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由颐和园到青城山
自民国十三年“首都革命”溥仪出宫以后，慈禧太后移用海军经费所建造的颐和园，由小朝廷的“内务府”移交北京市政府接管。当时园内住着好些过气的名流，如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等人，此辈在政治上已难发生作用，但是社会地位及“老交情”犹在，一时无法请他们乔迁，索性订定一个租赁的办法，让他们合法居住。但此办法是不大公开的，要熟悉门径才能享受这一份晚清亲贵所未享受过的居住权。抗战以前，张大千是园中的房客，所住之处名为“听鹂馆”。听鹂馆在排云殿之西，乾隆年间为听戏之处，慈禧重修，保留原来的名称及格局。后来重修德和园的大戏台，听鹂馆的戏台就闲置不用了。
其时溥心畬亦住在颐和园，与张大千常相过从，合作山水人物。“南张北溥”的名声，即大盛于那几年。
七七抗战爆发时，张大千正由四川扫墓祭母后到上海，听从叶恭绰的劝告，赶回北平，打算接眷南下，哪知一到北平，误信了汤尔和的话，几乎陷在北平。
汤尔和是杭州人，清朝末年留日学医，参加了革命，民国十一年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至王宠惠组阁时真除[1]，以后又担任过顾维钧内阁的财政总长。他从日俄战争期间开始，就是亲日派，张大千却不甚清楚，只以为他对日本方面的消息很灵通，想从他口中获知北平的处境。汤尔和开口就说：“北平安如泰山，绝无问题。”
那时张大千的家眷已迁入城内，只以时当酷暑，张大千想在颐和园避过一个夏天，秋凉动身。就这畏热躲懒的苟安之一念，为他惹来极大的麻烦。
不过汤尔和倒也不是有意欺骗张大千，或者故意作乐观之论，实在是当时华北军政最高负责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态度，会使人产生错觉之故。
当“七七事变”发生时，宋哲元正回山东乐陵原籍。他七月十一日才由乐陵抵达天津，第二天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局部冲突，希望能作合法合理的解决。这与日本军部所宣传的“地方化”“就地解决”“不扩大”三原则态度一致。同时，宋哲元对外虽表示不接受日本任何条件，事实上已达成一项停战协议——七月九日下午，原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到达北平，会同日本大使馆专驻北平的武官今井武夫，向二十九军四要角之一的北平市长秦德纯提出四项条件。第二天谈判移往天津进行，中国方面由二十九军另一要角天津市长张自忠与桥本、今井谈妥三项条件：第一，二十九军派高级军官道歉；第二，处分在事变中负责任之军官；第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七月十一日，宋哲元抵达天津后，认为这三项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当时完成了调印手续，这个协定便生效了。汤尔和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之一，对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敢向张大千做此保证。
但是，他听说张大千预备迁回颐和园，却似有不甚赞同的神色——原来汤尔和与一批久住北平、做过晚清及北洋政府的官僚，私下已有了一个打算，万一双方交涉破裂，战端重起，他们将以保护文化古都勿受战火摧残为名，要求二十九军撤退。他们相信宋哲元将会接受，南京政府也会谅解，但北平城外就很难说了，所以他有些为张大千担心。
张大千哪里晓得他还有这样一番心思。而且看连日报纸，揣测宋哲元对各方面的谈话，都表示这是个地方性的冲突。此外又有两件事，更足以为宋哲元的谈话做有力的佐证。这两件事，一件是宋哲元七月十五日通电全国，感谢捐款劳军，电文中说：“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勤，捐款则概不接受。”
另一件事是，南京政府决定派孙连仲等四个师增援华北，而宋哲元的意思，不必派军北上，显示冲突不至于扩大。张大千总以为这一次的事变，也像过去的“张北事件”“丰台事件”[2]那样，很快就会平息，所以放心大胆迁回颐和园去避暑。两天后的星期六，张大千照例进城，听了程砚秋的戏，住到星期一回颐和园。出城前，他又去拜访汤尔和，打听最新的消息。
汤尔和仍旧保证，绝无问题，但听说张大千要回颐和园，表示最好不要出城。张大千心想：颐和园是北平的一部分，北平没有问题，颐和园当然也不要紧。因而没有听他的话。
这时是七月二十六一清早，而局势的大变化正就在这天。原来宋哲元先只当是小规模的冲突，可以用处理地方事件的模式来解决，及至七月十九日回到北平，他由络绎涌到的情报中研判，始逐渐发现真相。桥本与今井提出停战协议的交涉，所以能很快地达成协议，根本就是一条缓兵之计——因为当时日本华北驻屯车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殁，日本派原任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接替。他于七月十二日始到达天津，一方面需要了解全盘情况，另一方面又要办田代的丧事，为了获得几天平静的时间，才同意了在宋哲元认为可以接受的停战三条件。
