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红粉知己
五四以后，上海兴起一班“名媛”。她们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新女性，大多生在十九世纪结束、二十世纪开始的公元一九○○年以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义和团之乱导致了八国联军的空前外患。辛丑议和以后，肯定了洋人的价值与地位，“扶清灭洋”的口号固随义和团的瓦解而消失，“夷人”与“洋鬼子”的称呼，亦罕闻于通都大邑。所以这班随着二十世纪降临的中国第一代新女性所受的教养，与她们的上一代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第一是不再受缠足之苦；第二是见了至亲以外的男子不必再回避；第三是跟她们的兄弟一样得有“出就外傅”，亦就是“进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十里洋场的上海，风气更为开通，年轻女子得以打破一切隔阂，公然参与社会活动。报道她们的新闻时，赐以佳名，谓之“名媛”。
上海的“名媛”，分为两种。一种比较洋派，大多毕业于“中西女塾”之类的贵族学校，着洋装，讲洋文。盛大的宴会中，常见她们携着年轻男子或洋人婆娑起舞，因而被称之为“交际花”，如唐瑛、陆小曼等都是。
另一种比较守旧，必有良好的家世，受过良好的教育，擅诗词，能书画，有旧时才女的意味。文场艺坛，出而与须眉周旋，落落大方，是所谓“林下风范”者，始足以当“名媛”之称。其中之一的李秋君，即是谢家孝著《张大千的世界》中所称“百岁千秋金石情”的女主角。
谈李秋君，先要谈“小港李家”。小港是浙江宁波府属镇海县的一个镇，小港李家庞大事业及财富的创造者，名叫李也亭，是李秋君的曾祖父。李也亭于清朝道光二年十五岁时，到上海来“学生意”，投入南市南码头曹德大糟坊做学徒。但他的发迹，却是由于转业沙船帮。
沙船是专行驶于海洋的大帆船，北至辽东，南至闽南，贩卖大宗南北土产。这一行生意是大买卖，要大本钱，也要冒极大的风险。航行南北洋遭遇海难，是常有之事，不幸如此，不独血本无归，往往倾家**产，但重整旗鼓，一两次顺利航行所获致的厚利，亦可恢复基业。这一行中起落极大，必须要有广泛的关系、有力的后台，绝非外行人所能插足，因此上海的沙船帮只有极少几家，其中巨擘姓郁，李也亭便是在郁家沙船上做小伙计而起家的。
原来曹德大糟坊前面的大码头，一向是郁家沙船停泊之处，李也亭常到船上送酒，船上专管航行的“老大”，以及负责货物买卖、职称名为“耆民”的管事，看他做事确实勤快，都很喜欢他。其时江苏巡抚陶澍奉旨筹办南漕海运，雇用大批沙船。船上也要添人，便劝李也亭改行——沙船帮的规矩，水手伙计的工资极其微薄，但自己可以带货——“耆民”会划出一部分货舱来容纳。李也亭觉得这比在糟坊中做酒、卖酒有出息得多，因而欣然接受，设法凑了些资本，带南货北上。这是道光六年春天的事，李也亭十九岁。
这一次的漕米由海道运到天津，非常顺利。而因运漕的缘故，商船变作官船，沿途关卡的盘查有种种方便，因此回程带货，多平时犯禁的货物。天津长芦出盐，带私盐可获巨利，这一回的沙船上人，无不大发利市，李也亭亦颇有所获。他为人聪明谦虚，对沙船上营运的诀窍很快就入门了。人缘加上运气，使得他无往不利，不到十年工夫，已能自立门户，独资开设沙船号，招牌名为“久大”。
久大沙船号最盛时拥有十几条沙船，一条沙船要值好几万银子。以后又买进一个沿黄浦滩的码头，就叫“久大码头”。这时的李也亭，已是百万富翁了。
李也亭的发财，得力于一个钱庄“跑街”赵朴斋。沙船出海，带的货物很多，需要大笔资金周转，都靠钱庄放款，而钱庄放款给沙船帮，常常是秘密交易。因为沙船出事，放款落空，对外不能声张，否则影响信用，存户挤兑，变成雪上加霜，非立刻倒闭不可。至于欠款的沙船，只要卷土重来，一赚了钱，自然会连本带利，归还旧欠。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多年经营、信用卓著的沙船号，不能获得钱庄的支持。李也亭以沙船帮的后进，居然亦有钱庄放款给他，完全是赵朴斋个人信任他的缘故。
