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助有点儿穷于应答了，只好又像调侃又像训斥似的说：“今天为什么不去上学？一清早就在吃草莓什么的……”
“嗯，今天不是星期天吗？”诚太郎认真地说。
“呀，是星期天吗？”代助愕然。
直木瞅着代助的脸，终究笑了出来。代助也笑了笑，往客厅走去。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新换的地席上，摆着一只紫檀镂空圆盆，盆内放着茶碗，碗上印有京都的浅井默语[74]笔下的图案画。清晨时分的绿颜色由庭园射进空落落的大客厅，一切都显得非常安静。室外的风声也好像一下子停止了。
代助穿过客厅，到哥哥的房间去。他看到房里有人。
“哟，我说，这样太过分了呀。”这是嫂子的声音。代助走进房间，见哥嫂和缝子都在。哥哥的角带[75]上缠着金链子，他身穿近来流行的丝罗褂子，脸朝门口而立。
看到代助进来，哥哥对梅子说：“哦，来了。嗯，你就请他同你一起去吧。”
代助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这时梅子转脸朝着代助说：“代弟，你今天一定有空的啰。”
“哎，是的，有空。”代助回答。
“那好，我们一起去歌舞伎座。”
代助听嫂子这么说，觉得头脑里顿时掠过一种颇滑稽的感觉。不过，代助今天没有勇气像往常那样同嫂子开开玩笑。
代助不愿多啰唆，所以和颜悦色地答道：“哎，好的。走吧。”
于是梅子问道：“不过，你不是说已经看过一遍了吗？”
“一遍也好，两遍也好，毫无关系的。走吧。”代助看着嫂子，微笑笑。
“你也真会自得其乐呀。”梅子谈了自己的看法。代助越发觉得滑稽了。
哥哥说着“有点儿事要办”，转身出去了。据哥哥说，他本同嫂子约定四点钟前后把事办完就上剧场去，而在此之前，梅子和缝子两个人可以先看戏，但是梅子很不愿意，于是哥哥建议“那就让直木一起去”，嫂子认为“直木穿着藏青碎白花纹的衣服和裤裙，是没法舒舒服服坐着看戏的”，哥哥无奈何之下，就命人去把代助接来。代助听后，虽然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儿不合情理，却也只是回答了一句“是吗”，并且认定今天之所以特意把自己叫来，无非是因为嫂子需要一个在幕间休息时可以交谈交谈的人，此外嘛，也考虑到万一有什么事，身旁也可以有一个能支使支使的人。
梅子和缝子在打扮上花了很长的时间。代助在她俩身旁当了一名热心的化妆检验人，他不时半开玩笑半带奚落地发表一下意见。缝子已说过两三次“叔叔是在吹毛求疵呀”。
今天，父亲没在家，一早就出去了。嫂子说：“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代助并不很想知道父亲的去处，他颇庆幸父亲没在家。父子俩自上次见过面之后，只碰见过两次，而且，时间不过十分、十五分钟光景，代助照例看到谈话渐渐深入，便突然毕恭毕敬地施礼告辞了。父亲到客厅来，代助就感到如坐针毡。嫂子在镜前抚着夏带[76]的带端，告诉代助：父亲曾生气地说你“只要看见我的影子，就想溜走”。
“他太失信用了。”代助说着，拿起嫂子和缝子的伞，抢先一步向大门走去。门口并排停着三辆车子。
代助不胜风寒，戴着鸭舌帽。现在风总算停息下来，太阳的强光穿过云隙射到人们的头顶上。梅子和缝子撑着阳伞走在前面。代助不时用手背在额前遮挡阳光。
在演出的过程中，嫂子和缝子都成了热心的观众。代助大概是第二次来看的缘故，也可能是这三四天来脑袋瓜的情况欠佳所致，反正他根本没有把戏看进去，精神上不断出现烦闷的情绪。他手持团扇，不时地把风从颈部向头部扇。
到了幕间的时候，缝子不时向代助提出些怪问题，什么“那个人为什么用盆喝酒啦”[77]“和尚为什么猝然之间变成将军啦”[78]，都是一些很难解说清楚的问题。梅子每听到缝子提出的问题，就忍俊不禁。代助突然想到两三天前在报上看到的一位文学家写的剧评[79]。剧评中写道：日本的脚本写得太离奇，不能轻松自如地欣赏。当时，代助从演员的立场出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请这种人看戏。代助曾对门野说过这样的话：把本该对剧作家谈的意见，拿去对付演员，那就好比想了解近松[80]的作品而去听越路[81]的净琉璃一样，很愚蠢。门野照例回答：“是那样吗？”
代助从童年时代起就经常去看日本的传统戏剧，所以他同梅子一样，无疑都是纯粹的艺术鉴赏家。他们狭义地理解舞台艺术，认为所谓舞台艺术，就是演员驾驭的表演技巧。所以代助同梅子谈得很投机，不时对视一下，发表一些行家才说得出来的评论，觉得英雄所见略同。不过没过多久，他俩对舞台上的演出生厌了。还没到幕间的时分，就戴着双筒望远镜东瞧瞧、西望望。双筒望远镜所指处，有着不少艺伎，有的艺伎也戴着望远镜从对面向这儿望。