七月十六日宋哲元借参加田代葬礼之便，与香月清司第一次见了面。在日本方面解释，这就是执行停战协议的第一条：二十九军派高级军官道歉。宋哲元亦不否认，但说是相互道歉。而且此项停战协议在七月二十一日呈报南京政府后，次日即获得批准。看起来仿佛真的没有问题了，哪知七月二十三日的一个情报，改变了宋哲元的想法。
这个情报是：日本已派遣八个师团约十六万人，在驶华途中，并已有部分到达。随后又有另一个情报：日本的第一支运输船队，已悄悄在塘沽卸下十万吨的军用品。
当张大千在开明戏院欣赏程砚秋的《荒山泪》时，宋哲元正与南京政府所派的参谋次长熊斌及国民党的代表刘健群彻夜密谈。宋哲元终于对南京政府的决策有了全盘的了解，决定完全依照蒋介石的命令行事。
七月二十五日夜间，爆发了“廊坊事件”。廊坊是平津之间的一个小站而地位重要，日军借口修理军用电线占领了廊坊车站。交涉没有结果，发生军事冲突，日军有空中支持，驻军被迫退至黄村。这是张大千回到颐和园以后的事。
因为如此，颐和园的气氛与张大千星期六进城时大不相同了。传说日军要炮轰颐和园，又说要用毒气瓦斯，保安队向住在颐和园的七十几家人家，挨户通知如何将大蒜捣碎，用毛巾浸水防毒。同时，由于广安门发生射击事件，颐和园去北平的交通也被隔断了。
这一来，住在颐和园的人才知道大祸快临头了。颐和园的目标太大，鉴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往事，他们都认为绝难幸免，七十几家人家，纷纷逃散，最后只剩得两家。一家是有名的军事学家、云南的杨杰，一家就是张大千。
其时东京参谋本部已对香月清司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同时遣派三个师团，包括驻广岛有名的第五师团在内，增援华北。七月二十八日黎明，由原属关东军的铃木混成旅团及日本陆军最精锐的酒井机械化旅团，加上飞机三十架，向驻守南苑、西苑、北苑的二十九军发动猛烈攻击。二十九军不料日军会突然发动大规模攻势，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南苑的战况尤为惨烈，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均在此役阵亡。
当炮火震天时，杨李两家四个大人，六个小孩，躲在听鹂馆的戏台下面——听鹂馆戏台两层，上层名为“凤翔云应”，下层名为“来云依日”。但“来云依日”之下，还有一层隐于地下。有些整本大套的所谓“大戏”，如“地涌金莲”“罗汉渡海”等等，角色多为神佛仙道，或从天降，或自地出，所以地下的那一层亦很宽敞。但作为避难所而言，除了躲避轰炸或炮击以外，并无用处；反而因为地下开有五口大井，发生了聚音的作用，由炮声所带来的惊恐，更甚于平地。
这天晚上，张大千听得头上马蹄奔腾，彻夜不停。原来宋哲元打算坚守到底，中央及全国民众亦都如此希望，可是地方人士不愿文化古城化为灰烬。这天下午，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人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召开紧急会议，终于决定由张自忠以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的名义，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当夜九时，宋哲元偕高级将领多人，经由西直门、三家店，绕道长辛店，秘密离平，移驻保定。除了刘汝珍的步兵旅以外，二十九军其他部队亦皆撤退。一夜不停的马蹄声，就是由此而来的。
第二天，日本人露面了。张大千派他的会说几句日本话的长子张心亮设法躲过日本兵，骑脚踏车去打电话，向城里的一个开洋行的德国朋友海斯乐波求援。几经周折，总算在约摸一星期以后，由海斯乐波用挂着红十字会标志的汽车将他们全家送到了城里。
其时北平、天津都已成立了“维持会”，天津的维持会会长是北洋政府时代曾为曹锟主持贿选的高凌霨，北平则是早年做过“九门提督”的洪宪余孽江朝宗。但在江朝宗之上，有个实际上管理北平市政的日本人，名叫喜多骏一。
此人是个陆军少将，原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七七事变”以前担任日本驻华武官，最近才调到北平，名义是特务机关长。他的任务除了当江朝宗的“上司”以外，主要的是协助恶名昭彰的日本特务首脑土肥原贤二，组织伪“政府”。这个伪政府定名为“华北临时政府”，首脑人选属意两个人，一个是段系要角，有名的亲日派曹汝霖；另一个是当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一度由日方推荐，而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席的王克敏。
曹汝霖虽是北洋官僚，但他亲日而实未卖国，从蒋介石迎段祺瑞南下后，段系人员除了像缺乏国家观念的梁鸿志之流以外，都受到南京政府的谅解与尊重。蒋介石在两年以前，且曾特邀曹汝霖上庐山，征询对日外交政策的意见，他深知蒋介石坚决抗日的意志，蒋介石亦深信他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出卖国家民族。此时是他接受考验、表明心迹的紧要关头。他倒是把握得定，土肥原来也好，喜多来也好，他都用“唐花”自喻——一出了温室，便会枯萎，表示健康状况不许可他出任烦剧而坚决拒绝。
结果是一向狂嫖烂赌、生活糜烂而债台高筑的王克敏下水了。“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于十二月十四日，下设“立法”“行政”“司法”三院，汤尔和是“立法院委员长”兼“教育总长”。北平特务机关改组，称为联络部，喜多骏一仍旧担任部长。