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精鉴千年第一人
说张大千的画“五百年来第一人”，犹待时间的考验，至少需要有专家对他的作品作一有系统的研究，提出何以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论据，并经过一段时间，以待世人的认同之后，方能成立。但谈到国画的鉴赏，他自诩在五百年中不作第二人想，而事实上，说他已超越米元章、赵孟頫、文氏父子、王弇州、董思白、项墨林、毛子晋、梁蕉林、高江村，以及近代任何以精鉴知名者，直谓之前无古人，亦非过誉。
此非无因而至，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七分人事三分天”。先天所赋过人的记忆及分析方面的能力，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后天的机缘及关于书画方面的学养，方是能诣最高境界的梯阶。这可以分三个层次来了解张大千。
首先是见。眼界宽，见得多，外行亦可变成半内行，不过这是一个起码条件。见得多不一定能善于鉴别，而善于鉴别者，非见得多不可。谈到这一层，近代人的眼福，远过于前人。张大千交友甚广，海内藏家，几无不识；有名的画商，恐亦只有对他无所保留，所以他的眼界之宽，又过于侪辈。
其次是识。识得真假是鉴别，识得好坏是鉴赏。识得真中假、假中真，以及何以为好、何以为坏，言之成理以外，还能就作品本身定所作的年代，那才是精鉴。画假款真不妨谓之真中假；大件改成小幅，虽无款而确为真迹的一部分，自是假中真。凡此识力，虽非一般鉴赏家所能有，但亦并非张大千所独擅。
最后是知。这才是张大千在鉴赏界的上天梯。这个“知”字包括的范围极广，古代各家的师承、渊源、交游、风格的形成与变化之由来及评价，烂熟于胸，然后可以作出精当不移的分析及结论。像这样的功夫，也还有人能到，而在鉴真以外，对于造假的知识之丰富戛戛独造者，只有一个张大千。
这样的说法，似乎有点皮里阳秋，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不知假，焉知真？一幅画只是正面具备了真的条件，是不够的，必须还要从反面去研究有没有乱真的可能。这当然不是指画面而言，而是从画的本身以外另觅鉴别的途径。
这个途径就是时间。时间是无情的，因此，鉴别古画，撇开画的本身不论，有两个方法可资为依据：一是当时有无此种画材，最重要的是纸；二是这幅画所显示的迹象，是否已经历过若干年代。纵然如此，仍可造假。纸求旧纸，画上的年代，则可“做旧”。倘若对历代各纸的知识以及裱工作伪的技巧了如指掌，方有资格对人人皆信其为真迹的一幅古画提出可能为假的疑问。
张大千初度北游，对于鉴别的“见、识、知”三个层面，都有很大的收获。琉璃厂的卖画，分为古人、时贤两种。买古画需请教古玩铺，求时贤的画，则在南纸店有“笔单”可资问津，两者绝不相混。
照古玩铺的说法，古画十张有十一张靠不住。十张就是十张，何来十一张？大件改小，多出一张，不就是十一？而且古画只要是名家，无不有假，此风自古已然。明朝崇祯年间，上海收藏家张泰阶集所选古来假画二百轴，详细著录，他的画斋名为“宝绘楼”，这部书就叫《宝绘录》，共二十卷。此书自六朝至元明，无家不备，阎立本、吴道子、王维、李思训仅在第六七卷中才有名字。这部书，张大千当然看过。
还有部书，叫作《装潢志》，专谈装裱字画书籍的款式技巧，这也是鉴别之“知”中的必修科。张大千曾有两名养在家的裱工，可知他对此道的重视。