代助的右侧坐着一个年龄同自己差不多的男子，这男子带着一位梳扁平椭圆形发髻的美丽的妻子。代助看着她的侧脸，觉得长相酷似离自己不远的那个艺伎。代助的左侧坐着四个男人，他们全是学者。代助把他们的脸一一记在心里。再往左有一块比较大的地方，供两个人占用。其中的一个人穿着整洁的西装，年龄同代助的哥哥相仿。此人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看起东西来，习惯于把下颌伸向前、把脸儿稍稍仰起来。看到这个人，代助总觉得很眼熟，但是怎么也追忆不出来。和他同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子。代助估计这位女子尚不满二十岁。她没穿外套，梳着头发朝前蓬起的发型[82]，但是要比一般的高大。她坐在那里，总是把下颌紧贴着领子。
代助觉得坐在场内大是苦事，几次离座步至后面的走廊上，仰望那一长条的天空。他希望等哥哥一来，就把嫂子和缝子甩给哥哥，自己好早点儿回去。他还把缝子拉到这儿来，兜着圈子活动了一次。最后，代助冒出了这样的念头：最好能弄点儿酒来喝喝。
哥哥在日暮时分才姗姗来迟。他说着“没有太迟吧”，已从腰间摸出金表来，实际的时间是六点多一点。哥哥照例若无其事地向四周扫视一圈。但在吃饭的时候，他起身到走廊上去后，老不回来。隔了好一会儿，代助无意中回过头去，见哥哥已走至隔邻的那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男子处，在谈着什么话，并不时向那个年轻的女子搭讪一下。但是女子只报以微微一笑，又立即认真地朝向舞台上的演出了。代助本想问问嫂子“那人叫什么名字”，可是想到哥哥这个人只要一踏进人群中间就极能交际并且能把社会看作自己的家似的，不论在哪里都能如此心平气和而简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代助便不当回事地不吭声了。
一幕告终时，哥哥回到入口处，招呼代助去一下，并把代助带到戴金丝边眼镜的男子的座位前，介绍说：“这是舍弟。”接着把对方介绍给代助，说：“这位是神户的高木君。”戴金丝边眼镜的男子望了望那位年轻女子，对代助说：“这是我的侄女。”女子彬彬有礼地向代助致意。这时哥哥补充了一句：“她是佐川君的女儿。”代助听到女子的来历，心里明白：中圈套了。但是代助不动声色，敷衍了一番，他察觉到嫂子回过头来朝自己觑了一眼。
五六分钟后，代助同哥哥一起归座。在没认识佐川家的小姐之前，代助本想一见哥哥驾到，便逃离此地，但是现在势必不能这么干了。代助知道，过分贪图眼前痛快反而会引起不好的后果，所以克制着自己，坐了下来。哥哥对舞台上的演出，也好像毫无兴趣，但他照例摆出风度潇洒的样子抽着雪茄烟，几乎是在熏自己那有一头黑发的脑袋，时而插上几句评论的话，又无非是“缝子，这一幕很好看吧”。梅子平时的那种好奇心也不见了，她没有就高木或佐川家的姑娘提出任何问题，也不做任何议论。代助看到这番装模作样的样子，反而感到好笑。以往，代助时常受到嫂子的耍弄，不过代助从没有为之而生气。今天的这出戏若是发生在平时，代助也许会认为这无非是一种遣兴的游戏而一笑了之；还不光如此，如果自己想结婚的话，反倒可以进而利用这出戏，亲自安排一出巧夺天工的大喜事，为自己的生涯解嘲而获得满足。但是想到这位嫂子现在也竟同父亲和哥哥共谋，把我代助一步步逼入绝地，这就不能把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看作滑稽可笑了。代助想到今后“不知嫂子将使这件事如何发展”，不禁有点儿胆怯。因为全家人当中，嫂子是对这件事最感兴趣的人，如果嫂子一味地把代助向这方面紧逼，代助就不得不同全家的人渐渐疏远——这一种恐惧的念头正在代助头脑里的什么地方潜伏着。
散场时已近十一点钟了。来到剧场外，风是完全停了，只有电灯稀稀落落地点缀着寂静的夜晚，既看不到月亮也看不到星星。时间已晚，无暇再去店里喝茶交谈了。有车来接他们一家三口回家，但是代助忘了事先叫好车子。他不愿多麻烦，便拒绝了嫂子的好意，在吃茶店前乘上了电车。代助是在数寄屋桥换车的，当他在黑魆魆的路上等车子的时候，见一位妇女身背孩子，摇摇晃晃地迎面走来。已经有两三辆电车在对面驰过。代助和铁轨之间隔着一大堆泥土和石子，像是一堵高高的土堤。这时代助才明白自己等车是站错了地方。
“太太，你要乘电车的话，不能在这儿等。要到对面去。”代助一边指点着一边起步走去。那妇女表示了谢意，跟随代助而去。代助像是摸索着似的，在黑暗中小心走着。他们以外护城河为目标，向左走了二三十米，这才总算找到了车站的柱标。妇女就在这里乘车向神田桥方向而去，代助独自乘上朝反方向的赤坂开去的车子。