因此，赵朴斋想自己经营钱庄时，李也亭义不容辞地要投资。起初因为沙船的风险极大，恐怕牵累钱庄，所以李也亭的投资亦是秘密的，对外都由赵朴斋出面主持。
不过这是早期的话，若干年以后，久大沙船号管理着三家钱庄，已非秘密。这三家钱庄，两家在北市，字号是“慎余”“崇余”；一家在南市，字号“立余”。
李也亭六十一岁去世，时为同治七年。他在生前曾将三家钱庄的所有权，做了一个分配。李也亭本人在上海经商，家眷却仍住原籍，一直由他的长兄弼安照料。李弼安的长子听涛则是李也亭的一个得力帮手，在久大多年，最后升任经理。李也亭为了酬谢长兄及胞侄，将崇余钱庄，拨归长房——称为乾房；本支则称坤房，经营慎余；在南市的立余钱庄，则为乾坤两房共有。
当李也亭将殁时，沙船号由于轮船的兴起，渐形没落。及至同治十二年，李鸿章开办招商局，沙船号遭遇了强劲的对手。到得李家第三代成长，终于摆脱了祖业，专向钱庄及地产方面发展。就坤房来说，第三代兄弟七人，都为李也亭的独子梅堂所出。梅堂第四子名薇庄，亦有子七人，用“祖”字排行：老大祖韩；老二祖夔；老三是个女儿，就是李秋君，名祖云，别署瓯湘馆主。她跟张大千同岁，只比他小四个月。
据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张大千曾这样对他说：“宁波李家名门望族，世居上海，我在上海的日子，多半在李府做客。李府与我家世交，李府的上一辈二伯父李薇庄，也是老革命，与先烈陈英士先生是好朋友，民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民政厅长。李府的三小姐李秋君，是沪上才女，家学渊源，诗词书画皆能。若问我谁是我的知音，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复说——李秋君。”
李薇庄行四，张大千何以呼之为“二伯父”，原因不明，但说李薇庄在“民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民政厅长”，是记忆有误。上海光复，以陈英士、李平书之功为最。李平书名钟钰，上海人，举人出身，最初在广东当知县，熟悉洋务，有廉能之名，颇得总督张之洞的赏识。
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病殁，张之洞奉旨由鄂督兼署江督，委李平书为江南制造局提调，其后李平书复由上海道袁树勋委派为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领袖总董。此局后改为自治公所，李平书仍任总董，一直至宣统末年。他对上海地方建设贡献极多，孚一方众望。辛亥九月十三日，上海革命党人攻克制造局，光复上海，陈英士被推为都督，李平书为民政长。
误会李平书出于小港李家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李薇庄的长兄云书及五弟征五的关系。李征五为同盟会的老同志，在上海协助陈英士策划革命。坤房所有的慎余钱庄，即因李征五参加革命，经理恐受连累，建议于宣统三年歇业。李云书则曾组织“天一垦牧公司”及“三大公司”，清末在关外锦州及黑龙江呼玛县大举开垦，为当时在上海极有地位的绅士。云书、平书，在名字中同有一“书”字，又以李征五确与陈英士共事，曾指挥光复军及任用张宗昌而知名的缘故，张大千认为李平书与李云书、李征五必为兄弟，亦是情理中事。
李家由于经营沙船发迹，家世背景上，天生有种结纳四海英豪的开放作风。张大千能在李家做客，世交的关系不大，主要是李薇庄、李祖韩父子爱才的缘故。李祖韩人颇风雅，当时与陈小蝶是由江小鹣的“天马会”改组的“中国画会”的中坚分子。此外老一辈爱好艺文的遗老名流，如吴昌硕、王一亭，以及张大千的老师曾农髯等，结有一个“秋英社”，乐于提挈后进。张大千与郑曼青的作品，都为秋英社友评过，最初推断他们的艺术前途是“郑曼青不得了，张大千一塌糊涂”。现在来看，自是近乎“谬论”，但当时必然成为天性争强好胜的张大千的一股鞭策力量。至于何以有“一塌糊涂”四字的“考语”，则以张大千初学石涛，而当时只知山水有“四王”，石涛尚未大红大紫之故。