裱工以“苏裱”为尚，但三吴好手往时多集中在北平。琉璃厂关于裱工的轶事甚多，清初朝廷需用裱工，命苏州特送四人，至内务府报到后，发下细腰葫芦一枚，要在葫芦中裱一层里子。其中一人沉思久久，将葫芦蒂切开，塞入名为“瓷碗锋”的碎瓷盘，关照同伴轮流摇动。碎屑不断散出，倒出瓷碗锋，以指扣声，知道里面已极光洁，初步工作，告一段落。
然后他用白棉纸清水浸一夜，使其化成纸浆，调匀了灌入，随即倾去，等干了再灌，如是数次，方始进呈。剖开葫芦，里面有一个白纸“胎”——考验及格了。
“裱褙十三科”所料理的都是一张纸，所以学装潢，先须识纸，不是识“时贤”习用之纸，而是识古人所用之纸。历代皆有可传百世的名纸，张大千在上海、杭州、四川也稍微见识过，但一直到北游以后，方得大开眼界。
燕京五朝故都，又出过金章宗[1]、明宣宗[2]、清高宗[3]这些风雅好古的帝王，文物荟萃，历时千百年的名纸能保存下来，原是不算太稀罕的一件事。但如无琉璃厂古玩铺、裱画店、南纸店师徒口传耳授的关于鉴别名纸的知识，恐怕遇到李后主的“澄心堂纸”、陶縠的“鄱阳白”，亦会失之交臂。
张大千自识古纸，鉴赏更称巨眼，譬如一幅无款的山水，看布局、笔法、墨法，处处如黄鹤山樵，但此外并无确证，如能从纸上去研究，识得是一张出于宋朝、号称“尚方不及”的“张永自造纸”，即是一个极有力的佐证。相反，如果是一张“董巨”的山水，则可确定为伪作，因为董源、巨然生于五代，还没有“张永自造纸”。不过伪作的年代也很久了，非明即元，甚至是宋朝。
当然用“张永自造纸”假造黄鹤山樵的山水，亦是很可能的，问题就在：第一，画的本身，能不能乱真，这要看画的人的本事；第二，笔墨的陈旧，够不够年代，这就要看裱工的本事了。有时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画能不能乱真，如无真迹比对印证，根本无从分辨，然则纸为有来历的古纸，画面又是表里皆旧，“确”为食人间数百年烟火的迹象，试问，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它非真迹？
从清朝一直到北洋政府终了，海内装潢高手都集中在北平，而以乾嘉年间为极盛。当时的四大名匠都是苏州人，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姓名藉藉于士大夫之口。张子元更是神乎其技，他伪造元朝高克恭的《春云晓霭图》是个有名的故事，而关键是买到了一张“侧理纸”。
侧理纸原名陟厘纸，一名水苔纸，据说是用海藻所造，为中国最古老的一种纸，年代至少在唐朝以前。乾隆年间，扬州一个盐商不知从何处发现了一批侧理纸，重价购来进贡，内库亦存有一张，是康熙年间所得，高宗取来与所贡之纸比对，完全相同，还特为题了一首诗。
这侧理纸亦有少数流传市面，其时张子元还在苏州，花五两银子买得半张，预备用来造假画。
造假画首先要考虑的是，造一幅什么人的假画。有几个需注意的要点是：第一，名气要大，不大卖不出好价钱；第二，不用引起过争议，或者艺林习知、曾经多人评鉴过的作品，免得横生枝节，惹出纠纷，最好是只见于名家著录，却无人见过真迹的“蓝本”；第三，当然也要顾虑到纸的年代，以及临仿者的路数，与原作者是否相似，功夫到不到家。张子元研究了这三点，决定假造高克恭的《春云晓霭图》。
高克恭别号房山，山西大同人，元朝初年官至刑部尚书，善画山水墨竹。他的这幅《春云晓霭图》，原为高江村所收藏，在他所著的《江村销夏录》中曾有记载。此图后来归于苏州王氏，前几年交张子元重裱。张子元还保留着一条裁下来的高江村的题签，也正好派上用场。