在车里，代助很困，却又不能睡，随着车子的晃动，他明白今晚的这一觉是很成问题了。代助非常疲乏，尽管白天的一切使他感到厌倦，但是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使他不能称心如意地把这静夜打发过去。他脑海里不停地呈现出今天整个白天留下的种种痕迹，有声有色，若隐若现，也不管时间的先后和形态上的差异，纷然杂呈。而它们究竟是呈什么色彩以及怎样运动的，代助也搞不清楚。他睡眼惺忪，感到得回家后再借助威士忌酒的力量了。
在这种难以捉摸的绚丽色调的映照下，代助不能不想到三千代。他仿佛觉得自己在那儿找到了一处安身之地。不过这安身之地并没有明显地在眼帘里映出来，无非是代助全部身心都感觉到它的存在而已。所以，代助不过是把对方作为一个完全符合自己主观情调的对象，眼前一一出现了三千代的面貌、举止、语言、夫妇间的关系、病况和身份。
第二天，代助收到一封长信，信是住在但马[83]的朋友寄来的。这位朋友一毕业就回家乡去了，至今没到东京来过。他本人当然很不愿意在山村里过日子，无奈父命不可违抗，只得被封死在家乡。可是这一年来，这位朋友啰啰唆唆地写信来说，要再次说服父亲，争取离乡上东京。不过最近这一阵子像是渐渐死了心，不见有深感不平的过激之词了。朋友的家庭是当地的世家，所以年年在先代传下来的山林里伐取树木，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在这封信中，朋友详细地谈到了他的日常生活的情况。此外，还半带着逗趣的情调，故意认认真真地自吹道：“一个月前被选为町长，可获年薪三百元。”并且把他本人同别的朋友做了比较，扬言说自己如若一毕业就去当中学教师，现在的所得可以比这个数目多两倍。
这位朋友回家乡后过了一年吧，就结婚了。女方是京都某财主家的姑娘。当然，这是应父命而结合的。不久，生下了孩子。对于妻子的情况，朋友除结婚时在信上说过几句外，后来再也没有提及。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情况，看来朋友是饶有兴致的，所以代助常常能得到这方面的有趣的消息。代助每读着这种信，会想象得到朋友沉浸在天伦之乐里的情景。代助也不禁怀疑到：有了这个孩子后，朋友对妻子的看法会比他娶她时有多大的变化呢。
朋友不时寄来香鱼干、柿子干之类的东西。投桃报李，代助大抵是回寄一些西洋新出版的文学书。于是朋友在回信中一定对那些书评论一番，好像是在证明他饶有兴趣地读过了。不过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最后，他连感谢书籍已收到的回音也不给一个了。代助只好专门去信询问，对方这才回信说：书籍已敬悉，本想读了之后再答谢，所以迟迟未复。其实该坦白说：我还没有读，与其说是没有空读，倒不如说是没有兴趣读，说得更彻底一些，是读了也不知所云。代助决定今后不再寄书，而代之以新式玩具，买了寄去。
代助从理论家的角度出发，是赞同朋友的这桩婚事的。因为代助认为：一个深居山村而成天同河谷、树木为伍的人，迎娶了父亲指定的新娘子而获得了太太平平的结果，这乃是自然的规律。据此代助认定：不论是何种意义的结婚，只会给城市里的人带来不幸。什么原因呢？因为城市不过是一个人的展览会而已。由上述前提得出上述结论，代助是摸索着走过这样一条蹊路的。
代助把美分成肉体美和精神美，并且认为城市里的人能够有机会接触各种类型的美。代助断言，那些每接触到各种类型的美不会由甲而乙、由乙而丙转移的人，是缺乏感受性的不会欣赏美的人。代助以自身的经历去验证，相信这是无可置疑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最终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一切过着城市生活的男男女女，在两性的相互吸引上都随机应变地在受着难以估计的变化。说得具体一些的话，就是已婚夫妇的双方都受到流俗的所谓“不义之念”的影响，不得不始终品尝着所经历的不幸。代助以艺伎作为感受性最发达、接触点最自由的城市人的代表。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谓一生中不知要调换多少情夫。一般的城市人士不都是程度略轻一些的艺伎吗？代助把当今侈言“不渝之爱”的人看作头等的伪君子。
考虑到这儿，代助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三千代的身影来。这时候代助不禁疑心自己在理论程式中可能忘记把某一个因素算进去了。不过，这个因素怎么也发现不了。于是代助认为：依照这一理论程式，自己对三千代的情也不过是一时性的东西。代助的脑袋是能正视这一现实的，但是他的内心没有勇气表示“完全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