可以去看看什么戏，于是从神乐坂乘上外濠线[51]的电车，但在开往御茶水的途中，又改了主意，决定去见见住在森川町[52]的同窗好友寺尾。此人毕业后，说不喜欢当教师，而要选择文学作自己的职业，他不听别人的劝阻，干起了这项没把握的行当。至今干了三年，仍然默默无闻，继续埋头在书稿中讨生活。他曾拉代助给一家同他有关系的杂志社写稿，说：“你写吧，写什么都行。”于是代助一度写过些有趣味的东西。印出来后，在杂志铺的店头摆了一个月，随后就受命运的支配，永远离开人间世界，到什么地方去了。从此以后，代助不再问津写稿的事。寺尾每次见到代助，就鼓励代助“应该再多多写稿”，并且不时说出一句口头禅：“你看看我！”不过代助听得别人对寺尾下的评语是：已经陷在其中了。寺尾非常喜爱俄国文学，尤其喜爱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作品，他把自己很可怜的一点儿钱用来买新的刊物，这成了他的嗜好。而在争论十分激烈的时候，代助会带着嘲讽的口气说：“文学家总不能置身在‘恐俄病’[53]中吧。没有经历过日俄战争的人就没有发言权。”于是寺尾就神情严肃地回答说：“战争随时会发生，但是像日俄战争之后的日本那样捉襟见肘，不是太窝囊吗？还不如得了‘恐俄病’，尽管卑怯，却很安全。”寺尾还是要吹捧俄国文学。
代助从正门进入客厅，见寺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一闲漆器”[54]的写字桌前就座。寺尾说“脑袋发痛”，头上裹着头巾，正捋起袖子在给《帝国文学》[55]写稿子。代助表示“若是不便，改日再来”，寺尾立即回答说：“不必走。我今天早晨已经挣得了五五——两元五毛的稿费了。”过了一会儿，寺尾解下头巾，开始发言。一开口，就把当前日本的作家和评论家痛骂一通，差点没把眼珠瞪出来。代助有趣地听着，但是心里在想：这个寺尾可能是因为谁也不赏识他，所以情绪很抵触，就去贬低别人了。代助便怂恿地说：“你可以把这些观点发表出来呀，你说呢？”寺尾笑着说：“那不行啊。”代助问：“为什么呢？”寺尾不回答，等了一会儿之后，说道：“嗯，像你这样清闲自在地度日的人，说话当然可以不用多虑，反正有吃有穿。而我干的这种行当，实在不是什么正经事。”代助勉励他，说：“你干这项工作很不错，应该好好地去干。”于是寺尾说：“不，这工作太不行，我想务必干点儿正正经经的事。我说你肯不肯借点钱出来，助我一臂之力呢？”代助调侃着说：“不，等你觉得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是正经事的时候，我就把钱借给你。”代助说过这话，走出去了。
来到本乡大街上，代助的厌倦感依然如故，不论走到哪儿，他都感到有点儿不满足，不过也不想再去登门拜访谁了。他自我检查了一下，觉得浑身都像个得了严重胃病的人。他又在四丁目乘上电车，这是开往传通院前[56]的。代助坐在车中，感到车子的晃动使自己那五尺几寸的臭皮囊中的食物也在此起彼伏。三点多钟，他头脑昏昏然地回到家中。
门野在正门口告诉主人：“刚才老家有仆人来过，我把信放在书房的写字桌上了，还写了张收条交给来人。”
信件放在古色古香的信匣中，红色的匣面上没有写收信人之类的字样。黄铜的环上拴着纸捻，用来封合，而纸捻的封合处涂有黑墨。代助往桌子一看，就知道这是嫂子写来的信。嫂子喜欢搞这种旧的礼俗，常常会干出出人意料的事。代助用剪刀尖挑开纸捻的结头，心里在嘀咕：真是多此一举。
但是匣中的信却是用简明通顺的白话文写的，格调同信匣完全相反。
不久前你特意来找我帮忙，我没能替你解决问题，实在抱歉。事后，我感觉到自己当时说了许多失礼的话，很不礼貌，请你务必多加包涵。为此，我把钱借给你。当然，我无法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只凑合了两百元钱给你，请你立即给你的朋友送去吧。这事没让你哥哥知道，希望多加注意。结婚的问题已经同你谈过，请你认真考虑后，给我一个回音。