于是他找到一个造假画的高手，名叫翟大坤，字云屏，因为耳聋之故，别号“无闻子”。他是嘉兴人，寄居苏州，山水画得极好，而造假画的润格不贵，跟侧理纸价一样。张子元将那半张侧理纸复又一开为二，花十两银子请翟大坤临两本《春云晓霭图》。摹假款假印的另有其人，名叫郑寅桥，他按照《销夏录》所载，一一摹仿完工，最后才由张子元自己动手来“做旧”。
方法是将画用清水浸透，贴在漆几上，干了再浸再贴，一天要贴二三十次。如是三个月用白芨煎水喷在画上，这时墨痕已入肌里，墨色虽淡，却仿佛仍可以看到当时的光润，显示出墨色之淡由于历时既久使然。至此，将高江村的题签嵌入画幅上方，全绫[4]控裱，配上一个好木盒，大功告成。
这幅画卖给了毕秋帆的弟弟毕涧飞，得价白银八百两。于是张子元再装第二幅，专程到南昌去求售，因为江西巡抚陈淮是个大藏家。
这陈淮字望之，靠毕秋帆提携起家。他的外号叫“陈老虎”，不独因为居官贪酷，对亲友亦以霸道出名。相传毕涧飞有一个王右丞[5]的《江山雪霁卷》，董思白曾称之为“海内墨皇”。唐画绢本居多，此卷长六尺，绢明如纸，墨起青光，画笔工细，但只有轮廓，并不皴染，微露到画的形迹而已。北宋以后，即无此画法。此画题跋不多，文衡山引首，后面只有董思白、冯开之、朱元价之跋。毕涧飞以一千三百两银子购得此卷，轻易不示人。毕秋帆曾希望老弟割爱，毕涧飞亦始终不肯放手。
可是，这个胞兄索而不得的手卷，最后竟慨然归外人所得。此人名叫吴绍浣，字杜村，籍隶徽州而侨寓扬州府仪征县，家世是盐商，本人却是翰林出身。他几次专程去拜访毕涧飞，为的是要看王右丞的《江山雪霁图》。吴绍浣展卷嗟叹，赏玩经日。毕涧飞颇为感动，认为吴绍浣之爱慕这个手卷，并不是震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的名气，纯然是觉得画好。《江山雪霁图》能归于此人，才真是物得其主。
这在吴绍浣是“固所愿也，不敢请耳”，有喜出望外之感。毕涧飞买这个手卷花了一千三百两银子，仍照原价转让。吴绍浣兑了银子，捧画归来，从此坐卧与共，终日不离。
如是数年，吴绍浣由京官外放河南开归道，回原籍扫墓时，绕道到南昌去探亲——他的胞妹便是江西巡抚陈淮的儿媳妇，照道理当然要拜见姻丈。陈淮置酒洗尘之际，提到《江山雪霁图》，希望一饱眼福。
吴绍浣以此手卷为性命，不可一日离，而且陈淮收藏书画古董，往往出于巧取豪夺，吴绍浣深具戒心，便以“没有带在身边”做推托。
“我可要来搜的噢!”陈淮半真半假地说。
吴绍浣暗暗吃惊，陈淮的霸道是出名的，凡事说得出、做得出，不可不防。可是回到客栈，环顾斗室，看来看去，没有隐秘妥当的地方可以藏匿这个手卷，最后无可奈何，只有摆在床底下溺壶后面。
这倒是个安全可靠的地方，不过太亵慢了这幅名画。吴绍浣内心真有无限的愧歉，在床前跪下来磕一个头祝告：“绍浣有难，万不得已，暂请委屈。”
到得第二天，陈淮果然微服来访，一面吸水烟谈话，一面不住打量各处。看到别处，吴绍浣都不在乎，只有陈淮的视线一及床前，他先就紧张了。替陈淮装水烟的听差旁观者清，找个机会向主人努一努嘴，陈淮明白了。
“杜村，王右丞的那个手卷，都知道你是片刻不离的。既然至亲，何必如此小气，连让人瞻仰瞻仰都不许!”
“老姻丈言重了。实在是没有带出来。”
“我可要搜啰!”陈淮问道，“搜出来怎么说？”
“老姻丈尽管搜!”吴绍浣硬着头皮说，“搜亦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