张大千的画，最初为人赏识的是水仙，他的外号就叫“张水仙”。此无他，张大千幼承母姊之故，工笔花卉，最重线条——这是真功夫。以作画而言，小篆就是看线条；画则所谓“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线条好，人物一定好。叶恭绰早年即认为张大千应该专攻人物，必可独步千古。张大千之有敦煌之行，即出于叶恭绰的建议与鼓励，目的就是要他去看看吴道子以前的画家如何画人物。
李秋君之欣赏张大千是否由水仙上结的缘，当然已成了个谜。但无疑地，李秋君与张大千之投缘，不仅是赏识他的画，更重要的是性情上的契合。
张大千常说他跟李家是通家世交，但却未解释他既住在李家，而李家何以不知道他已在原籍娶妻生子的问题，以致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尴尬的场面，而且产生了非常奇特的后果。据张大千自己说：“李家二伯父薇庄先生，有一天把李祖韩大哥、秋君小姐及我叫到身边私谈，二伯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一听此言，我是既感激，又惶恐，更难过，我连忙跪拜下去，对二伯父叩头说，‘我对不起你们府上，有负雅爱，我在原籍不但结了婚，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不能委屈小姐!’他们的失望，我当时的难过，自不必说了，但秋君从未表示丝毫怨尤，更令我想不到的，秋君就此一生未嫁!”
这真是“还君明珠双泪垂”的恨事。只为张大千从无任何口风或迹象显示“使君有妇”，所以李秋君在与张大千谈画论艺中滋生情愫，心目中早已拿他当未来的夫婿看待。李秋君有五个弟弟，更有堂房的幼弟小妹，那时的大家庭，遇到张大千与李秋君这样的感情状态，立刻就会成为全家的中心话题，私下谈论，当面戏谑。大概李秋君亦早就“坦承不讳”，以张家未来的“八少奶奶”自居了。哪知晴天一个霹雳，举目竟有山河之异，试问李秋君如何下场？
诚如张大千所说：“李府名门望族，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做妾的道理。”然则李秋君应该持何态度，亦就是何以自处？她不能表示失望，倘有此表示，便会有人觉得她可怜，而他人有此反应，对她来说便是屈辱。同时，必然还有人会劝她，将张大千抛开，为自己的终身另作打算——这更是一种屈辱，仿佛不相信她对张大千是一片贞情。为了维持她的自尊心，唯一的自处之道是，付之泰然。此心此身，早付大千，因为一种无可克服的障碍而不能结合，犹如居孀，则但有守节而已，不过到底不是丧失，无需悲戚。
她这种心态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要谈到民国初年，影响闺阁极深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叫作《玉梨魂》，作者徐枕亚。我看过《玉梨魂》及徐枕亚的另一部小说《雪鸿泪史》，事隔多年，恐记忆有误，且引用陈定山《春申旧闻》中《状元女婿与鸳鸯蝴蝶派》一文的介绍：
“那是民国初年上海流行的一种文言小说。他引用秋水轩尺牍、平山冷燕的笔法，集合了种种**的四六文句来组织他的故事，内容是说一个寡妇，爱上了教他儿子读书的教书匠。时林琴南用古文来译英国小说，一般读者都感觉艰深，对包天笑、黄摩西用白话来译小说，又觉得太洋化，对于徐枕亚的四六文言，乃大起好感。”
《玉梨魂》之能风靡一时，除了文字的所谓“哀感顽艳”以外，主要的还是内容上的迎合潮流。寡妇钟情于有妇之夫，只要此念一动，在道学家即认为“大逆不道”，徐枕亚否定此一观念。但《玉梨魂》中的男女主角，不及于乱，此又合乎“发乎情，止乎礼”的孔孟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