信中，卷着附了一张两百元金额的支票。代助朝支票瞅了好一会儿，心里觉得对梅子很过意不去。代助想起那天晚上准备回家的时候，嫂子先开口问道：“那么，你不需要钱了吗？”代助先前低声下气地央求她借些钱给自己时，她是那样毫不留情地一口拒绝，但是见到代助失望地准备回去时，她反而从拒绝变为关注，主动来叮问了。代助在这件事上看到了女性的美和弱，而他没有勇气利用这个“弱”，因为他不忍心玩弄这种美的弱点。所以代助回答：“嗯，不要了，会有办法的。”说过这话就同嫂子分手了。代助估计，梅子当时肯定把自己回答的话看成了冷嘲热讽，而这种冷嘲热讽触动了她那果敢的素质，终于写了这一封信。
代助马上写回信，并且尽可能用亲切的措辞来表示谢意。代助对哥哥、对父亲，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绪。对社会上的一般人，当然更不会有。即使对梅子，近来也不大出现过这种情绪。
代助想，是否要立即到三千代那儿去呢？老实说，两百元这个数目在代助看来，太凑合了。代助甚至想：她能借出这个数目，何不索性照我央求的数字，让人能如愿以偿呢？不过，这只是代助不考虑梅子而为三千代单方面设想。而且，对于深信“女子再怎么果敢，感情上也是这么凑合”的代助来说，并不因此而感到怎么不满。与之相反，代助觉得，比起男子的果断行为来，还是女子的这种态度更具备着同情的弹性。从这一点来说，代助还感到很愉快呢。所以，要是拿出这两百元钱的人不是梅子而是父亲的话，代助也许会认为这是经济上凑合的表现，反而要惹起不愉快。
代助没吃晚饭，旋即又出去了。他由五轩町沿江户川边又往河对岸去的时候，并没有先前散步回来时那种精神疲惫的感觉。登上坡路来到传通院的侧翼，只见细长的烟囱矗立在各寺庙之间，向多云的天空吐着黑烟。看到这一情景，代助感到脆弱的工业正在为了生存而喘息着，这是多么不雅观。于是，他不禁暗自把住在这一带的平冈同这细长的烟囱联系在一起了。在这种场合，代助总是先冒出美和丑的想法，而使同情的想法居下风。刹那之间，代助完全被那些散向空中的可怜的煤烟所吸引，几乎把三千代的事忘光了。
平冈家正门处的脱鞋石板上放着女子穿的厚底草鞋。打开格子门，听得三千代衣裾作响地由里面走出来。当时，楼梯口的那块两铺席大的地方一片昏黑，三千代坐在黑暗中向来客打招呼。她起先好像是吃不准来客是谁，但是听到代助的声息后，马上说道：“我以为是哪一位……”声音很低。代助瞅着三千代影影绰绰的姿态，感到比平时要美。
平冈不在家。代助听后觉得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好像又容易交谈又不便交谈。而三千代是一如既往，显得很平静。两人坐在昏黑的屋里，闭着房门，也没点灯。三千代说：“女仆也出去了。我方才也有事出去过，回来后刚刚吃过晚饭。”不一会儿，谈到了平冈。
正如代助所预料的那样，平冈依然在四处奔波。不过这一个星期不大外出了，说是感到很疲乏，所以总在家中睡睡躺躺，要不就喝酒，有客来访，他也不停杯。还常常发怒，破口骂人。
“他和从前不同了，脾气越来越暴躁，真没办法呀。”三千代现出一副暗含乞求同情的样子。代助没有吭声。女仆回来了，可以听到厨房门口传来咯嗒咯嗒的声响。不一会儿，女仆拿来一盏附有斑竹灯座的煤油灯[57]，她关上拉门出去时，朝代助的脸上觑了一眼。
代助从怀里拿出那张支票，一任原来一折为二的样子，放到三千代面前，说道：“太太，”——代助还是第一次称三千代为太太——“这是先前您托我的钱。”
三千代什么也没回答，只是抬眼看着代助。
“说实在的，我是想立刻办就的，无奈颇不顺利，所以迟至今日才拿来……情况怎么样，已经安置妥了吗？”代助问道。
这时三千代突然胆虚而又带着些怨气似的轻声答道：“还没有哇。唉，正无法收拾呢。”
三千代说着这话，睁大双眼，定睛瞅着代助。代助拿起一折为二的支票，展开来。
“这数目不够吧？”
三千代伸手接过支票。
“多谢了。平冈会感到很高兴的。”三千代轻轻地把支票放在铺席上。
代助极为扼要地把借钱的经过谈了谈，还做了几句解释，说：“表面上看来，我这个人好像生活得悠闲自适，但是碰到什么需要帮人忙的时候，简直就爱莫能助，所以请多多谅解。”
“我是很明白你的苦衷的。不过，我也是事不得已，实在毫无办法，才冒昧求你帮忙的。”三千代深表歉意地说。
于是，代助叮咛三千代：“姑且用这笔钱安排一下吧。如果还是安排不了，我再想想办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